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金榜题名，出路还得拼爹？

高考分数都差不多，同处名校、有同样的资源可以利用，为什么有的大学生可以获得体面的工作和深造机会，有的仍在个人发展上遭遇困窘？

1年前，《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下称《金榜题名之后》）引发关注和共鸣，作者、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郑雅君访谈了两所顶尖大学的62名毕业生，揭示出：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名校大学生内部，在组织大学生活的方式上，特别是在树立生涯目标、运用有效手段去实现目标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的阶层差异。

但事实上，郑雅君并不想再囿于困境，她希望找到一个解法：“如果社会学一直在向我们解释缘何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那我还能做点什么？”

在研究的迭代里，她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不要被阶层化的叙事困住，也不必把自己塞进某些大家趋之若鹜的出路模板里。“真正明智的年轻人，应该花时间来琢磨自己的价值优先次序，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一个人的自主性是更上位的命题。

迷宫与出路

南风窗：为什么同一所高校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出路分化如此不同？而你为什么用“迷宫”来形容大学？

郑雅君：我采用“迷宫”的比喻，是想具象地说明现在的就业政策对大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迷宫”相对应的概念是“轨道”，对于我们的初等教育而言，哪怕是在大力标榜素质教育的高中，生活也是被规划得很细腻的，有点像流水线。但你一进大学，就仿佛突然进到一个迷宫探险游戏，没有人告诉你生活要怎么安排、这个场域里有几条路线，同时它还有各种出口，你要用什么走法、从哪个出口出去，选择权都交给了你，你还需要把你一路上收集到的筹码，在出口处兑换成入场券。

这个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模糊性，不同的出口对应不同的筹码，但是其中的规则也不完全为人所知。如果像我一样是个普通家庭考过来的小孩，初入大学会感到陌生，与原来的文化背景整体脱离，同时又和大学里的人、事、物都融不到一块儿，我将这种“如鱼离水”的感觉称为“文化脱嵌”。

外在的脱嵌会带来内在的无所适从，你会觉得没有目标和自信，过往的自我认知都坍塌了，行动策略也会模糊。身处茫然之境的人，甚至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认识到自己的迷茫，这种内向的挣扎是“文化迷失”。

我在博士阶段开发了量表，从更大样本的调查数据来看，的确家庭背景越好的人，文化挣扎越少，但另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校的学业成绩。殊途同归的是，我专门研究了大学里的主流文化，这里的“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区分价值高下的视野，决定了哪些人会是“文化局外人”。

大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有官方的评判标准，通过对优秀毕业生事迹的分析，我发现它看重学业优秀和政治表现（注：如担任学生干部、参加重要活动、志愿服务）突出，非常贤能主义，并非与家庭背景直接相连；但大学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化的社区，会受优势阶层的生活方式及日常观念的影响。

我不再仅仅用阶层化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大学场域。学业、政治和家境，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共同塑造了大学这个“角力场”，越符合这三套文化模板，越能免于文化挣扎的感受。

迷宫里的游戏规则涉及方方面面，“默认你是知道的”也是一种非正式的文化区分。比如大学里的绩点决定很多东西，包括出国、直研、奖学金，而天真地对分数“松一口气”的同学对即将失去的机会浑然不觉；比如老师很少主动去找学生，默认这是学生的责任，“如果有需要就来找我，我会很乐意帮”，但这种师生交往的方式并不是所有学生都知道的；还有些自卑敏感的同学会觉得，没有某项技能所以不敢申请加入学生组织，其实那些技能都可以进去之后再慢慢掌握。

这些“常识”需要更多言明，当一个人不知道某件事，就意识不到他需要什么，所以不会去问，最终还是困在一无所知的窘境里。学生不知道毕业出路要他自己去选择，他就不会问出要怎么搭建路径的问题，《金榜题名之后》这本书，就是解释了迷宫里出路分化的规则。

目标掌控vs直觉依赖

南风窗：大学生出路分化的机制是怎样的？

郑雅君：在访谈中我发现，并非所有人都在“理性”地穿越迷宫，这就是我所说的“直觉依赖”，而理性的方式就是“目标掌控”。在教育哲学中，“理性”往往被反对，许多教育家推崇兴趣和潜能的开发，不赞成以功利的态度计算得失，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学生进入大学还是“跟着感觉走”，他们比较听老师的话，觉得没必要细密地谋划事情。

靠理性还是直觉上大学的两种模式，是由大学之前的生活历史养成的，它表现为“自主性”的高低，是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人生的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坐在传送带上要被送到某个地方。

如果你从更强调应试的地方比如县中走出来，高中忙成那个样子，根本没有闲暇反思自己的处境，你要干什么、喜不喜欢，对当时的生活不重要，考好成绩、上好学校才是你的任务。“先考上再说”的思路并不鲜见，父母也意识不到上了大学要穿迷宫了，自然会习得一种被动的姿态。

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想象，仿佛只要选了一个好就业的专业就能被传送到一个不错的岗位上。而在迷宫里更理性地走动的那些人没有在等待水到渠成，而是自己来修渠。

南风窗：掌控目标还是依赖直觉，主动和被动的两种姿态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家境吗？

郑雅君：这里的家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是家庭收入，还包括你所在的地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别等。

当教育的分层越来越密集的时候，家境更好的、更发达地区的学生，会接受更加有利于解放自主性的基础教育，对目标的掌控更加容易。我访谈上海中学的毕业生，他们高中就有生涯规划的选修课和工作坊，那么他们和“做题家训练营”出来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初始状态就不一样。

“目标掌控”模式的学生有更长的准备过程，且往往也不缺资源支持，能够更高效地走到自己选定的迷宫出口，并更可能在出口处交出所需要的筹码。而依赖直觉的同学，付出努力之时往往没有太多对预期收益的谋划，在清晰的道德边界和模糊的目标意识中间，坚守“自由探索、学真本事而不是混个考核”的“好学生”学习伦理，鄙视“刷绩点”的取巧策略；同时，弱势学生还因不掌握名校默认的文化技能和风格品味，面临着社交融入上的文化障碍，把能够帮助找到职业方向的课外社交活动当作主业学习的干扰，经常到了紧要关头才发现自己没有准备，错过机遇。

但我们从来没有说哪种模式是更好的，有人喜欢紧锣密鼓地应对挑战，有人习惯了对不确定性更加开放。在清晰的自我认知下享受留白的生活方式，不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就好了。

现实中另有一个具体情况：部分直觉依赖模式的同学依赖学校给的机会，成绩还不错，但凡能够到保研线，基本上都保研了。但从不少保研人的动机来看，被系统托住的这部分学生并非是有学术理想而是茫然无措，也不一定想好了这个读研经历对自己的生涯发展意味着什么，所以研究生毕业时，他们可能会再次面对出路问题。

谁来定义“好出路”？

南风窗：“目标掌控”模式学生的出路，要优于“直觉依赖”的学生吗？

郑雅君：所谓出路的好坏并非工作还是读书的分流，而是从主观意义上作区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你本心所愿的结果。我们刚刚区分“目标掌控”和“直觉依赖”模式，只是建立了家庭背景和工具理性行动能力之间的关联，即多大程度上自如地利用手段去达成目标。但人在做选择的时候绕不开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优先次序怎么摆的问题，比如我们不能假设钱多就是好工作，有些人会觉得离家近比钱更重要。

所以与“目的—手段行动力”相对应的另一条轴线，我定义为“价值信念驱动力”，强烈的意义感会转变为动机，驱动学生对生涯出路做出选择。那么，在保研后内化学术追求的价值走上学术道路的同学、主动拥抱了主流话语进入体制内的同学，相当多都是四象限中典型的“价值追随者”。

当下大学生的意义来源各不相同，受到消费社会强有力的影响会认为钱很重要，受到学校正式教育的影响家国情怀会比较重，受到家庭影响会更重视家庭责任和地位保障。接受过很多相互矛盾的价值立场的同学也是有的，考虑每个选项时，心里都会响起一个反对的声音，以至于在“意义图式”的海洋中漂泊无定。

我们会看到，当下入学的大学生有非常明显的变得焦虑的趋势，都在抱怨内卷，对出路没有安全感。但这种焦虑某种程度上是好的，直觉依赖的人会更早意识到自己的出路不再被大学保障的风险，从而有机会主动把焦虑转化成有益的行动。

自主性有助于学生走出内卷，假如大学能够给到学生更多支持，搭建脚手架帮助他们了解外部环境，了解自己的热爱对象，培育出更加坚实的自我，学生知道自己这样选择是为了获得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就可以义无反顾地去做，而不是考虑这个出路是否在一个成功的模板当中。这样，就会有勇气去成为不一样的人，把人解放出来。

南风窗：自主性是怎么形成的？家庭出身好的学生，是否更容易生长出自主性？

郑雅君：有条件被培养出自主性的人固然是幸运的，但是人的自主性是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领悟出来的，比如他先去选择了一条大家都认为好的出路，可是在生活经验当中觉察出不喜欢、不合适，决定还是要夺回对生活的自主权，然后他就真的这样做了，否则他的自由就会很容易被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攫获，人生就朝一种不可控的方向狂奔，离他能接受的状况越来越远。

这种自主性来自现实的挫折，也包括文化挣扎。我在博士阶段做访谈时发现，你感觉自己难以融入某些文化模板，成为“文化局外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可悲的终点，也不是一件彻底糟糕的事情。因为这种边缘的处境，给了你一个新的机会让你追问你到底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过得不顺、焦虑都是重建自我的契机。你要不要勇敢做出选择，奔着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而去？真的付出行动，就慢慢会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内核。

大家之所以如此强调“上岸”，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困在这些文化模板中，当然，进入某种体制的安全感是你真心想要的也好，但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根本之法，以自主破阶层

南风窗：人们倾向于认为家境好、阶层高的人会知道一些秘而不宣的信息或捷径，但出身平凡或者处于劣势的大学生，似乎仍有机会获得理想出路？

郑雅君：对，你仍然有上生活课的机会，在“生活课堂”里选择恢复你的自主性。自我觉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是需要付出时间、脑力以及精神去琢磨的，自主性这样真正重要的命题，对所有人都公平地不容易。

我开始理解专业分流会上那些令人无语凝噎的问题，学生问哪个专业更好，学了能找到好工作，这种问题几乎是不可能被回答的。你要先拿自主性去规定一下对你而言“好的工作”是什么，否则就算购买到信息也会不知如何使用，问再厉害的咨询机构也解决不了问题。

张雪峰之类的生涯服务机构大受追捧，是因为张雪峰对“好”有他作为“普通人代表”的明确定义。这件事可以引申到如今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自主性的欠缺，他们不得不把人生的决策权交出去，哪怕交给市场，交给不知道能否全然信任的生意人，把出路的可能性极大地狭隘化。信息差的确很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社会性层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只靠市场上的几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