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放，新趋势正在发轫

7月初，一条消息引发各方关注：特斯拉的一款车型首次进入江苏的政府采购目录。进入目录只是政府采购中例行的前置程序，并不意味着政府用户就一定会大量采购特斯拉汽车。但作为一款源自美国的汽车品牌，和众多国产新能源品牌一起享受“国民待遇”，在当下时刻，已足以引发市场联想。

一些涉外大事也值得关注。6月22日至26日，波兰总统杜达访问中国。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尤其和我国北方近邻俄罗斯一直都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而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波兰有着“倒向西方”的传统。波兰总统此次访华，原因是什么？

地缘变局在发生，经济仍然很重要。

仅以金融为例，梳理2024年上半年的对外开放大事件，很容易发现，外资对获取有关牌照，进入证券服务、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兴致高涨。来自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金融巨头们，纷纷申请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或谋求控股券商或资管公司。和外资的热情形成对比的是，目前的中国股市可以说不温不火，亟需筑底上行。

以上种种并不一定符合市场认知惯性的现象，充分说明在经济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力度依然很大，一些新趋势正在发轫。

“引进来”的新特点

2024年年中，中国金融市场吸引外资的“大消息”不断。其中，中东主权基金因其巨大的资金持有量和单笔投资额，最容易受到关注。6月，市场传出卡塔尔投资局将收购华夏基金10%股权的消息。该消息称，投资尚未完全落定，正在推进之中，并有待于监管的审批。

此前，中东“土豪”投资中国新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科技企业已是常规操作。近段时间，投资金融业又成为了一个可选项。金融是一国经济的命脉。目前，金融更已经被定义为“中央事权”，凸显了金融业的特殊定位。因此，该领域的外资大额投资必然引发市场关注。

华夏基金是中国基金公司中的“老十家”之一。“老十家”指的是1998年至1999年，中国成立最早的十家基金公司。华夏基金总部位于北京，截至2023年年末，资产管理规模为1.82万亿元。有意思的是，2023年卡塔尔的GDP不过2463.6亿美元，根据汇率折合人民币约1.8万亿元，和华夏基金的资管规模相当。

无论交易是否最终完成，都无法改变外资继续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重点关注某些特定领域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于外部因素，一级市场的美元基金大幅缩减了对中国的投资。除了投资额的缩减之外，以红杉为代表的一些头部VC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甚至将美国和中国业务进行了结构性分拆。

和一级市场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资在二级市场的热情要高得多。除了主权基金、共同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早已进入中国二级市场之外，嗅觉最灵敏的对冲基金也纷纷在华落子。目前，包括桥水、城堡、宽立等全球知名对冲基金都已在华开拓业务或设立独立机构，希望从中国资本市场分一杯羹。

为何外资对二级市场更感兴趣？道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退出问题。任何一项投资，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市场，能在投资之后退出，获取满意的收益都是第一要务。

美元基金在一级市场的投资，主要通过中国被投科技公司在美国或中国香港的IPO，实现退出。但最近几年，科技公司在美IPO面临重重阻碍，在香港IPO又估值太低，使得美元基金的退出变得比较困难。相比而言，在A股实现投资退出，容易很多。

更重要的是，外资基金在一级市场感兴趣的投资领域多涉及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在地缘政治的剧变时代，资本来源国在立法上对外资基金在华投资领域的限制，必然越来越严酷，极大地限制了其投资范围。

但在二级市场，外资基金的可选项更多，各行各业的龙头股，包括消费、日化、家电等，都存在理想的投资标的。比如，白酒龙头就曾一度是外资的重仓股，而且外资通过准确把握时机，从一些白酒龙头股中赚取的收益并不低。显然，西方立法者禁止外资投资中国白酒的可能性不高。

另外一个趋势是，外商对设立证券中介机构的兴趣与日俱增。2024年上半年，外商在证券行业的投资接连不断，且都涉及全球知名机构。3月，渣打证券宣布展业。4月，法巴证券获批。加上此前已成立的摩根大通证券和高盛高华证券，外商独资券商已增加到4家。

6月下旬，瑞穗金融集团表示，监管已受理其在中国成立证券公司的申请。如果获批，瑞穗证券有望成为其全资子公司。瑞穗金融集团是日本第二大金融集团，资产规模仅次于第一大金融财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值得注意的是，瑞穗方面提到，瑞穗证券开业后，中国债券市场的销售和交易业务将是主要业务之一。

债券为何被重点关注？首先，和股权投资相比，债券市场是刚性兑付，信用风险较低，更符合外资在地缘政治特殊时期相对保守的投资诉求。其次，债券投资方作为债务人，无法像股权投资人那样对中国企业施加支配性的影响，也更加顺应当下资本市场投资趋势的风格转变。

二级市场比一级市场更火，债券市场成为对华投资的新增量，这是外部环境急速变化之下，外商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市场更理性的务实之举。同时，即便是严格监管的金融领域，依然对外资保持开放，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方向不会变。

寻找好的增量市场

除了“引进来”，让中国资本和产品“走出去”，对中国经济来说同样重要。尤其是随着美国货币政策可能转向带来的国际货币环境变化，以及东欧战事新变化所带来的地缘新局来袭，全球经济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点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通道。

全球资本市场的整体上扬，已经一定程度印证了这一市场预期。抛开被AI概念不断推高的美国股市不谈，即使是其他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远不如美国的经济体，股市也出现了走强趋势。

比如，日经指数在2024年7月初突破了4万点。在2020年疫情之初，日经指数一度在2万点徘徊。在欧洲大陆，德国股市发达程度还不如日本，但代表德国核心企业股价的DAX指数也在7月初突破了18000点。2020年疫情之初，该指数刚超过11000点。

股市走向并不说明一切，因为它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关。但不容否认，全球股市的普遍走强，的确说明了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迎接新一轮全球经济变局的迫切性正在凸显。

在上一波走出去的热潮中，越南和墨西哥是最大热门。随着这些国家消费市场的逐渐饱和，以及人工、用地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开始寻找新的目的地。目的地分为两类，一是人均GDP迅速提升，刚进入或即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二是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人口基数大，此前也非出海大热门，所以拥有较大开拓空间的经济体。

在大多数经济体，人均GDP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又直接决定了消费市场的大小，这是企业出海选择的重要判断标准。当然，在人均GDP不低，但由于经济结构的问题，比如住房按揭贷款过度蚕食居民当期收入的情况下，GDP和消费市场容量的相关性就会减弱。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是这种情况。

按照全球通行的标准，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门槛即属于发达国家，波兰已突破这个门槛，并且该国人口达到3800万水平。数据说明了波兰对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性。2023年，波兰的第一大进口来源是德国，而中国为第二大来源国。近年来，中国与波兰的贸易量约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额的1/3。

波兰总统访华背后，固然有着地缘政治变局相关的原因，但中波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两国通过经贸往来实现双赢的考量，也必然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另一类出海新热门地的典型是菲律宾，其特点是潜力大。在近年来对东南亚的出海大潮中，菲律宾是存在感极低的国家。不用说新加坡和越南，即便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热度都远远超过菲律宾。要知道，菲律宾人口有1.17亿，而越南人口才刚突破9900万，泰国也不过7180万。

菲律宾的发展相对滞后，很大程度在于政治和社会治安的问题。比如，菲律宾是东南亚的几个人口大国中，反政府武装最活跃也最成规模的国家。政治直接影响了外来投资和经济发展。2023年，菲律宾GDP为4350亿美元，而人口远比菲律宾少的泰国，GDP已经突破了5000亿美元门槛，达到5135亿美元。

但富有进取心的中国企业不会忽略这样的市场。过去，除了普通的制造业之外，互联网企业出海东南亚最受关注。互联网企业的产品服务购买者是普通消费者，除了互联网金融等少数政府管制较严格的领域，互联网出海并不完全靠政府关系开路。

6月份的中国公民在菲律宾遭绑架遇害案中，所涉企业属于医疗器械行业。这背后折射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即除了面向C端的企业之外，越来越多面向B端的企业，需要出海到更欠发达的经济体。它们必须处理更复杂的当地政经关系，并支付治理欠佳带来的隐性成本和承担其他意外风险，出海将变得更加考验企业。

在任何国家，医疗都是高度管制的领域，政府关系对市场开拓极其重要。而根据目前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介绍当地“关系”这一诱饵，获得了受害者的信任。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该事件一定程度折射了中国企业出海发展的不易，以及海外市场对中国企业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出海不易，奔波的中国出海者们都值得尊敬，他们的奔波是构建中国产业全球竞争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略：在不断开拓欠发达市场，成本和风险愈发走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以更务实的态度，应对地缘政治新变局，更积极地开拓类似波兰这一类治理相对有效，通过积极融入发达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市场规模正迅速扩大的国家。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全球市场和中国经济，一直都离不开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