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召唤利维坦

“我那亲爱的母亲，因此产下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是我，一个是恐惧。”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直指英国，托马斯·霍布斯降世。

近乎无休止的战争几乎贯穿了霍布斯的一生，也成为霍布斯大多数政治哲学讨论的大背景。

席卷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与近在眼前的英国内战，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恐惧”，最终引着霍布斯来到一个核心问题前：人类为何战争，又何以维持和平？

政治混乱与无序战争落在霍布斯眼中，让他无法再将寻求稳定的希望单纯地寄于“至高无上的宗教”。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这样写道：“在基督教体系国家中，引起叛乱和内战最常见的借口，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上帝和人的命令互相冲突时，两面同时服从的困难。”

他的目光投向时代的另一“派别”，自然科学。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日心说”正式站在教会反面；同年，维萨里出版《人体构造》。近半个世纪后，伽利略否定了亚里士多德“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落体观点，又在1609年做出天文望远镜，为“日心说”找到了坚实的证据。

这些科学家在那个“君权神授”的年代里，无一不被划为“异教徒”，其出版的书，部分被教会所禁。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得出的观点无异于说：天上，有浩瀚的星河，没有天堂。这危及了神权与教会的权力。

既然如此，一部分人，为何可以统治另外一部分人？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何处？欧洲大陆，此时需要一个新的解释。

1651年，霍布斯完成了其著作《利维坦》，希望以更清晰的方式，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证和摆脱战争的“新设计方案”。而本身对物理学、数学与光学都有极大兴趣的霍布斯，其有关国家的论述，有关世俗政府与教会当局的讨论，经由自然科学，从人本身开始。

在霍布斯的想法中，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人的自然本性，才能理解人类行为，进而才能讨论可能的、具备合法性的主权者。

于是，“恐惧”反复在其论述中出现。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正如物理世界中，当物体静止时，除非有他物干扰，否则将永远保持静止，霍布斯认为人类之所以会有“感觉”，就是因为外界物体或对象，对某一器官，施加了压力。

当外力消失时，感觉衰退但没有消失，转化为记忆或者想象。而想象与记忆经过抽象、分析、逻辑推理等环节之后，成为认知或者知识，经由语言，可被理解与传播。这是人的自然状态之一。

进一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将人类运动分为两种：一种被称为生命运动，这种运动无需构想帮助；另一种被称为自觉运动，如按照首先在心中想好的方式行走、说话、移动肢体等。

从定义倒推，在自觉运动产生前，人类心中需要有个“想法”，如“往哪里走”“吃什么”等。而这个想法真正诞生前，人类将为之权衡，考虑自身的好恶。

人类的好恶是开端，结尾是“意愿”。我们或许期待做成某事，但又恐惧诸如突发事件的出现、付出代价等因素，那么人类就需要在“欲望”与“恐惧”或“嫌恶”中做权衡妥协。也就是说，霍布斯认为，自觉运动与“欲望”和“嫌恶”的驱使有关。

在这里，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等观念，不是由上帝来“告知”或决断，它们并不是客观的。霍布斯认为，只要是与人类自身需求或“欲望”趋从的对象便是“善”，反之，引起嫌恶或痛苦的即为“恶”。

人类诸如希望、畏惧、愤怒、自信等“激情”，最终指向其最基本的欲望：自我保存。由此，霍布斯提到，为了生存这一“欲望”，人类共同的行为倾向之一即为追求权力。从“善恶”的推论中还可得出，对身处自然状态的人类来说，追求权力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善”。

引发的另一层讨论是，霍布斯提到，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身体能力与心智能力都是“十分相等”的。“因为就体力而言，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强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他在《利维坦》中这么写道。

继续推导。能力上平等，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目的与希望上的平等，也就是大家拥有相似的“欲望”—自我保存与超越别人。当人人都追求同样的目标，又不能共享时，这个“事务”，便是稀缺的。

稀缺的利益，产生竞争与猜疑，由此衍生出对权力的无尽追求。因为在人人平等且没有一个公共权力进行约束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防备自己不被他人伤害，而权力，就是能够向他人施加的影响力。

弱势方会出于恐惧，出于自保，力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强势方出于对失去已有权力或荣耀的恐惧，为了保全已有的权力，或者为了争强好胜的虚荣，也会追求更多的权力。

剩下的，竞争范围之外的人们如何自处？霍布斯的答案是，他们会因这样“不停扩张安全限度”的行为，无法长期单纯地只靠防卫生存下去。“其结果是，这种统治权的扩张成了人们自我保全的必要条件。”霍布斯下了这个结论。

平等的人类，在相似的环境下，面对相似的刺激，会有相似的反应，并做出相似的自觉行为。于是，因生存渴求、猜疑或荣耀而萌发的，对权力的无尽追求，与人人平等的情况相结合，最终把人类的自然状态引向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在没有一个共同主权威慑所有人时，人人自危。

人造“人”

人类不能一直活在暴死的恐惧中。因为在霍布斯的推理之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恶”—因为人类需要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

但是人如何摆脱战争状态？霍布斯的答案是：要靠人的激情与理性。

霍布斯认为，因为利己的人对死亡存在恐惧，并且可以通过理性去思考什么选择将更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自我保存），于是理性人能够意识到且愿意遵循的自然法诞生。

理性会首先向人类提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一条自然法则，即“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简单来说，也就是寻求和平，但这样的和平是自保的消极衍生物。

从第一条自然法中，霍布斯引申出了第二条自然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霍布斯的理解中，如果每个人都要保有“可以用一切手段为自己做任何事”的权利，那么所有人都无法自保，只能处于战争之中；但如果自己放弃这一权利，而另一方并不放弃时，这相当于自取灭亡。

也就是说，要摆脱战争状态，人需要考虑到他人，要放弃“凭本性做任何事情”的权利，让渡破坏他人生活的权利。当人与人彼此让渡权利时，也就“签订”了契约，彼此间达成互利关系。

但另一个问题是，何种契约才是真正有效的？

在霍布斯看来，在自然状态下，“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仅凭人类的理性，是无法达成所有人每时每刻自愿遵守社会契约的。人类需要对某种强制力量存在畏惧，对违反契约的后果产生恐惧，其野心、欲望等激情才能被彻底束缚，但作为自然法的契约，其背后实质没有任何力量—其既没有宗教神学中的精神威慑力，也没有物理上的武力。

由此，霍布斯推论，为了能够在契约之上形成秩序，人类需要建立一种强大的公共权力以作约束。对霍布斯来说，“政治”的出现只是生与死的一个必然选择，是一种外在约束，与前辈们有关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的观点截然不同。

当人人都订立契约，认可将自己的权利授予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承认它的一切行为时，“利维坦”，也就是国家，就诞生了。这一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权利让渡，而不是个人与主权者之间的契约。

到此，霍布斯离“摆脱”战争状态，还差找到一个“合适的”主权者。在霍布斯眼中，主权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 “组织的集体”。只不过两者间，霍布斯仍有“便利程度”上的偏好。

唯一

与中世纪以来的大环境不同的是，霍布斯口中的国家代表的是“个人”，而不是超自然的神。国家，是一个“人造人”，是一个集合了全体人意志的“人格”，国家的主权者，“是给予国家以生命和活力的公众灵魂”。

既然国家主权者的权力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于是在霍布斯的论述中，因主权者并非社会契约的缔约方，它也就不存在“违约”的可能，它的出现是为了防止“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因此，主权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背负着为人提供安全与保护的责任，以及满足人除了生存外的其他需求。

也因为主权者的权力来源于人的授权，人不可能反对主权者，因为这相当于“自己反对自己”“自己控告自己”。

为了能够实现主权者的“至高无上”，以便主权者维持和平，霍布斯认为主权者应当拥有审查学说、订立规章法律、司法、宣战媾和、甄选政务人员、惩罚违反法律者、颁赐荣衔的权力。在这里，霍布斯强调的是，为了能够脱离战争状态，以上提到的权力不可分割，分割即有战争。

从以上种种说法来看，霍布斯实际上并不在意“政体”，他只在乎这份权力能否压制最恶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或许与其所生活的年代有关—他眼中只剩下战争，恐惧战争，于是当务之急便是压制战争。

为此，霍布斯对于君主政体的推崇，也仅仅是因为：对比起一个集体而言，一个人，更不容易有分裂和矛盾，最容易达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当然，霍布斯也承认君主政体可能会有的流弊，但这远比战争或自然状态好。

此时，宗教力量十分强大的欧洲大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前述情况下，人应该如何看待、处理宗教的权力？

霍布斯的答案是，既然主权者应当是至高无上的，且其权力不可分割，那么也就不能再有一个权力凌驾于其上。否则人类还会需要一个新的，可以审判两类权力的权力者。于是，在公共权力方面，宗教就应该被纳入政治框架。

也就是说，宗教可以继续其思想上的教化行为，臣民可以信奉宗教，但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主权者，神权与俗权不能并立；否则，臣民无法判断应该遵循法律还是神律，服从于哪一个主权者。

霍布斯并不否认宗教，正如此前论述“感觉”一样，他只站在自然科学的角度，从心理起源开始解构《圣经》，意图“建立”一个属人的国家。

至此，霍布斯有关政治的讨论几乎都基于“和平与秩序”，并由此展开去讨论何以塑造出一个和平具备秩序的社会。当然他还留下了很多问题没有论及，譬如如何防止滥用权力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关于国家存在的论述，是现代政治观念的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