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枫：一群女人的事业

红枫又老又年轻。

她的物理载体，如今在北京南城二环内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挨着居民住户，很不起眼，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着“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而精神意义上的“红枫”，在30多年里，已经成为很多女性生命当中的寄托。

1992年，中国第一家非营利性民间妇女组织红枫中心，开辟中国第一条妇女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线妇女解答生理健康、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心理困惑。直到红枫热线开办三年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才让妇女运动、非政府机构（NGO）等概念逐渐为国人所知。

红枫是国内最年长的妇女公益组织，而红枫人也多数不那么年轻了。

现任联合主任吴群芳今年56岁，已经算年轻人，另一位联合主任孙一江今年69岁，理事长卢小飞73岁，在红枫兼职的出纳员70岁，中心顾问侯志明75岁。

她们把大半生献给了红枫，有人是退休之后开始在红枫做公益，拥有第二段职业生涯，像活了两次。

在红枫，有太多故事可以讲。这些故事像一块块拼图，拼凑起红枫的30多年岁月。

这是一群女人的事业。

帮助妇女站立起来

王行娟95岁了。她个子矮小，头发全白，但思维敏捷，声如洪钟。

在红枫中心的办公室，侯志明跟我说：“你一定得见见王行娟老师，这是我们妇女公益事业的泰斗人物，就算你不采访，你也该去见她一面。”

王行娟和红枫的故事从1988年说起。那一年，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离休，并见证了两件大事的发生。

一件是国务院在13个省区市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把厂矿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剥离出来，而被剥离的职工当中，约70%是女性。一件是国家实行领导干部差额选举，大批女领导女干部被“差”下去，甚至社会上开始重提“女人祸水”“牝鸡司晨”的老调，“如果女人不站起来呼吁、呐喊，那么新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就会得而复失”。

1988年，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全年12期开辟专门的版面讨论一个问题：“回家潮”中下岗妇女的出路在哪里？

杂志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城市妇女，早上先给一大家人做饭，自己再去上班，下班回来洗衣、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她形容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被下岗之后，她以为自己可以不这么累了，但是丈夫开始说她“吃白饭的”，她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几次想要投河自尽。

王行娟感到自己有必要做些什么。“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这些妇女站立起来，首先是思想意识的改变，建立她们是社会主体而不是客体的思想，所以后来妇女研究所的章程上有一句话：唤起妇女的主体意识，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个体，有尊严地生活。”

1988年2月，王行娟邀请了自己在妇联系统里相识的女性学者和媒体人到家里开会。午饭由媒体人侯志明掌勺烹饪她拿手的炸酱面。这场被戏称为“炸酱面会议”的会面，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公益民间组织—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

这就是红枫的前身。这个组织一开始以研究为主，做调研、写报告、给妇女干部讲课，专门研究妇女问题，比如女性参政。因为经费不足，王行娟还曾租下一个柜台，摆摊卖妇女用品，半个月只赚了三百块钱，还付不起临时工半个月的工资。这件事后面几届红枫人都知道，笑称为“红枫走过的弯路”。

当时所有的求助几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丈夫下海了，去了海南，去了深圳，去了珠海，他挣了钱就有了小三，他富裕了就要跟我离婚。

在妇女研究所时，王行娟一直觉得，广大的妇女群众看不懂自己的研究、不知道自己出的书，她觉得自己离她们很远。她一直想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接近她们的生活，影响她们的行动。

经历4年摸索，1992年，与全球妇女基金会的一次交流当中，王行娟受到启发，“开通一条妇女热线，直接和妇女对话，我只需要租下一个房子，订几部电话，招揽一批志愿者，我就可以服务全国的妇女”。

1992年9月2日，红枫妇女热线开通。几年后，机构更名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王行娟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让弱者变强的方式，“我们不是依靠别人，是依靠自己，妇女自己教育自己，妇女自己研究自己，妇女自己帮助自己，走自我教育、自我觉悟的道路，触动人的灵魂，改变她依靠和依附的心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往往是很多男性在时代前沿做弄潮儿，而女性却搁浅了。一个个失落的妻子、女友、女儿、母亲打来电话，据红枫第一批心理咨询员李洪涛回忆，当时所有的求助几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丈夫下海了，去了海南，去了深圳，去了珠海，他挣了钱就有了小三，他富裕了就要跟我离婚。

与此同时，红枫的接线员们在种种离婚、出轨、下岗的叙事里，频繁捕捉到同一个关键词：暴力。

热线开通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社转介过来一个求助者，她被丈夫打得无处可逃。类似遭遇的妇女不断找到红枫，她们彷徨无助地对电话线另一头的陌生人提问：他打我，我还能跟他过下去吗？我不能离婚，怎么才能让他少打我两回？

那时候，全社会对家暴几乎没有认知，普遍的观念是“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清官难断家务事”。

1994年，红枫写出中国大陆第一份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报告。1998年，红枫出版中国大陆第一本反家暴案例集《围城内的暴力—殴妻》。2004年的妇女节，红枫开通“反家暴专线”。通过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渠道，红枫多次建议在《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增加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为推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红枫作为国内第一批获得联合国世界理事会批准的民间组织，获得全国妇联的许可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妇会。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僵局，“我们政府对于美国代表团是非常疏远的”，而王行娟在会中突然接到白宫的电话，说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想来参观妇女热线。王行娟吓了一跳，马上请示外交部。

这件事给红枫带去了不小压力，机构和王行娟本人都经历反复考察。后来随着中美关系缓和，社会环境松动，王行娟接到通知，“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有益于社会”。

1996年，王行娟正式注册了“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王行娟的想法得到了实现。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女性，因为同一种命运，通过一根电话线，与红枫的志愿者、接线员们联系在了一起。

找到女性的能力和价值

侯志明是红枫的第一期志愿者。

见面那天，她戴了一条红围巾，气色很好，看不出已经75岁。春节前，红枫开年会，给侯志明的颁奖词是：老当益壮志高远，不需扬鞭自奋蹄。

侯志明带着记者在书架上翻翻找找，找到一本就牵出红枫的一件往事。

我建议她坐下说，侯志明一挥手：“我这么大的岁数，平时站着做培训，三个小时都不算什么。”

她递给我一本《红枫心理咨询案例选》。这些案例都是活生生的人生，是妇女滚烫的眼泪，甚至是她们流的血。

“有个案例，（这位妇女）20多年前搞对象的时候就找过我们，当时就问我们，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谈对象，现在结婚20多年了，还在问我们要不要离婚。（她）大学本科毕业有专长，但是一直当家庭主妇，只能伸手要钱，原来她还用离婚威胁对方，现在男方动不动就开家门说‘你给我滚蛋’。”

丈夫嫌弃家庭主妇，嫌弃得理直气壮，因为他觉得妻子在家里闲着，而接送孩子辅导功课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被男性认可，因孩子产生的高消费也不能被男性理解，然后，暴力发生了。

“一发生暴力，她（妻子）就顺从了，俯首帖耳了，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自卑，那我会说，咱们第一步是不是能先去找个工作。”

这样的案例如果放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必定会引来“劝分”的建议，但是侯志明认为，“分”和“离”都是说起来轻松，但这样的建议有时并不专业。

这样的案例如果放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必定会引来“劝分”的建议，但是侯志明认为，“分”和“离”都是说起来轻松，但这样的建议有时并不专业。

“人人都说咱不受这气，大不了离婚，可是很多受暴妇女的人格已经萎缩了，她无法跟对方平等地谈离婚。她敢跟对方要抚养费吗？一句话没说对方的巴掌就扇过来了，而且对方嫌弃的眼光让这些妇女根本没有底气和胆量要求自己的权益。”

家暴现象中，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男性为什么施暴，另一个就是为什么女性难以离开。身处其中的女性，有时候没办法一步就跨这么大，在那之前，她们应该先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所在。“在反抗之前，她得先明白一点：原来我还有点能力（或者是价值）。从来没跑过步，已经衰竭到迈步都困难了，让她一下就去马拉松，她跑不了。”

在侯志明的经验里，“来到红枫求助的妇女，大多数都是忍无可忍才来的，也有一小部分是忍了一段了，有点迷茫，还想跟他继续过下去，来问怎么办”。

如今，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家暴”似乎已经不再是陌生词汇，但是对红枫来说，推进反家暴宣传和援助依然很困难，资金、场地、专家支持，要接触都难。

去年快到妇女节的时候，红枫到处跟街道联系，主动提出宣传反家暴法，街道就说“我们这没有家庭暴力”。侯志明看出了他们对家庭暴力缺乏了解，“就是觉得家庭暴力一定是厮打，打出动静来，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但是实际上冷暴力、精神暴力、语言暴力、经济控制……这些都算”。

以“草根NGO”的身份把一些事情做成很难。1992年，侯志明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至今仍在红枫担任顾问、心理督导，她已经在这里过了半生时间。

先爱自己，才能爱人

2001年，吴群芳来到红枫，成为第十期志愿者中的一员，接受了长达66天完整的志愿者培训。

当时她是保险公司的培训师，经历了生活变故，又从外地被分配到北京，举目无亲；到了红枫之后，办公地点在东四一个废弃车间里，四面透风，可是吴群芳却跟志同道合的伙伴找到了家的感觉。

红枫的招牌项目是心理援助热线。如果说接听电话、提供帮助是“挽救”和“治疗”，吴群芳最终选择去做心理知识科普，她称之为“治未病”。这是中医里的一个概念，“如果前期科普做得足够好的话，其实很多人不至于再去进行心理求助”。

在女性议题上，“治未病”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她们“爱自己”。

吴群芳解释：“一个人只有好好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很多时候一个人处于爱的枯竭状态，她可能特别想爱别人，但是给不了别人爱了，就像你的水杯如果是空的，你要倒给别人水是倒不出来的。这个时候人就会打着爱的旗号，其实在索取爱，甚至去伤害别人。”

红枫有一个六字方针：温暖、陪伴、赋能。其中“赋能”一词的题中之义，就是为女性注入爱的力量。

“我们有关于妇女就业生计的机会可以介绍，比如说你会打字的话，你可不可以去做文秘？要是文化程度比较低，你能不能做保洁、做家政、做护工？你暂时没有地方住，那你先去住比较廉价的青年旅舍。”让女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能够占有生产资源和生产机会，就是一个为女性赋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