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外的孩子，独自长大

人无法避免被自己的家庭塑造。而当父母入狱，家庭随之崩塌，孩子要如何长大？

即使依旧拥有双亲，他们还是慢慢失去一个“家”应有的一切：陪伴、爱与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生存压力、闲言碎语，还有外人异样的眼光……有人要面对父母的突然消失，从此失去家给予的“天然后盾”；有人职业发展受限，必须不断考虑新的方向；有的孩子没有了监护人，流落街头、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死亡。

这个群体隐秘，但重要。2019年，民政部、司法部等十二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将事实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保障范围。这意味着，因父母服刑而失去监护人的孩子，能够获得相应的生活、医疗及教育等保障。2024年10月，民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共有4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

更多的孩子并未成为“事实孤儿”，也同样经历了家的坍塌。父母服刑带来的断裂刻进孩子的命运里，即使等到出狱那一天，也再难扭转。

可生活还在继续，失去家的孩子仍要尝试重建自我。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想要从阴影里挣脱，成为“独立的个体”。有人在包围圈中逐渐迷茫、封闭，也有人在摸索中突出重围，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瓦解

11岁那年的夏天，一场变故彻底夺走了张立的家。

他记得自己那天醒得晚了，可天似乎还没亮。仔细一看，他才意识到自己家的窗前站满了人，里面还有警察。一个警察说了一声：快去给孩子抱出来。有人进来抱他，张立一回头，看见屋里一个男人倒在血泊里。

刚起床的张立还很懵。他没看清地上的人是谁，有人告诉他，“你妈把你爸杀了”。张立完全不相信，混乱当中，他还想找妈妈，但已经找不到了。

张立再次见到妈妈已经是一个多月后，在辽宁开原的看守所里。因为长期的家庭内部矛盾，张立的妈妈在深夜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而张立至今不了解她此举的具体缘由。他只记得，看守所里，妈妈一下子老了很多，家人见面只剩下了哭。

一夕之间失去双亲的张立被交给爷爷抚养。生活条件与过去迥异，“饭都吃不饱”。

家人入狱像一场突然降临的地震，即便孩子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能切肤感受到它引发的震动。

不少孩子完全不知道家人进了监狱。刘颖就没有告诉儿子实情。2023年10月，她的丈夫入狱时，儿子铭泽8岁。孩子爸爸离开后的那个周一，铭泽放学后，是刘颖而不是爸爸接他回家，回到家，铭泽也没有看到爸爸。爸爸去哪儿了？刘颖向铭泽解释，爸爸接到紧急任务，去国外出差了。

在谎言的保护下，一切似乎维持着原样，爸爸只是去了远方。但从细节处，“家”开始瓦解。

铭泽不能打电话给爸爸，只能等待爸爸的来信。一年之中，爸爸的电话打来了两次，铭泽都刚好不在家，来信也不定时，有时候一个月三封，有时候两个月也没有一封。铭泽把很多问题抛给刘颖，为什么不能给爸爸打电话？为什么爸爸的工作没有工资？刘颖必须不断圆谎：爸爸的工作在海上，经常没有信号，即使赚到钱，也不能马上打给家里人。

爸爸在信里说，他要绕地球一圈，然后就会回家。刘颖看到，每天到家，铭泽不会马上进电梯，而是绕去检查信箱，他也经常摆弄家里的地球仪，研究爸爸现在到了哪儿。

一年以后，铭泽第一次和爸爸通了视频电话。聊天只持续了5分钟，爸爸看上去胖了一点点，还说自己已经在戒烟了—过去一年里，铭泽常常在信里叮嘱爸爸不要抽烟。

孩子不知道的是，视频画面里提示的不能录屏、拍照的字眼，还有爸爸身后偶尔一闪而过的囚服身影，都让父母二人感到紧张。视频里，爸爸只露出一个头，还拿着一个老式话筒，铭泽第一句话就问，爸爸为什么剃了光头？爸爸马上解释说，工作的地方太热，每个同事都剪了光头，方便洗澡。

父亲的缺位，同时带走了孩子习以为常的生活。刘颖常常听铭泽提起爸爸，接铭泽回家，他会比较父母两人的开车方式，吃饭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做饭很好吃。过去，爸爸经常陪铭泽一起玩，两个人相处得像兄弟，称呼彼此都是叫小名。现在每次看到好玩的东西，铭泽都要让刘颖拍照寄给爸爸，有什么想做的事，他总会补一句，“等爸爸回来先”。

孩子能够察觉到，家可能不会再完整了。刘颖注意到，在街上看到别的父母带着孩子玩，铭泽会蹲在原地，向他们投去沉默的注视。有一次，铭泽问刘颖，会不会跟爸爸离婚？因为爸爸一直不在身边，感情就会不好。他还说，自己有选择困难症，要是父母离婚了，他两个都不跟，要去跟外公。

有的孩子同时失去了父母，开始在多个家庭之间漂泊。在这些“家”里，他们是外来者，也是边缘人。

周行的漂泊始于他5岁那年。那天他和父母一同出行，途中警察突然出现，把一家人带进了公安局。周行和父母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一个警察带着他玩，而他害怕得一直哭。

父母入狱后，他先是在北京，跟姥姥、舅舅同住，后来又去了山西，和爷爷奶奶、叔叔、哥哥生活在一起。在北京，舅舅没有工作，每天酗酒，发起酒疯来甚至会拿斧头砸门。他一直想赶走周行。而在山西，家里人最初对他也没有好脸色，他们都认为周行的父亲服刑都是他母亲的错，周行也因此成了撒气的对象，“我哥一开始对我态度非常差，老是说恨我妈，（她）怎么怎么坏”。

他也曾被家里人诬陷。当时，婶婶的手机打不了电话，她觉得电话卡丢了，一口咬定是周行偷的。他无法证明自己，着急得哭了出来。后来还是哥哥搞清楚，那个手机其实不需要电话卡，不能打电话只是因为没交话费。问题弄明白了，可最后婶婶什么也没说。

那时周行常常躲进自己的房间。他不敢出门，即使出门也不怎么开口说话，生怕说错了话就会被骂，见到人甚至都不敢打招呼。

另一些孩子可能完全失去落脚之地。最坏的情况下，他们流落街头，一度站在生死的岔路口。有三兄弟年幼时失去父母，年迈的奶奶也无力抚养，带着他们在草原上流浪，其中一个孩子被蛇咬了，差点死掉。另一个家庭的两兄弟则被交给爷爷抚养，爷爷年龄大了，只能种地维生，负担很重。两年多以后，爷爷去世了，当时才9岁的男孩早早地体验到了一种绝望：“父母都离开了，爷爷也没了，这咋整？”

当家庭破碎，生存的寒意过早地向孩子袭来，他们不得不提前背负这个重担。

重压

一个人服刑，意味着家庭失去了一个劳动力，剩下的人要扛起重担，兼顾孩子与工作。丈夫入狱之前，刘颖一家三口的生活虽不算富有，但她从不操心房租和孩子的托管费。现在，刘颖甚至要担忧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几次，她身上只有十来块钱，但托管费还没交，房租也等着续上。次数多了之后，她几近崩溃。

经济压力传导到孩子身上。刘颖的眼里，儿子明显比过去更懂事了。有想玩的、想吃的，铭泽都会先问多少钱。有一次他问妈妈，可不可以去看个电影？知道价格之后，他马上又说不看了。附近新开一家餐馆，刘颖想等发工资了带孩子去“撮一顿”，铭泽也拒绝，撮一顿“钱就更不够用了”。他开始学会分享，托管老师奖励的零食，过去他都是自己全吃掉，现在他会留下几个，带回家给妈妈。

2024年10月，刘颖的前老板卷款跑路，跟着刘颖上班的铭泽，在她工作的店里目睹了警察上门，他知道，刘颖拿不到那个月的工资了。那段时间，刘颖在家都没有笑脸。一天晚上，铭泽问妈妈，是不是不开心？是不是害怕没有钱？他拿来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他平时舍不得吃而特意积攒下来的零食，安慰刘颖说：“妈，不要不开心，我们吃点零食，你喜欢吃哪个你就吃，吃了就开心一点。”

孩子的懂事让刘颖心酸。铭泽才9岁，读小学三年级，刘颖知道，在他的年纪本不该这样。

而那些年迈的老人大都无力赚钱抚养孩子。有人只能带着孩子去亲戚家要米、要饭。周行记得，那时他会坐在姥姥的三轮车上，跟着她一起出去卖水、卖零食，有时候也捡点破烂。另一个孩子最窘迫的记忆是冬天，在东北，他给双脚保暖的方法，是往鞋底垫“苞米皮子”。

杨传文的家从村子里最好的变成了最穷的。过去父母在沈阳城里做生意，给农村的家里添置了电视、农用车和摩托车，这都是别人家没有的。1995年，父亲被杀、母亲服刑后，他和哥哥一年到头只能穿旧衣服，鞋子经常坏，脚趾头从里面钻出来。冬天的厚棉裤总是漏棉花，爷爷不会缝补，杨传文只能自己把洞口补上，“补完事过几天又漏了”。

后来，爷爷去世了，当地政府把杨传文两兄弟送进敬老院。那里的老人家有的疯疯癫癫，有的卧床不起，没有人看护，兄弟俩只能跟着大伙一起吃大锅饭，自己照顾自己。有些老人常年不洗澡，身上的虱子在屋里来回跑，也跑到杨传文的床铺、衣服上，咬得他浑身刺挠。

类似的经济困境普遍存在。2018年，由福建警察学院牵头，针对福建省18个监狱的调研结果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家庭中，42.8%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而在全国范围内，201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44.7%的父母服刑家庭的子女，每月生活费低于200元，72.77%低于500元。

生存问题挤压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有时也反过来动摇家的根基。

一个妈妈患上重度抑郁症，除了给孩子做饭，她几乎提不起兴趣来干别的。她尽量不在女儿面前表露情绪，可最严重的时候，她曾想过带着孩子一起自杀。那时女儿还不到5岁，但似乎已经敏感地察觉到异样。有一天，她给女儿洗完澡，拿着吹风机吹头发，女儿突然跟她说：“妈妈我不想死，我想和你一起好好活着。”

刘颖也会忍不住向孩子撒气。生气的理由有很多，铭泽玩手机时间太长、漏了作业没写，或者是被老师批评，以前刘颖也会责骂，但现在她开始动手打他。有两次，她用上了藤条，铭泽身上被打出红色的痕迹，他很倔，从不开口道歉，只会默默站着流眼泪。

真正让她难以承受的，是独自抚养孩子的压力。为了赚钱，她不敢休息，常常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周末也要带孩子上班。即使如此，现在的工作一个月也只带来五六千元的入账，而因为丈夫服刑，他们还背上了13万元的债务。与此同时，刘颖的朋友、亲戚，甚至父母都远离了她。

刘颖感觉太吃力了，压力已经大得透不过气，“（我）感觉好像已经养不活他，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他”。

有一次气急了，刘颖要赶孩子走。“我不要你了，你爱跟谁跟谁，不要跟我了。”刘颖说完，铭泽在家里站了一会儿，真的开门走了出去。过了十来分钟，刘颖出去找他，看到铭泽一个人蹲在走廊上。刘颖把他拉回来，他哭丧着脸，没有流泪。

孤立与瞩目

在这些被动摇的家庭里，不再有人能分出余力，去保护幼小的孩子，他们必须独自面对欺辱。

邻居家的一个孩子，总是说杨传文“没爸没妈”。杨传文个性要强，把对方揍了一顿。那个孩子的父亲拿着扫帚找上门来，一扫帚就把杨传文打倒在地，又踹了他好几脚。8岁的杨传文无能为力，趴在自己家门口起不来。

周行尝试过向家里人求助。有一次，高年级的“混混”在路上抢走了他的帽子。周行回家告诉了爷爷，但记忆里，爷爷只是回他说，人家为啥只欺负他，不欺负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