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悲观

2003年，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过：“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他指出，两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资本主义被视为既具有破坏性又不可逆转。对后资本主义未来可能性的信心减弱，滋生了深刻的悲观情绪。

这种普遍的绝望，让人想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发表的《我们孙子孙女的经济可能性》一文，文章警告人们不要出现“两种相反的悲观主义错误”。首先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情是如此糟糕，除了暴力变革之外，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第二种是反动派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结构“如此不稳定，我们不能冒险进行任何实验”。

为了回应他那个时代的悲观情绪，凯恩斯提出了另一种愿景，预测技术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时代。他认为，在一个世纪内，持续的技术进步将使生活水平提高到1920年代的4～8倍。这将使他这一代人的孙辈只要工作祖辈工作时长的几分之一即可。

凯恩斯广为人知的短期就业理论，是这个更大的技术乌托邦愿景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产能全开的经济是从必要到自由的最快途径。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凯恩斯所关注的经济“疥癣之疾”就会变得多余。然后，我们的注意力可以转移到“心腹大患”上，即“生活和人际关系、创造、行为和宗教”问题。

像凯恩斯一样，马克思对未来的愿景声援了有教养的业余爱好者，这是传统上为贵族保留的角色。但凯恩斯和马克思对如何战胜资本主义“怪物”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这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解释。对凯恩斯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上的变形，它以清教主义为载体在西方文明中传播，一旦不再被需要，它就会自然消亡。在一个富足的时代，“对作为一种财产的金钱的热爱会得到恰当的承认”，这是一种“有点令人作呕的病态”。

相比之下，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相反，他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其中资产阶级垄断了土地和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统治地位使资本家能够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唯一可销售的商品就是他们的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简单地消亡；它必须被推翻，但不能在它的创造潜力得到充分实现之前就推翻它。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受到玛丽·雪莱1818年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显著影响。另一个灵感来源是歌德的《浮士德》，其中梅菲斯特被描绘成上帝救赎计划的勤奋执行者。

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悲观比凯恩斯在1930年发现的悲观更深刻。左翼革命者仍然渴望资本主义垮台，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他们从未提供一个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激进右翼”，以怨恨和沙文主义为特点，但缺乏对和谐未来的连贯愿景。双方似乎都无法提供光明的出路。

正是救赎愿景的缺位，维持并部分定义了当今普遍存在的悲观。凯恩斯和马克思相信机器的解放力量，但技术现在被广泛视为一种威胁。同样，凯恩斯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自然反抗其剥削之前早将崩溃；而我们现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威胁，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成功希望渺茫。最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民主制度取得有意义进展的能力的信任正在迅速削弱。

但鉴于资本主义的末日并不在眼前，问题仍然存在：我们该向何处去？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