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的入托率，呼唤一份政策诚意

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刊发，其中第46条论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分，引发舆论热议。

此前，一则“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员，不论男女都将调整为65岁退休”的假消息截图，在全网广为流传，反映了公众在延迟退休问题上的焦虑情绪。相较之下，同列在第46条下，为应对少子化而提出的“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却没能获得足够关注。

但后一目标关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关乎经济未来、关乎国运，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已经成为了当前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新提法、新举措。“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第一次被提到如此高的政治规格，纳入了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对症下药”的治理初衷和服务意识值得肯定，但对于改善问题，还远远不够。

来自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成员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平均入托率为36.1%，北欧四国的入托率均远超50%，韩国则以62.7%位居东亚最高水平。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目前不足6%。

在如何建设普惠育幼体系问题上，中央上述决定鼓励多种模式并举式发展，具体列出了三种模式，分别为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

首先，提到用人单位托育，较为出圈的只有携程一家，其联合创始人梁建章教授的人口经济学背景作为行业佳话，被高亮出来；京东也曾于2017年宣布开办托幼中心，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模式只可能停留在文件呼吁的层面。

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紧迫的是尽可能把与商业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剥离出雇佣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都不用为彼此负担额外的经济义务，公司运营压力更小，劳动者的依附压力更小，从而有利于保护市场活力。

至于社区嵌入式托育，目前由卫健委和发改委牵头，正在较为发达的地级市以上城市开展小范围的试点工作，36亿的财政预算只够洒洒水，讨论成效还为时尚早。对于迫切需要托育服务的新手父母来说，家庭托育显得更现实可得，似乎还有成为下一个经济风口的潜力。2023年也被认为是我国家庭托育“合法化”元年。

但是，《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明文规定，家庭托育点的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规模化程度决定了盈利空间，进而决定了市场动力；同时，家庭托育点需要接受卫健委、发改委、民政、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消防、市场监管、居委会等各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责任以协议形式，限定在家庭托育点和监护人之间；但能否得到财政补贴，目前还不可知。

这样逐项考察下来，很容易给人一种多模式发展路径可行性成疑的印象。而我国5.5%的入托率背后，是“母职困境”和“家庭内部照护”的双重压力；延迟退休年龄箭在弦上，对严重依赖老人无偿照顾小孩的托育模式来说，会是雪上加霜。

而保障儿童得到照护的基本权利，即便从非常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也是面向未来社会最重要的一项投资。如果一边口头减负，一边在实际的体系设计中，成本依然压给用人单位和核心家庭，那么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将无从谈起。

因此，相比口头减负更受期待的是，中央和各级政府能正确领悟到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危机意识，进而运用治理智慧，向社会和家庭展示实打实的诚意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