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再发作，保守党大败下台

7月5日，在唐宁街10号的漆黑大门外，工党领袖斯塔默作为新任首相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在电视镜头前，他用“一块砖接一块砖地重建英国”这样仿佛形容灾后余生的字眼，来比喻重夺政权后工党政府面临的任务。

前一天，在英国提前半年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工党拿下了412席，保守党只剩下121席。保守党籍的前首相特拉斯在自己选区落选，而她的继任者苏纳克随后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并将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这给长达14年的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期，画上了句号。

身在中国广州从事了14年英语教育的大卫，基本上生活轨迹跟保守党在英国这段执政时期错开，但他还是决意让女儿代表自己给工党投一票。远隔重洋的大卫，不是工党的铁杆支持者，只是策略性地把票投给工党，以便让保守党下台。“我也许会投给自由民主党甚至是绿党。其实选择还是很多的。但由于英国的选举制度，只有这两个大党才有机会筹组政府。”大卫告诉南风窗。

保守党过去被英国媒体称作“理所当然的执政党”，长期在英国坐大，这次选举后可能被严重削弱。而英国政治版图在21世纪因应自身国际地位改变而发生的整合与面貌重塑，也得以在这次选举中初见端倪。

治不好的“英国病”

英国在经历了14年保守党执政后，工业生产率掉到主流发达国家的末端。

在1992—2007年那段连续15年相对高速增长的“好日子”里，英国GDP增速还能达到2.68%，在发达国家中算是快速。然而金融危机过后，英国经济的“旧患”再次发作，工业生产效率从2007年排名G7国家中第二，变成2023年垫底。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英国GDP增速在未来三到五年里，将陷入增长率长期低于1%的“停滞”阶段，同样在G7国家中垫底。

可以说，保守党因应2008—2010年金融危机上台后，用14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份让选民们极不满意的经济答卷。

在欧洲金融危机后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推行了5年多严酷的财政紧缩政策，在刚走出危机阴影后又迎头撞上苏格兰独立公投和脱欧公投，尔后又碰上新冠疫情。在保守党5任首相治下，英国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水平跟金融危机前相比，几乎没有增长。当然，国外投资者和市场从业者也被长达14年的动荡政局吓怕了。

新一轮大选过后，工党政府将要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斯塔默上台后的第二天，英国商界就开始对新政府施加压力。“英国工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海伦姆，呼吁新首相要“像激光那样聚焦在经济增长”上。

今时今日若是撒切尔夫人还活着，她会发现那些在战后纠缠着英国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彻底根治的迹象。当年“英国病”表现之一是，在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中，英国的地主阶级数量和权力最庞大，然而英国的工业生产效率也相应地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末端，GDP增速长期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198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的一剂市场自由化药方，曾经让英国跳出“低效”泥潭，更让首都伦敦转型成西欧金融中心。面对1990年代初开始高楼林立的伦敦金融城，以及连续15年人均GDP跑赢G7集团其他成员的高歌猛进日子，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欢呼“英国病被治好了”。

的确，英国在这段时期过上了难得顺畅的好日子。但激进的去工业化政策以及过度依赖金融产业，也为日后新一轮“英国病”发作埋下了伏笔。

经过起起落落，低效的“英国病”如今再次发作。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23年的统计数字，英国的生产效率在2010—2022年被美国、法国和德国碾压。英国劳动力人口的效能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从1990年代高于美法德，演变到现在平均落后18%。

仅仅见过“铁娘子”风烛残年样貌的卡梅伦和约翰逊们，没能像她当年那样，再次为英国摆正船头。卡梅伦任内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严谨的“财政紧缩”计划，旨在遏制不断增长的英国国债，然而过于紧缩的公共财政，却没换来投资者的青睐。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去工业化，西方金融危机让英国元气大伤，急需投资的英国又连续碰上保守党因为脱欧和疫情造成的多个政治危机，投资者因此望而却步。在2023年，英国的商业投资率在3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27，在G7国家中也是垫底。

“英国怎么越来越像意大利？”停滞的经济和不断洗牌的政府内阁，在过去14年逐渐成为英国展现给世界的面貌。在多年沉疴积累下，斯塔默上台后试图“一键重启”英国经济，恐怕没那么容易。

“难以被治理的国家”

长期的投资不足，经济效率在发达国家中落后，其后果最终也投射在选民身上。

14年前，保守党在卡梅伦领导下，用“破产的英国”来形容金融危机打击下英国岌岌可危的经济面貌。然而到了2024年的这次大选，反对党工党主打的依旧是当年攻击自己的那句口号“破产的英国”。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布的《终结停滞：英国经济新战略》报告，英国国民长期处于经济低增长和阶层差距极度不公的环境，导致了大量高技术人才流失，劳动人口素质被对手赶超，到头来又影响了英国的投资前景，最终陷入“停滞”的死循环。

根据英国“财政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在2019年大选后的5年里，除了最顶层的20%家庭外，英国各阶层家庭的收入都处于萎缩状态。据统计，英国普通家庭要到2027年才能回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收入水平。

“英国病”的一个重要“病灶”是，决策者在下艰难决定时，面对一大堆顶着王公贵族头衔的世袭权贵总是制造各种“例外”。奥斯本也是在辞去财政大臣职务多年后，才在自己经营的网络电台上披露，自己在执行“紧缩政策”时，总是对王室家族的各项开销网开一面。当涉及平民生活福祉的医疗、教育和治安基础建设被大刀阔斧地砍掉时，英女王的一通电话，就能保住自己“最喜欢的风笛军官学校”。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激进思想”严防死守的英国人，从来不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忠实信徒。躲过了流血暴力革命的英国，也就继承了多个世纪不变的阶层意识。即使是在撒切尔主义留给民间最多致富机会的窗口期，英国社会的不平等指标依然远超其他西欧国家。如今，处于中下阶层的国民生活水准下滑得更加严重。跟2010年相比，英国在2024年的露宿街头人数增加了60%，全国有200万适龄劳动人口（英国总劳动人口是4400万）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从事经济活动。

《终结停滞：英国经济新战略》同样指出，英国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比德国中等收入家庭要少20%，比法国要少9%。在35岁以下的英国年轻劳动群体，也许要经历一个漫长的“0加薪”时代。

“英国到底还是不是富裕国家了？”1970年代，因为经济效能乏力导致社会动荡，煤矿工人罢工、殡仪馆工人罢工、电力工人罢工、铁路工人罢工、医疗系统罢工……当时英国人的记忆就是“罢工”，社会陷入停摆边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受打击。到了1970年代末，英国会否成为“第一个从发达国家跌回发展中国家”的衰落王国，成为了朝野热烈讨论的话题。

进入后脱欧时期，“英国的衰落”话题再次被提起，尽管社会剧烈波动还没到1970年代末的“总爆发”程度。那些经历过“撒切尔革命”、被打烂饭碗的蓝领工人们依然健在，但去工业化造成的加工制造业断层，导致英国在遭遇金融危机打击后，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突破点。

保守党不再强势

好像英国这样一个面积和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似乎在世界变革洪流中失去了前列的位置，逐渐成为跟随者而不是领先者。而这段低迷时期，刚好是保守党执政的那14年。

曾长期担任BBC政治新闻主持人的安德鲁·马尔，在特拉斯担任44天首相后辞职时断言，英国保守党将会失去“理所当然的执政党”地位，背后原因是英国每次被迫调整自身国际地位，其国内的政党政治面貌都会经历一次地动山摇。

眼下这次选举的结果，在他看来就是政党格局“地动山摇”的表征。英国保守党被称为“西方政治史上最成功的政党”，一个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英国的右翼保守选民，几乎只能选择保守党。但保守党这样一个由“广泛联盟”组成的政党，其内部派系之间的理念有着巨大的差异。立场极端右翼而且又是贵族出身的资深议员雅各布·里斯-莫格，跟一直暗中模仿布莱尔、嘴边总是挂着环保议题的前首相卡梅伦，立场上就有巨大鸿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重夺政权，保守党内的保守派们容忍“进步保守者”卡梅伦的存在。然而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引发政坛撕裂，保守党因应欧洲议题产生严重分歧，自身的定位也出现了危机。

面对中间选民，保守党受到了来自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挑战，而在右翼阵营内部，一股挑战者也开始蠢蠢欲动。由“英国独立党”前领袖奈吉尔·法拉奇新组建的一个更加民粹、立场更加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这次大选中异军突起。在选前一个月的YouGov民调中，英国改革党的支持率一度轻微领先于保守党。选举结果出来，英国改革党得票率为14.3%，排名第三，只是由于英国小选区的制度，它在国会里只拿到很少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工党的长期弱势地位。在20世纪，英国保守党共执政了65年，产生了11名首相，相比之下工党仅出了5名首相。如今当选的斯塔默，也是工党创立以来的第七个首相。对于立场偏左的选民来说，中间偏左的自由民主党一度是两大党以外的第三选项，而工党一直以来并非他们的唯一选项。

也是多亏英国的选举制度，工党这次卷走400多个议席，但这个压倒性多数的背后，是只有34%的得票率，跟2019年工党惨败的那次选举相比，得票率其实只增加了2%。也就是说，英国选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对工党产生多大的热情，只是由于保守党被改革党严重分票，才导致了铁票仓不保的局面。从某种程度上看，由于右翼政党之间的撕裂，在英国选举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工党赢得大选的难度可以说是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