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关村，半部创业史

“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1980年，在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兜了一大圈的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在数百人的报告厅中说道。

那年，波士顿大学教授可以拥有一家超导磁体公司，以20多人的小规模，制造出美国航天局所需要的设备；斯坦福大学可以把校园土地划分出来，供师生创业，在硅谷的车库里，孕育出惠普和苹果。

技术扩散，是美国核聚变实验效率高、周期短的原因所在，陈春先想，那中国呢？

他说，中国也要有自己的硅谷。

北京西北角、聚集了多所一流高校与研究院的中关村，被盯上了。陈春先要在中关村、在这个没有公司体制的年代里，办一个“公司”。

1980年12月，陈春先折腾两个月后，才等来了中国科协的审批文件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员。几辆自行车停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门前，凑齐14个研究人员，中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至此成立。

4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南门的传达室里，40岁的柳传志下海，15平米，造出联想。当时谁也没想到，曾靠着做IBM销售代理生意的联想能够在20年后的2004年，收购IBM的PC业务。

时针再往后拨20年，无数创业风口都在中关村来来往往，从O2O、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到VR、AI、区块链、无人驾驶，再到如今的元宇宙、Web……

2024年，起步于中关村内北大资源宾馆的百度，已经把萝卜快跑无人车刷新至第六代，并在武汉实现7×24小时全天候运营；曾“蜗居”在中关村银谷大厦807室的雷军，已经在北京亦庄落成了小米第一座关键工艺百分百自动化生产的汽车工厂……

比起描述中关村为大企业的驻扎地，倒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始发站，无数不服输、敢探索的创业者从这里出发了。

创业有罪？

中关村本就有锚点。1983年，这个不大的地块已经有力学、物理学、计算机等不同领域的138所研究所，背靠海淀区内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0所高校，来来往往有8万科技人员，出过“两弹一星”的科技成果。

要把创新与创业锚定下来，问题在于，流动与扩散。

彼时，中国刚刚从大起大落的运动中回过神来，才迈出了首先“关心面包”的第一步。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技术成果还锁在研究所门内，但王洪德想让返城却难就业的知青孩子“吃饱”。

1982年，王洪德决定破釜沉舟。他要离开中国科学院这个塔尖，做第一个辞去国家公职、下海经商的科技人员。经商地点，也是中关村。

做第一人，需要更多勇气。这年，宏观经济紧缩，被推定为“经济犯罪”的“八大王”在南方逃亡，民营组织被视为与国营组织抢“原料”的、扰动秩序的因素。支持知青社从事技术服务、赚取收入的王洪德，被列入经济问题审查名单。曾在演讲中大声呼喊要做“中国硅谷”的陈春先，也不得不证明自己不是“科技二道贩子”，没有扰乱科研秩序。

不做科学家，做生意、去创业，这可能吗？

契机也在于，领导层内，邓小平挑着改革开放的大梁，他支持了宝钢的建设，在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风潮下，王洪德至此得以写下辞职报告的这段：“首先我要求保留计算所的职务，允许把我借调到海淀区联社工作；借调不行，希望能被聘请；聘请不行，希望把我调离计算所；调走不批，我就辞职；如果领导对我辞职都不准，我就只有被开除而离开计算所了。”

在中关村一众知识分子中显得“离经叛道”的王洪德最终走了，抛下科学家的光环，在白石桥的待征土地上成立了中关村第一家经工商局正式注册的民营科技企业，京海计算机服务公司。后来这家公司，在中关村内无人不知。

有一就有二，即使并非一帆风顺，一种东西正在破土而出。

1983年，中央政治局肯定了陈春先的创举，称要予以鼓励；1984年邓小平到南方，留下特区题词，一锤定音；1985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后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1987年中共中央下发“五号文件”，去掉了对私营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

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我们总结出来，如果技术创新与生产、营销越靠近，形成区域创新的环境时，创新能力也会越强。

于是，当研究人员争相把研究所内的成果拿出来与互联网风潮下的生产对接，并想着如何养活研究所时，中关村终于迎来了风起云涌的年份。

1983年，中关村区域内还只有11家企业，到1987年底，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中关村已经有了148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

初尝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甜头

柳传志下海时，被称为“两通两海”的信通、四通、京海和科海已经靠着“倒腾计算机”，在中关村闯出了一些名堂，诱发更多的人进入这行。

彼时，中关村最“时兴”的生意其实是，用进出口贸易打开大门，把外国的产品带到中国来。而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联想盯上了一个口子—还只能在英文环境中运行的计算机，需要“汉化”。

在当时的市场中，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技术狂人倪光南研发的LX80汉卡尤有特色—具备“联想功能”，打出一个字，系统会自动“联想”提供给使用者一系列词组。柳传志敲开了倪光南的门，邀请手握LX80汉卡的倪光南加盟公司，承诺将倪光南的研究成果全力推向市场。反复改进过八个版本的联想式汉卡，让联想最终在市场中拥有了一席之地。

生产也在此刻，得以反哺科研。1988年，靠着汉卡拿下的产值，倪光南开始着手研发联想微机，誓要做中国人自己的计算机—几年后，联想成为了中国微机市场的头部公司。

从科研成果产业化中尝到甜头的，还有同是科技人员下海创办起来的四通公司。它开发出了中英文打印机，并在1993年赴港上市，成为北京民营企业第一股。

在汹涌的风潮中，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的中关村，正式诞生。

时间往回倒两年，1986 年，求伯君刚刚踏入中关村，把自己的打印驱动程序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四通公司，引起了正在中关村与四通合作的港商张旋龙的注意。

命运交叉，最终引向了WPS1.0软件和珠海金山软件公司的面世，也引来了雷军的加盟。硬软件之后，在世纪之交，中国迎来了互联网时代，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建成了CN域名服务器。近水楼台，中关村再次成为前沿地带。

1996年，白石桥路口，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立起，写着：“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个地点指向的便是，开启互联网民用服务时代的瀛海威公司，其上线的“瀛海威时空”，让大众畅游互联网世界成为可能。中国互联网企业这棵参天大树，从瀛海威开始“长”。三年之后，搜狐和新浪等中文门户网站被孵化出来，扎根中关村。

这批在中关村成长起来的、初闯商海的企业，与中关村有或多或少关联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无论后来成功与否，都把人、资本与市场培育起来，塑起了中关村的名头。

至此，我们很难再将中关村只看作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知识锚点，更多地，它开始展现出类似于“精神招牌”“文化招牌”般的作用。

彼时，谈及走技术创业的路子，中关村总是一个“试一试”的好地方。至少，这里有比其他地方更加密集的同行网络，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合作对象和潜在员工。

中关村装不下这么多公司

但集聚经济本身，并不能保证创新的必然发生。

中关村里，不止有让人头晕目眩的新鲜科技。在市场刚刚形成的日子里，一批又一批的“倒爷”在包容一切的中关村来去，他们赚信息不对称的钱。即使是那些后来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彼时也有可能在此队列里。

风潮之中，鼎好电子商城、海龙电子城与中关村e世界等电子大卖场林立。鼎盛时期，卖场内做生意的柜台摊位要靠抢，日客流量能达到3万到4万人次。

未完全成形的市场，意味着机会与活力，往往也意味着无序。在中关村人来人往的电子卖场里，大小柜台混杂，会有上不得台面的宰客诈骗。许多想要自己“攒”一台电脑的顾客奔着中关村的名头而来，又被乱象劝离。甚至到了2011年，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走访、展开调查问卷的形式征求市民意见，列出的“10个治安突出地区”名单中，中关村赫然在列。

电子卖场风风火火了十余年，在电子商务崛起之后，被时代抛弃。2009年7月，“电子一条街”所在的中关村西区，决定不再鼓励电子卖场的相关业态，转而引导科研机构等入驻。2015年《中关村大街发展规划》发布，要求3—5年内彻底告别电子卖场。

没了电子卖场的中关村慢慢安静下来，主要干道上不再摩肩接踵，却并非沉寂。比如，离开了金山软件公司的雷军，还是把再创业的地点定在了中关村。比如，2012年，张一鸣第五次创业，字节跳动异军突起。再比如，与张一鸣第五次创业同年，滴滴在电子卖场的一个仓库里诞生。此时的中关村仍有一种魔力。那些想要科技创业的人，或出于惯性，或出于“朝圣”，抑或出于情怀，仍选择将目光投射在此。

但中关村这个小小的地块，是装不下这么多公司的。

那些曾经在中关村崛起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在“中关村扩容进程”中，接连向北搬去。已经从几十人规模成长为上千人规模的它们，难以在中关村找到合适的、允许统一办公的写字楼。

在西北五环的后厂村，多出了一个“中关村软件园”，它容纳了许多迅速膨胀的互联网巨头。没去西二旗的互联网大型企业，则多数会在望京安家。如今的“中关村”，其实已经是一个一区十六园的“庞然大物”，十几个园区散落在北京各处，也各有攻坚对象。

那么北三环的中关村呢？

在传统的中关村地块里，高智人才这一锚点仍在发挥作用。倚靠着五道口这一“智力中心”，中关村引来了许多AI大模型公司，它们在此扎堆，要创造未来。

据中关村2023年论坛数据，2022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总收入8.7万亿元，占全国国家高新区的1/6，年收入亿元以上的企业有4244家，其中年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有11家。

2018年，成府路，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并在随后几年里，推出“悟道”系列大规模智能模型系统；智源研究院对面，商汤科技、智谱AI、面壁智能、百川智能等新贵企业盘踞。如今，在这个被称作“中国版OpenAI”根据地的地方，大模型创业正如火如荼。

历史仿若回到“原点”。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下海创业类似的是，这些AI大模型新贵公司，大多“背靠”清华大学，初代团队中科研人员占据多数。不同的是，今时今日，这些AI大模型公司不再过多考虑制度与思想之争。需要它们投入更多思考的，是如何为发展融到足够的资本，如何实现商业化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