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何以光荣？

在《论革命》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写道：“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动荡，因为后者所制造的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描述了一个取决于人类事务本性，因而本身一成不变的进程。”

阿伦特所界定的革命，很大程度上依循了法国大革命的范式：始于第三等级的政治觉醒，蹚过“革命恐怖”的血腥，终结于一场政变。其间浮现出《人权宣言》的晖光，这束光涌动在我们现代世界的地平线上，构成其基础与背景，但这晖光也因雅各宾派的崛起，因那断头台寒光下的枉死者们而黯淡。因此，当转向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时，熟悉法国大革命范式的我们便会发现，这一事件似乎很难与富于戏剧性的法国大革命等量其观。

但不论是在当时，抑或是在嗣后的历史叙述中，1688年后发生在英伦三岛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被冠以“革命”之名。围绕着这一场“革命”，诸多迷思被生产出来。不少论者认为其乃是一场平和的革命，是各阶级、各教派间妥协的结果，而这种妥协所体现的英国精神，让“光荣革命”发挥出疫苗的功效，因为它，这场保守性的革命，英国才得以在18、19世纪之交大革命席卷欧陆时维持自身的稳定，其在光荣革命后稳步建立起的议会政治体制，如同锚一般，在革命风暴冲击下，仍能把英伦三岛上因阶级与宗派纷争而破碎、分裂的民意紧紧系住。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革命：王朝的危机与变革，1685—1720》（以下简称《革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蒂姆·哈里斯描绘了一幅比上述主流叙事更细致的图景。尽管在《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的序列中，《革命》排在第二，但正是写作此书的意念促使蒂姆·哈里斯走向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完整研究。《革命》的姊妹篇《复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国，1660—1685》（以下简称《复辟》）为《革命》的故事钩出一个如浮雕般具体的时代背景。虽然作者单独构思了这两部书，但将它们的叙事扣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那些互相照应的部分。这并非作者有意的设计，历史著作毕竟不是虚构作品，但历史学家可以借助结构的安排与材料的调度，谱写出历史行进过程中如赋格般展开的反讽。

1660年查理二世夺回王位时，其反讽之处就在于，若干年前仍服膺英格兰共和国护国主克伦威尔统治的臣民，如今却为旧秩序的恢复欢欣鼓舞，甚至将克伦威尔的遗骨掘出，以弑君的罪名枭首。似乎在此刻，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成为了团结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与他惨遭议会处决的父亲查理一世相比，人称“快活王”的查理二世虽纵情声色犬马，却也深谙统治的艺术。他的王朝在战争失利、瘟疫肆虐的年代惨淡开幕：1665年，10万伦敦市民死于腺鼠疫，1666年9月，一场大火几乎将整座伦敦城敉平，1667年6月，荷兰人沿梅德韦河奇袭查塔姆，摧毁了军舰4艘，俘获旗舰1艘。一系列天灾人祸让查理二世的统治岌岌可危。但透过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秘密结盟，亦透过巧妙地操纵公共舆论，与议会中的王党，即托利党合作，到17世纪80年代初，查理二世成功地重建了王权，并在“王位排斥法案”危机中挫败了激进的辉格党人。1685年查理二世猝然离世之前，这位复辟的君王所拥有的专制权力，甚至超过其父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并无子嗣，他死后，王位由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而仅仅3年后，詹姆斯二世便在众叛亲离中仓皇出逃，无力组织军队与威廉三世正面对抗。

看似牢固的王权，为何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瓦解？与所有复辟政权一样，在经历革命与内战的撕裂之后，旧秩序的重建必然只能是一种想象性的重建。一些适合于当下的新元素，会被纳入这一重建进程之中。之于查理二世，这些新元素大多来自法国的影响。彼时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建立起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并利用这一国家机器争夺欧陆霸权。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君主们，似乎认为惟有天主教才可以成为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一点上，查理、詹姆斯这对兄弟与激进的政治理论家们，如辉格党创始人安东尼·阿什利-柯柏，不谋而合；后者以为，天主教与专制是一对姊妹，总是相伴而生，只有新教才能带来自由。他们由此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查理与詹姆斯先后皈依天主教，以换取法国国王的支持。柯柏则提出禁止天主教徒继承王位的“王位排斥法案”，作为回应。

在蒂姆·哈里斯看来，天主教问题是导致詹姆斯二世政权在1688年垮台的关键。与哥哥查理二世如同让水流渗透海绵一般柔和谨慎的政治手腕相比，詹姆斯二世强硬且反复的宗教政策，使得原本支持国王的托利党人亦与之决裂。《革命》的前半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决裂的过程。其中尤为可贵的是，《革命》并没有和主流叙述一样，仅仅将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历史当成英格兰历史的注脚。依哈里斯的观点，正是这三个王国之间复杂的地缘政治，让身为三国共主的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在处理棘手的宗教问题时左右为难。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人口占优势，宽容天主教徒的政策当然会受到爱尔兰人的欢迎，却也会引起英格兰的不满：这一王国主要信奉作为新教支系之一的英国国教。苏格兰是斯图亚特王朝起家的地方，此地的主教制与长老制信徒间的宗派纷争，最终引爆了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这三个王国都是英国历史的主体。因此，对光荣革命的考察，也应同时考虑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

当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与其妻子玛丽女王在英国登陆时，他们身后是2.1万荷兰的精锐士兵。这可以说是又一场入侵作战，只不过与1066年入侵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一世相比，威廉三世的战场不在黑斯廷斯，而在议会的会场之上。由于威廉三世完全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伦敦，现在的我们往往会忽视1688年的海上入侵。而身处历史漩涡之中的威廉三世，却是在留下遗书之后，才登上去往英国的战船。当时的政治理论家们，很多也使用“征服理论”为威廉三世统治英国的合法性辩护。

但光荣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至今仍被保存在1688年后出版的政治小册子中。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可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册。这部书写于1679年至1680年“王位排斥法案”危机期间，但直到1689年才匿名出版。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公民社会与社会契约的理论，他认为，政府的主权来自人民的同意，而非君权神授。这一论点影响到后来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洛克的契约论并非独创，事实上，绝大多数辉格党作家都诉诸契约理论以证明推翻詹姆斯二世的正当性。

不过，《政府论》认为人民有权废黜违反契约的君主，这一观点却并非主流。辉格党人仍然希望淡化契约论的激进色彩。他们认为，当君主违背契约时所发生的，乃是君主的自行废黜。此种解释成为光荣革命后召开的非常议会对詹姆斯二世之所以被视作“退位”的官方解释。《革命》一书写道：“非常议会认定，詹姆斯退位是因为他违反了原始的契约，试图颠覆宪制，违反了王国的基本法律，以及因为他没有为政府做任何安排而自行离开。换句话说，他被认为已经退位了，因为他已经表明他不再愿意按照英格兰的宪制来统治他的这个王国。”

光荣革命可以被视为现代英国的起点。它并非通常所认为的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仅仅依靠议会中的辩论，便改变了大不列颠国家的性质。光荣革命同样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解体、崩溃与重组。这一进程在苏格兰与爱尔兰更为明显。在蒂姆·哈里斯看来，苏格兰的革命解决方案更为激进，其三级议会被长老制支持者占据，复辟时期的绝大多数规定亦被彻底废除。而爱尔兰则陷入詹姆斯二世支持者与威廉三世支持者的漫长流血冲突。

因此某种程度上，如何叙述有关1688年的历史记忆，构成了这三个王国之间的分野。正是这三场不同的革命，确立了英格兰相对于另外两个王国的优势地位，使得在18世纪初叶，英伦三岛能够作为一个联合王国而非共主联邦，登上世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