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家张斌：如何走出需求不足？

7月18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可以追溯至40年前。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改革开放的广阔图景，自此徐徐展开。

值此40年之际，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与我们回顾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风云变迁。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张斌参与并作了发言。

上世纪80年代，从乡镇企业出发，中国踏上向工业化进发的征程。短短30余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抵达工业化发展的高峰，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球市场揽下了不俗的竞争力。2012年前后，经济结构迎来第二次转型，这一次，是要转向创新驱动。

结构转型必然伴随着不适应症。总需求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也面临不小压力。

怎么办？张斌指出，现阶段，我们亟需重视美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的经验教训，让政府用好、用足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稳住需求，主动破局。

走上工业化

南风窗：新中国成立之初，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启发，曾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动工业化进程，为什么未能取得理想效果？

张斌：跨越百年以来，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社会各界的最大共识。计划经济模式让苏联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在当时成为很多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通俗来说，想把经济搞好，首先得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让大家愿意干活。其次是把活干得好，得选择合适的技术，并且让技术适时地迭代更新。再者是把资源分配给最需要它的部门，物尽其用。做到这三点，生产率自然就能提高。

中国早期的实践经验中，计划经济模式无论是在激发工作积极性、技术选择，还是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作用，都不理想。反倒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可以巧妙地同时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实现了生产率快速提高。

南风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与计划经济相比，乡镇企业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具有怎样的优势？

张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从乡村工业起步，早期生产纺织、玩具、家具等偏劳动密集型产品，后来是能源、钢铁、煤炭、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偏资本密集型产品，再往后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产业成长轨迹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地区的经历极其相似，背后是市场机制的成长逻辑在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把乡镇企业看作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早期模式。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的最大优势是灵活性，比如，它的激励机制和价格体系往往比国企更灵活，也更有活力。

走向服务业

南风窗：2012年前后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第二个节点，自那以后中国经济便全面进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阶段。这一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斌：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经济活动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转移，经济的增速开始放缓—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速放缓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个国家必经的成长阶段。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都曾经历经济增速的放缓。

这是为什么呢？工业化高峰时期，工业部门和建筑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产品和建筑物具有其物理形态，看得见摸得着，就像靶子、模板，你甚至可以把它们拆解开来逐个研究。当时，中国通过进口机器设备、邀请外国工程师讲解等各种手段学习先进的工业技术，生产率得以飞速提高。我们姑且把这种方式称作“学习的力量”。

与此同时，充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这也会带来全社会的生产率提高，我们把它称作“流动的力量”。两种力量合在一起，促使工业部门生产率飞速发展。

2012年前后，当经济活动从工业部门开始向服务业转移，这两股力量被显著削弱了，经济增速也就因此放缓。

首先是学习空间收窄了。在工业部门的个别产业，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国际同行。而在服务业部门，中国的科研、教育、医疗、体育文娱、金融、社会公共服务等产业与国际水平差距依然很大。然而，这些产业看不见摸不着，并非拿来一张图纸就能学会的，其核心竞争力是复杂的制度设计、更密集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含量。

比起工业部门，提升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需要更漫长的学习过程、更丰厚的知识积累，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不如工业部门那么快。中国从2012年往后经济增速的放缓，一大部分可以归结于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当然，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还有另一部分原因是需求不足，之后再详细展开。

南风窗：这一转型时期经济增速的放缓，伴随着哪些不适应症？

张斌：首先是政策上的不适应症。过去30余年，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厚的工业化成果，政府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政策体系非常鼓励工业部门的投资与生产，政府向工业部门提供优惠的贷款、宽松的税收，加速工业部门的成长。这些政策直至今天依然延续。

然而，当工业部门的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之时，如果依然延续过去的支持政策，就可能导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对工业部门的优惠，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其他部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确的做法是适时调整政策，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根据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需要，引导资源更多流入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形成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

诚然，我们现在提倡建立和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的确在调整。但目前看来，转换过来依然需要较长的过程。

另一种不适应症，是“都市化”趋势。过去10年间，中国不少地方的小城市在收缩，有些城镇甚至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大城市越来越大。“都市化”趋势是工业化中后期的自然现象，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最核心、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变成了人力资本、知识与信息。相比小城镇，大城市在孵化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很多中小城镇会在竞争中落败，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三种不适应症，是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当经济增速放缓、传统产业的市场份额趋于饱和，就会加剧大鱼吃小鱼的状况。高效率的大企业兼并其他中小企业，让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人员失业，向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欧洲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欧洲的历史学家把经济结构转型阶段的上世纪70年代称作“大衰退年代”。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冲突爆发，给社会治理同时施以了巨大的压力。

经济结构转型期的不适应症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举例。

南风窗：就目前状况，我们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哪个阶段？

张斌：我们无法仅凭直观感受或者某一两个指标作出评价，最好的办法是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系，与它们进行对比。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发展总体而言非常理想。尽管工业部门的份额在下降，但其内部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产品迭代升级的速度，丝毫不逊色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

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就是最好的证据，这是反映一个国家制造业能力最突出的指标。

不过从服务业部门看，一些市场化程度较低且需要大量人力资本投入的产业，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特别从就业指标来看，依然偏低。

为什么当下大学生就业困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

一方面，地方政府依然把更多的资源给予对工业部门的扶持，对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投入有限，无法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增长。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体育文娱之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产业，依然存在种种管制政策，尚且无法在实施行业监管与充分释放潜能之间取得平衡。未来，这会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

地方“内卷”

南风窗：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你谈到要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防止“内卷式”同质化竞争。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竞争格局？地方政府为什么会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新三样”、生物制药、半导体、低空经济这几个产业？

张斌：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主要抓手就是推动关键产业、重要企业的发展。之所以选择“新三样”、生物制药、半导体、低空经济这几个产业，一是它们的确具有增长潜力，二是国家层面也在号召，所以各地方政府都希望在这些产业上有所作为。

但有些地方只是因为看见大家都在干，如果我不干，好像就失去了一个发展机会，所以勒紧裤腰带也去干。假如各地，无论是否具备发展条件，争相出台优惠政策，这对行业发展未必有利，同时又在竞争中消耗了大量政策资源，最终形成博弈困境。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因地制宜，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去支持产业发展。

南风窗：一些地方面临着传统资源型产业衰落、经济结构需要迫切转型的困境，各地政府应当扮演好怎样的角色？

张斌：没有统一标准，得结合各地情况来看。

首先，各地政府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居民福利、提供公共服务。

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还是要结合自身条件，找到比较优势。个别地方政府拥有富裕的财力，并且在过去积累了充足的投资经验，对产业发展也有比较深刻的见解，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可以尝试做一些对新产业的先导期培育。

南风窗：你一直强调，经济结构转型最难解的底层矛盾是观念的冲突。当下阶段，这种观念冲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观念变革是否正在发生？或者说，它会于何时到来？

张斌：相较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政策亟须配合这种变化实行调整。政策调整一定会涉及利益争纷。但我想，最关键的不是利益争纷，而是观念的矛盾。

诚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市场、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日新月异。只是观念这东西很奇怪，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比如一个人小时候挨过饿，长大后哪怕变得很富有，小时候养成的观念还是很难改变，会更看重有形物质所给予的安全感。而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比如现在的“90后”“00后”，从小不愁吃穿，长大后自然会更看重自我表达、自我实现，对物质安全类的内容不是很看重。

这两种观念的分歧，致使了政策诉求的不同。受前者影响的政策更倾向于支持制造业等有形物质建设的发展，后者则更看重公共服务、社会公平、个人权利等。

我们之所以讲改革难，难就难在不同观念之间如何达成一种彼此妥协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我们很忙却“获得感”低？

南风窗：你一直强调，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获得感不强，这种获得感具体指什么？

张斌：获得感，是个很朴素的概念，它指的是劳动者的收入、企业的盈利、政府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