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全面战争的诱惑

不久前，人们纪念了1944年在诺曼底海滩上牺牲的数千条年轻生命。媒体激烈批评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认为他略过了一些纪念活动，但值得一问的是：荣耀归于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少有人质疑派遣士兵参战的理由。19世纪，受到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推动，人们才开始质疑要求年轻人参加战斗的原因，从而引发了第一波现代和平运动。

1914年一战爆发时，民众的热情盖过了新生的和平运动，欧洲主要政党团结在各自国家的身后。但战争的灾难性死亡人数很快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威廉·格哈迪在他1925年的小说《多语种》中写道：“参战国中仍有许多失去亲人者认定死者是为高尚而有价值的东西献身，以此安慰自己。”他又补充说，这是一种“恶作剧的错觉”。他们的死者是成年人愚蠢的受害者—这些成年人把世界诱入了一场荒谬的战争，现在建造纪念碑来平息这一切。

一战期间士兵阵亡900万、受伤2100万，二战期间士兵阵亡1500万、受伤2500万。包括平民伤亡在内，这两场战争和相关事件（如所谓的西班牙大流感），共夺走了近2亿人的生命，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10。杀戮值得吗？

并非所有战争都具有相同的道德价值。正如格哈迪所写，一战是一场悲惨且不必要的冲突，但二战并非如此。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阻止纳粹德国，我们谴责那些在抵抗阿道夫·希特勒相对容易的时候不站出来反对，而是采取绥靖的人。从那时起，“绥靖”被视为一个肮脏的词。

英国历史学家A.J.P. 泰勒在1961年出版的《二战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代表了“英国生活中最好和最开明的东西的胜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对这种说法感到震惊，泰勒的名声从此狼藉。但泰勒试图传达的是，在一战杀戮后不愿对德国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不是天生不光彩的，温斯顿·丘吉尔一开始曾被广泛视为战争贩子。

泰勒也明白，民主不是和平意图的保证，正如他所指出的，“俾斯麦打了‘必要的’战争，杀死了‘数千人’；20世纪的理想主义者打了一场‘正义’的战争，杀死了数百万人”。在他看来，民主理想主义者是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后裔—寻求的不是和平，而是皈依。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自卫是战争的唯一正当理由，但自卫的定义往往有待解释。例如，以色列利用自卫来证明其1967年对埃及空军的先发制人打击是合理的，美国用先发制人的自卫概念支持其2003年入侵伊拉克，俄罗斯也依靠类似的推理为其2022年出兵乌克兰辩护。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将从中世纪盛期到二战结束的欧洲历史，分为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的交替时期。从1000年到1550年，欧洲经历了有限的冲突；随后是1550年至1648年广泛的宗教动荡时代。1649年至1789年间的军事交战，主要限于殖民斗争；而1789年至1815年间的特点是，革命和民族主义热情推动恢复了大规模战争。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以有限的殖民和商业冲突为标志；最后，欧洲在1914年至1945年间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二战后80年的相对和平，先由美国和苏联，后来仅由美国维系。然而，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激增，引发了多起地区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另一场全球全面战争。诺曼底登陆80周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供我们反思准备为捍卫价值观而做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和平置于全面战争之上，并吸取过去全球灾难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