文献

最好的婆媳关系就是没关系？

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新乡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左右，是京山农村婆媳关系的一个显著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婆媳关系趋于平静，婆婆接受现有秩序安排，双方吵架次数减少。但是，儿子、媳妇开始不养老，并将老人赶入绝境，因绝望自杀的老年人增多。

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加剧，农民都卷入了村庄的社会性竞争，这一时期，家庭核心化是主要趋势。农村分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全面，不仅要全分老人的家产，而且将老人本人也分了。从这一时期开始，最小的儿子结婚后跟老人住一两年时间便分家，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一结婚就分家。独子分家十分普遍。所以，老人无论多大年纪，都是单过。家庭的核心化到1990年代已经彻底完成，其表现是核心家庭为了小团体利益、为了小团体在社会性竞争中不至于失败，宁可牺牲老人。老人的地位此时一落千丈，被彻底甩出村庄社会。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要下地干活才有饭吃。动不得的老人则由儿子赡养。有扯皮的兄弟就根本不赡养，都指望其他兄弟完全赡养老人。老人不能自己动手做饭后，就由儿子送饭，即使在一个屋子住，老人也不上桌。

2000年以后，形成了新型婆媳关系：婆婆为媳妇着想，媳妇也对婆婆有好感，相互体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成家的子辈，进入新世纪至今陆续做了公婆，他们吸取了父辈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在情感上极力“讨好”子辈，特别表现为婆婆竞相讨好媳妇。他们这一代人的优势，一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定的积蓄，不仅能为子女娶上媳妇，而且还鼎力资助儿子谋划发展，建房或买房，做公婆之后仍能为子女效劳；二是这一代人生育很少，一般一个儿子，因此不存在偏心与否，也不存在照顾不过来的现象，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独子。情感往往是相互的，子辈亦能在情感上对父辈有所回应，我们看到现在20多岁的媳妇与婆婆的关系确如母女，亲密无间。

突围“摩尔定律陷阱”—中国芯片产业破局之路

李寅高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

回顾中国发展芯片产业的曲折道路，我们发现造成当下困境的也有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线众所周知，是我国在芯片产业发展中不断重复“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始终无法追上摩尔定律设定的节奏，更难以在关键技术上摆脱对国外的依赖。在后全球化时代，随着技术引进变得愈发困难，如何走出这个怪圈就变得更加迫切。

较少受到关注的，是支撑先进技术进步的市场发展这条暗线。冷战时期东西方对立，中国被隔绝在世界分工体系外，加之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孕育出足够规模的半导体市场，无法支撑起独立的先进芯片产业。而改革开放以来，居民部门对电视、冰箱、洗衣机这类家电的旺盛需求支撑起国产电器工业，并带动上游集成电路需求，尽管这些需求往往并不需要先进制程即可满足。随着90年代末我国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我国芯片产业按照模块化生产范式发生了重组。芯片工业的全球化模式，虽然带来高投资和高增长，但是也造成芯片投资与国内需求的脱节。例如，在获得美国商务部无限期出口豁免权的2007年前后，中芯的营收有高达80%来自海外市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芯片工业不仅在技术上没有摆脱对国外的依赖，而且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还加深了。结果便是一方面国内新兴电子工业系统巨头不愿意使用国产芯片，另一方面国内芯片制造商只满足于作为跨国公司中低端芯片的外包选择，更没人愿意使用国产芯片制造设备。

从技术与市场两条线来看，中国发展先进芯片产业的过程中，寻找需求支撑的迫切性甚至要高于生产端单纯的技术追赶。在全球产业链的生产模式中，尽管中国自2008年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但是本地生产长期严重滞后。其中的原因除了一大部分统计的消费实际只是用于组装再出口外，剩下的国内消费中真正能够支撑国产先进芯片技术开发和生产的有效需求，恐怕也寥寥无几。直到中美贸易战爆发，特朗普政府意图切断中兴和华为的芯片供应链以置之于死地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中芯国际近年来的年报显示，其来自中国大陆的营收比率在2018年后快速跃升到50%以上，到2023年更高达80%。然而，这种转变或许来得还是太迟。迄今为止，除了受到制裁的华为在国内生产出采用先进制程的麒麟处理器芯片外，并没有太多例子表明国内厂商对国产先进制程芯片有充分的兴趣和需求。

数字时代的就业风险分配：制度主义的视角

张顺吕风光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

数字技术改变了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基本逻辑，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化革命。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基本视角出发，从失业风险和收入风险两个维度衡量劳动者就业风险，并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降低失业风险，但劳动者收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则快速上升。这一发现可以解释为何近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而整体失业率并未发生明显上升，还有大量劳动者进入互联网新业态、非正规就业数量增加，劳动者职业流动速度加快、收入波动加大等现象。第二，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就业风险的不同维度具有相异的作用效果。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劳动者失业风险，但显著提高劳动者收入风险，呈现高收入高风险特征；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均能显著降低失业风险与收入风险。第三，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三类个体资本对就业风险的制度性作用大体上呈下降趋势，或者说化险性功能有所削弱。这一结论不但能很好地解释“读研、读博热”及大学生入党积极性上升等现象，也与既有研究关于关系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频率上升的发现相一致—为应对数字时代不断加剧的就业风险，劳动者需要更为丰富的个体资本以有效规避就业风险。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深化，社会的风险性特征不断凸显，社会变迁呈现新的特征，但这一趋势一直未得到分层理论分析及其经验研究的支持。本文将风险维度引入社会分层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新维度。第二，本文初步揭示了数字时代就业风险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失业风险向收入风险转化，使得失业风险降低，但同时挤压了个体资本的失业风险化解功能，这意味着个人资本的避险功能相对减弱；同时收入风险增大且分化程度加深，意味着劳动者收入降低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帮助劳动者应对各类就业风险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