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海，超越悖论

作为从2014年就开始休学创业的“90后”，梁优是在中国“双创”风潮中被筛到了最后的人。

当年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挤满了跟他气质相似的青年，信奉自由、平等、理想主义，试图在传统商业的规则中走出一条新路来。但十年过去，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理想主义没法当饭吃，流于一纸空谈。

但梁优没有放弃，并且至今仍然信守着理想主义精神，试图去回答那个最难回答，却关涉商业本质的问题：现代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到底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的价值留下空间？

如今，当“倦怠时代”来临，写字楼里挤满了疲惫的打工人，这个问题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人人都渴望寻求一种解法，一种能够保全尊严而不被仅看作商品的可能性。

而梁优在2019年创办的跳海酒馆，成为了他去寻求解法的工具，成为了一艘试图冲破现状的船。

他们已然取得的成就，正在创造出全新的经验：创业者们曾经畏惧会瓦解商业价值的那些与“人”相关的因素，最终有可能成为捍卫价值的存在。

悖 论

2023年劳动节结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当陈怡帆坐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看着前老板慢悠悠开始沏茶的时候，她心里直发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在此之前，她刚刚给他发送了一篇长信，里面写着，“经过考虑，我打算向您提出辞职”。而此时距离她入职这家日化用品公司还不到三个月。

“你离职之后准备去找什么工作？”他终于抬起头来。

陈怡帆从小就怕老师，怵领导，但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最后的审判。她说，如果之后找不到别的工作，她可以去捡垃圾，“但是我就算捡垃圾，我也不要像这样工作”。

前老板似乎觉得她的回答很可笑，语气里带着嘲讽说，你以为你很朋克吗？

这一年她23岁，还很年轻，但已经见识过真实的职场。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她遭遇过男主持人的性骚扰，对方在饭桌上公然向她提问，包养你一个月要多少钱。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3C数码公司，她被要求给女上司买了四个月早餐，对方只为此付过50元。工作越换越令人绝望，等到日化用品公司的HR问她为什么想要辞职的时候，她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好像一条狗。

在这里，“团队文化潜规则”成为成文规定，被写进手册里：休假不能不接电话，不能以休假为借口不处理工作；员工必须学会解读老板的信件和熟读潜规则，每周对此进行思想测试；惩罚员工的主要方式是做俯卧撑，惩罚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迟到1分钟、叫错同事的花名、PPT出现错别字等。

“第一周，我思想测试不过关错了三道题，拉低了部门的平均分，连累整个部门每人30个俯卧撑。十来个人趴在地上，安安静静起起伏伏，最后视频被上传至公司大群，作为‘奖励’的证明。刚开始我因为新奇点开过几次，后来再不敢点开—某一天起，我意识到我自觉趴下的样子，好像狗。”

后来，她开始吃不下饭，无法入睡，每到上班前、开会时、看到消息框里弹出大家做俯卧撑的视频的时候，她都会干呕。

现代职场秩序对人的异化似乎是无限的，为了抵抗这一切，她甚至求到了菩萨跟前。在峨眉山脚下的报国寺，她曾买下480元的香火去求普贤菩萨。在严谨地报上她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和现居地以后，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请给我一份把我当人看的工作。”

在严谨地报上她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和现居地以后，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请给我一份把我当人看的工作。”

2024年1月，我问陈怡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与你内心的信念相符？她说，不要为了钱没有尊严，不要欺骗，不要做虚假的东西，我在做的工作不要是压迫别人的。

龙年春节，距离她入职跳海酒馆已经过去了半年，她终于回到峨眉山，向普贤菩萨还愿。

谢谢菩萨，她说，我找到好地方了。

在为期两个月的采访里，我向许多跳海员工问起，你喜不喜欢在跳海的工作，得到的回答大多都是毫不犹豫的肯定。“喜欢”这个词在我与他们的谈话中高频出现，关涉到各种各样他们在其中感到被尊重、被认可、被喜爱、被支持的瞬间。

放弃了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岗位加入跳海市场部的任玥描述，这是她所从事过的工作中“唯一一份契合我价值观的工作”。

在大厂，她感到自己是被标签框定价值的工具，请假回学校写论文，团队领导说“玥玥怎么敢请假呢”“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岗位很多人排着队等着（做）”。但在跳海面试的时候，她喝着啤酒跟负责人聊天，对方关注的不是简历和数据，而是关于任玥自己。“我为什么是我？我对自己的肯定在哪里？作为一个人，我的坚定和骄傲在哪里？”

从日化用品公司离开后，陈怡帆被朋友约去深圳的一家跳海酒馆喝酒。那天夜里，深圳跳海的主理人赵梦玫也在店里，她陪陈怡帆一起玩游戏，把露营椅架在滑板上面，人坐上去用杆子撑着滑板在地面上“划船”。陈怡帆听赵梦玫说，他们的客人会就此进行“划船比赛”，她的眼睛亮起来，竟然有人会用这个游戏来比赛啊。她兴奋地笑出声，“好无聊！好喜欢！”

我曾问起当初面试陈怡帆的两位跳海员工，当时为什么选择她成为你们之中的一员，他们告诉我，是因为“她的眼睛里面有光”，以及“她的骨子里面有股反劲儿”。

2023年秋天，陈怡帆前往北京密云参加跳海内部一场为期两天的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跳海的二十多个核心员工聚在一起，讨论公司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接下来该怎么发展。

和他们一起开会的还有一只名叫“昌平”的小土狗，以及一只名叫“值得”的约克夏犬，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北京跳海的主理人和跳海运营中心的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值得”会成为现场秩序的强力破坏者，它总是绕着会场跑来跑去，每当跳海创始人梁优开始讲话，它就汪汪大叫，梁优只能停下来，等它叫完了再继续。

那是陈怡帆第一次见到梁优，在跳海，大家更习惯叫他“梁二狗”。她记得第二天会议开始得比较晚，梁优为此向大家道歉，说今天我们快点讲，不要耽误了吃晚饭的时间，不然一会儿你们又要骂我。

在跳海，梁优经常挨骂，这不是个秘密。

在投资人口中，他是个本质没有改变的理想主义者；在客人的记忆里，他是店铺开业的时候会举起啤酒跟大家一起高喊“跳海牛逼”的人；北京跳海 village店长王卓越说梁优是罕见的那种会经常主动跟人拥抱的人，而且是把下巴放在你肩头上的那种，他感觉梁优是在用拥抱表达关心，但还是会撇嘴表达嫌弃，并骂梁优一句“狗男人”。

这个否定答案背后暗藏的悖论，揭示了现代企业在规模化扩张和捍卫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更多的时候，梁优被形容为一个“情绪化”的人，并为此挨了不少骂。

陈怡帆记得，在密云的会议上，梁优以近乎“恳求”的态度，请求被戏称为“跳海纪检委”的市场负责人周宇玉，以后别在朋友圈公开骂他。但周宇玉觉得，老板本来就是权力的上位者，所以你挨员工骂是应该的。

而梁优对此的回应是，那以后可以私下骂嘛。

在某些层面，跳海提供给员工的，似乎已经是最大限度接近理想化的工作。它具有一种罕见的特质，使得它突兀地伫立在商业世界的众多玩家之间。

在跳海，讨论员工开除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矛盾会集中在“程序是否正义”上；在讨论应不应该给明星或者大厂员工折扣价的时候，辩论的焦点是“主体性问题”，以明确“人的身份”更重要还是“人”本身更重要；还有更棘手的问题，比如怎样才能让女性主义真正在酒馆之中落地，负责人为此已经挠头三个月，只为了能够想出一个真正可实践的方案，去保障女性员工和女性客人的权益。

但混沌与理想主义同在。

采访进行到中期，在不断询问“你喜不喜欢在跳海工作”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否定答案。而这个否定答案背后暗藏的悖论，揭示了现代企业在规模化扩张和捍卫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聂艺博在跳海负责全国各地的店铺运营，他毕业于金融专业，先后供职于百度、字节跳动、快手等互联网大厂。在进入跳海一年后，他凭借出色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了职级“三连跳”，成为决定跳海命运的战略关键人物之一。

2024年1月25日，在北京跳海安定门店，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以很低的声量和干脆利落的态度回答我，他说，我不喜欢跳海。

“因为它终归还是一个商业体。它既然是个商业体，就必须尊重商业规律。”

屋 檐

跳海的天使投资人Mable坦陈，四年前梁优找到她的时候，她没想到跳海可以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那时候新冠疫情刚刚开始，跳海尚且只是一家开在后海胡同里的小酒馆，室内面积仅有45个平方。梁优想要扩大规模，不愿意去找机构投资人，因为料定机构会认为跳海不是一门可以形成规模效应的生意，无法从中获取高倍回报。

然而，在疫情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极限考验中，跳海不仅活了下来，还逆势在全国各地开出了二十多家门店，显示出与下行周期相对抗的强大韧性。

2022年夏天，跳海安定门店投入运营，创造出了当年北京线下消费场所的一次现象级开业事件。北京跳海主理人滕子剑记得，开业后的前三天，来店里喝酒的人灌满整个三层楼的空间，客人们甚至挤上了邻居家的灰瓦屋顶。

与此同时，安定门店的热度顺着北京市酒馆排行榜一路爬升，迅速拿下了第一名。

2023年，依旧是夏天，在上海平武路38号，跳海交出了他们挺进上海市场的第一张答卷。开业时，跳海联合创始人崔志浩心中暗悔，“铺子选得太小了”。客人们不仅挤爆了面积55平米的店铺，还浩浩荡荡地占领了门前将近百米的整条街道。

当时，崔志浩恰好赶上万青在上海的演出，夜里的演出结束后，他们叫了辆大巴车，把所有想去跳海的朋友一车拉到了店门口。等到抵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店铺已经在警察的要求下强制打烊。不仅如此，由于跳海同时带火了街上其他酒馆的生意，于是方圆一公里内所有酒馆以及小公园都被警察清空，理由是避免大家扰民。

因此，跳海在上海开出第一家店后的三天时间里，整个平武路街区都在深夜11点前陷入寂静。

四年时间里，跳海逐渐成为一片越来越宽阔的屋檐。在它不断伸展臂膀的过程中，更多和梁优气质相似、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加入了这家创业公司，他们共同定义了如今的跳海。

在很长时间里，跳海区别于所有商业组织的显著特征在于，这里只有奖励机制，没有惩罚机制。

该如何形容这帮奠定了一家公司底色的年轻人？

在持续不断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常规秩序中的“脱轨者”。

滕子剑是梁优口中真正的“公路嬉皮”，他不愿意信奉什么“主义”与“知识”，认为人的成长最终是要“找到你自己”。大学时他曾和朋友用筹来的5000元买下一辆五菱面包车，从兰州出发环游了整个大西北。在路上，他们睡帐篷，洗天浴，“接受大自然的再教育”。后来，这辆面包车被他的朋友一路开到了罗马。

周宇玉形容自己是个“在问题的真空中去讨论绝对值”的人。上大学的时候，她就读于小语种专业，由于老师上课需要不断查字典，使得她对学科丧失了基本的敬畏之心。她决定对这种教育体系拒绝到底，最终没能拿到学位证书。毕业后待业在家两年，等到终于肯走出房间的时候，跳海接纳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