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课”里的师生博弈

就读于一所“985”院校，王军却常感觉身处“巨大的草台班子”之中。扒开学校高大上的外壳，一些水分漫向课堂，把他大二这学期的课程浸湿了一半。

他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学校要求大家上一些和专业无关的通识课，他不感兴趣，觉得很“水”，他也可以水一水。课上，他会自行看书学习，反正课后自行查找资料拼凑出一篇文章，或是背下课本和按老师给的考试范围突击准备，就能将考核应付过去。

湖北“985”院校副教授田鹏捕捉过这种心理。“那种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高分，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精力的课，可能会被一些学生定义为水课。”但他不能认可。在他看来，课程是否掺水，取决于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及能力—态度和能力不过关，照本宣科，使得课程毫无吸引力，学生们难以从中获得知识，才叫水课。

但从教13年，他观察到，学生如今只希望通识课“好过、事少、分高”。

以水课为窗口，学生抢后排、老师互动难、双方都缺乏获得感的现象背后，师生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事与愿违地加剧了师生关系的紧张。

期待与错位中，课堂去“水”镀“金”由此艰难，而对话和理解是可能的吗？

水课生存法

两年前，张楠从上海某“985”院校硕士毕业。读研期间，部分本科课堂采用“翻转课堂”教学，她去担任过助教。

这些课堂上，教师将主动权让渡给学生。这批大一新生被要求自行在课堂之外看教学视频自主学习，进行小组讨论，再到课堂上完成三四次小组汇报、师生互动讨论。

她遇到过一位负责任的老师，课堂俨然是师生互动的场所，含金量满满。更多老师“划水”度日。教师缺位的时间里，助教张楠顶上，与学生直接打照面。

第一次课，她代替老师去课堂，组织学生分组，再将教师提前确认的选题分派下去。待所有人组队完毕，把分组名单整理上来，第一次课也就结束了。

但张楠的工作还没结束。线上，她要在助教平台监督学生线上刷课。线下，她要隔三差五留意小组的讨论进度，以把控讨论方向不偏离“正轨”，顺利汇报。

助教的身影贯穿始终，教师则出现在为数不多的汇报日。汇报当日，老师听过汇报，简单点评几句，便和助教一起讨论最终给分。一学期下来，张楠觉得这些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

某“211”大学副教授马杰听说过这样的课。身边一些老师上课不讲课，光让学生做小组汇报，“从头到尾pre，pre到最后老师也没讲啥”。若水课分等级，这会被他归为“一级水课”。

大学课程众多，师生都有自己的课程价值排序。学生往往更重视专业课，非专业课则沦为他们眼里的水课重灾区。

“这些课程没有服务于实际生活，也没有包含思想内容。”在某“985”大学的薛晴看来，这类含金量低的水课“不实用”，与专业联系不紧密，听不听课已无区别，“听了也没有收获”。

对学生来说，如何筛选出一门好课很关键。

对课程进行“背调”，是薛晴选课前的必须步骤。凭眼缘挑选出几个感兴趣的课程后，她会再去选课小程序转一圈，看看相关评价。给分太低的课会被舍弃掉，以免“在绩点上留下一个惨痛的痕迹”。

“在这个（评价）系统里，一般排前面的课都不考勤、作业少、给分高。”而一门评分只有2.44分的体育通识课，评价围绕“老师较真”“每节课都点名”“给分不高”几个关键词。

如此筛选出的水课课堂，往往也只有点名和划考试内容的时候，最能让学生打起精神。

对于不点名的水课，王军会直接旷课，而不得不去的水课，为应付考勤，不想上课的学生开始找“替身”代课。

代课群具有隐蔽性。为避免群组被“一锅端”，学生直接在学习交流群、闲置二手群等群组抛出需求，替身们闻讯赶来。

“211”院校的毕业生肖娅不止一次当“替身”。三年前，她刚入行，几乎每天都会有学生找人代课，“有人一天好几门课都找人代上”。去得最勤的时候，她一周能有上百元收益。

代课价格不透明。她以个人及周围朋友的收费推测，市场价为“一节课（45分钟）20元”。若帮忙回答问题，一次再加10元，她还在网上见过“水课5块钱一节课（50分钟）”的“黑奴价”。

代课更像一场买卖，具体费用靠买卖双方周旋。肖娅通常会先出高价25元一节课，留点讲价的空间，两节课的成交价控制在40元以上。她曾遇到过初次找代课的“雇主”，两节课价格谈到了45元，令朋友艳羡。

她认为这样一笔收入可观且划算。代课族在打发时间的同时，又能挣到钱；雇主花点钱，就能将时间花在其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不过代课是“高危”行为，若被教师发现，挂科、记过在所难免。更多时候，肖娅的侥幸心理占上风，“一般老师不会记得学生的脸”。

一抹悲伤，一处沮丧

许多课之所以成为水课，是学生先入为主的偏见，比如思政课、史纲课，课程属性就足以让学生给它们打上“水”印。

但曾有一次史纲课，自学累了，薛晴抬起头放松肩颈，意外撞上了老师的视线。恍惚间，她读到了一抹悲伤。

她知道老师没有“划水”。相反，他精心准备了课件，尽力甩去枯燥，也确实有跳出课本进行更深度的拓展。

坦白说，她在这门“水课”中有过灵光一闪的时刻。但老师的努力，没能激起太多火花。台下，依旧是乌压压一片脑袋。

她心疼老师一腔热血无人理会。只是，繁重的课业压力下，她“很难真正地不把它当作水课（对待）”。和其他学生一样，她没法费时去听这门“于己无用”的课。

时间要花在更有用的地方。“大学的绩点制度，要求我们必须把每门课的绩点都打磨好，肯定要追求效率最大化。”她说，绩点关系到未来的升学或工作。“不好好保持绩点的话，后面一大串规划都成问题。”

上学年，薛晴的绩点排在第18位，专业前20%。这是她对“效率”和“有效”的极致追求换来的。要收获更高绩点，“就必须牺牲掉一些水课”。

王琴芬的用心，就是这样被“牺牲”掉了。

她就职于上海某二本院校，学校以教学为主，从教第一年，她怀揣热情投入教学。看着垫底的评教分数和学生的“讨伐”，她陷入自我怀疑。

她“比学生还不想上水课”，也曾为如何上好一门课费尽心思。两课时的内容，她花两天时间打磨还嫌不够，备课到深夜十一二点再正常不过。即使是学分较少的专业选修课，她也特意融入新鲜的行业案例，让课程内容尽量贴近生活。

但课堂依旧是她的独角戏，学生沉默不语，“只有划重点的时候抬抬头”。她设法让更多学生参与课堂，如每节课考勤，走下讲台抽点学生回答问题，提醒学生少看手机等，即使到课率、抬头率其实不直接影响她的工资。

结果一学期过去，那门课被学生打了低分，排在学院后30%。这些低分评价指向课堂的管理严格，有学生留言指责她“多管闲事”。

新的一学期，她“学聪明了”，索性不再管学生。“上课只为表演给督导看，学生听不听随便吧”。同样的课程，类似的授课内容，有时“放放视频划划水”，反而“评教直接到前几名”。摸索出这个规律后，王琴芬感到沮丧。

上学期，田鹏也拿到了从教以来的“最低分”，和另一位有十年教龄的老师一样栽在了同一个班上。他有点纳闷儿，但“也没那个闲工夫去仔细研究到底是为什么”。教学并非他的职业重心。

“科研对于所谓的名校老师（而言），压力是比较大的。”据他观察，校内教师倾向于花心思在教学之外的科研工作、校外事业，甚至是家庭经营。无论心飘向何处，“教学这件事绝不会是专业课老师的重心”。

按照考核，田鹏这学期要上满72学时。换算成课程，就是2门本科生课程、1门研究生课程，轻松就能达标。光上完课，还远不能满足考核标准。

大学追求可量化的数字。教学就算教得再好，短时间内也没法量化。在教学方面，通常只剩“教学竞赛奖项、教改项目课题立项得奖”等形式化工作能化成具体指标。最终，“只要问心无愧，不误人子弟，这样上完课也就差不多了”。

师生不自觉达成了某种共识。学生需要老师“放水”凑点学分，老师则需要学生“配合”凑个工作量。

少人经营的印象分

王绰妍习惯提早来教室选座。一个舒适的好座位，方便她安稳度过一节水课。

前排和过道位通常会被老师赋予期待，如突然递到面前的话筒，和老师那期待学生发言的目光，是她避之唯恐不及的“高敏区”。

最后一排属于“摸鱼区”的显眼包。遇上部分严格的老师，会让最后一排往前坐。因此，她通常坐倒数三四排的角落，尽量远离老师的视线。

其实无论学生坐在何处、做什么事，站在台上的王琴芬都看得清清楚楚。她很“懂事”地不打扰，互动时的问题只会抛向前排学生，基本上也只有他们会给予回应。

她期待学生的回应。活跃的课堂氛围能让她越讲越来劲儿，相反，沉闷的班级只会顺带剥落她讲课的欲望。

“我还挺感谢那种每节课都坐前排的（学生），有时候跟他们眼神交流，就感觉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如果大家都不抬头的话，很难讲下去。”那些目光是她继续上课的动力。

只是教室越来越大，面对数十上百人的课堂，王琴芬越来越记不清所有学生的脸。何况一整堂课下来，也没几个人抬起头来。

第一个学期的低分经历让她意识到，课堂管理不能太严格，“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会引发师生矛盾”，也不能完全没有，“太松了，学生觉得你的课太水”。

为此，她设置了发言加分环节，回答问题加1分，一共能加5分。偶尔，她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坐前排的学生加分。这个方法确实有点效果。

一本院校的何秋琳乐意以这种形式加分。她是课堂上少有的积极分子。遇到学生公认的水课，她也总是坐在第一排，捕捉老师的视线、积极互动，即使她觉得这些课毫无价值。

前排座位督促她听课，更重要的是能抬高印象分。下了课，她会积极找老师提问，并非每次都真的为了搞懂什么知识点，而是为了在老师面前“刷脸”换取高绩点。

“印象分这种东西，哪怕学生今天是刻意的，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坏处。”田鹏理解这种行为。在他看来，学生在老师跟前“刷脸”利大于弊，只是“现在连想去经营印象分的都不多”。

他曾经教的学生，有的毕业多年仍时常联系。如今，师生在课堂上无互动，课堂之外同样疏离。课程群除了教师发布消息，再无动静。往往课程结束，群也跟着解散。

疏离渗入细枝末节。过去，在支付报酬不压榨学生时间的前提下，田鹏曾找学生帮忙主编教材、做项目课题，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踊跃报名。而现在，他抛出相同的橄榄枝，只有一两个人愿意伸手接。

似乎师生仅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难以更进一步。偶尔田鹏会想：将来若有不熟悉的学生拜托老师写推荐信去保研或留学，教师是否答应？又该怎么写？

错位

可是，过去的教育并没有教会薛晴如何与老师交流。似乎教师往那一站，就自带威势。“也不是说他摆架子，就是自然而然会觉得他很厉害。”薛晴不敢贸然上前。

当课堂上不理解哪个细小的知识点，需要咨询老师，她会先打好草稿。必须是提前构思过语句，把问题一一列出，再在脑海中提前演练几遍后，她才敢踏出那一步。

一些重要的问题，她倾向于线上联系老师。这样一来，她能逐句斟酌聊天框里的文字，反复检查表达是否得体，确保无误后再发送。网络像是一个保护面具，让她更有安全感。

这个面具同样套用在课堂上。上学期的一门思政课，教师采用网上课堂提问，学生只需用手机以弹幕形式发言回答问题，就能获得平时分。弹幕涌现，不时冒出几条有趣的弹幕，逗得师生发笑。

“（线上发言学生）会更活跃，不敢发言的也都在弹幕上冒泡了，因为在上面也不怕说错。”薛晴喜欢这种折中的互动方案。不过，如何互动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认定是一门水课，就希望老师不要找我，忘记我，不要跟我互动。”薛晴更希望课堂本身有所改变。

若追问，师生之间，究竟该怎么上好一堂课呢？始终能够感受到一种错位。

何秋琳希望学校能升级课堂，提供更多实用性课程。以读数字媒体专业的她为例，课后作业要求拍摄、剪辑，教师只在课堂上大讲理论。她只能自掏腰包，花了一万多元报名校外的软件培训课。

她想习得的，不仅是传授更多的实用技能，“包括社会上的为人处事，或者真正可以运用在生活里的知识”，关于如何在社会上立足的技能。

马杰理解学生的实用心理。他也曾想过教学生实操性更强的内容，后来发现学生底子太弱，还是得回过头来先教理论。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有太多事例可以证明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

田鹏曾尝试以学生的思维上课。他知道许多学生在意绩点是为了升学。为此，他带了一份本专业的考研真题去上课，收获了那门课有史以来最高的抬头率。台下学生的眼睛闪闪发亮，可整理那份真题根本没花他多少时间。

学生极度追求实用的态度让他感觉可惜。“很多知识不见得跟学生有立刻直接的联系，可是在往后的人生，谁知道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跟思考？”他认为这是一种损失。

有时，薛晴也会反思自己对水课的定义是否准确。

她知道一些课程“并不是教授讲得不好，只是我们真的没有用心在听”。但身处优绩主义漩涡之中，“最后还是会选择这种状态”。她不敢赌。

（文中受访者皆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