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银行”，一座省会城市的养老自救

养老，并不是一个容易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字眼。真正需要面对它的人群，更多是深陷其中而不是参与讨论—老年人是喑声的。但在今年，我们从“照护难题”讨论到“延迟退休”，越来越多年龄层的人参与进来，纷纷开始思考我们的“老去之后”。

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一步步加深。2021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了14%，这个数字是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而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

依靠子女的传统照护方式日渐崩解，以养老院为代表的机构养老还存在较大的医护缺口，政府作为兜底无法覆盖全社会的老人……庞大的照护缺口应该怎么缓解？我们“老去之后”将由谁来照护？在社会的焦虑情绪之外，我们试图搜寻解决办法。

一些更早面对老龄化问题的城市已经进行了很多养老探索，其中就有南京。作为中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之一，2017年底，南京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就已经超过14%，比全国整体提前了4年。为了应对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家庭、市场和政府力量之外，2019年南京全市开始推行以志愿者为核心的社会互助养老体系—“时间银行”。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加入“时间银行”，通过公安审核等程序后，即可成为志愿者，给老人提供服务，服务的时间通过政府平台记录存储下来。等自己老去或者家人老去的时候进行使用和兑换，“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虽然“时间银行”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上海在1990年代也进行过相关的探索，但南京市是将它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全市推行的第一个城市，而且有效持续地在运转。

2024年是“时间银行”在南京全市运行的第六年，总注册人数达到34万，其中志愿者截至今年上半年已经有7万多人注册成功（实际注册人数目前已超9万），为老人提供了110.6万次上门服务。7月，南风窗前往南京采访了相关人员，试图厘清这套社会互助养老模式能否成为我们“老去之后”的一种选择。

重要的小事

老去是从放弃很多小事开始的。需要弓腰才能扫到的房间的角落，为了不闪到腰，学会放弃。临近夜里感到口渴时饮水的欲望，为了不频繁起夜，学会放弃。越来越听不清楚的对话，为了不惹人生厌，学会放弃……当身体逐渐老去，年轻时觉得容易的小事，都逐渐变得困难。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今年90岁的张胜利和老伴同住。今年有一次，家里做饭的燃气灶打不出火来了，张胜利叫了师傅上门维修，说是燃气灶电池没电了，只需要出门去买一个新的电池换上。这难倒了两位老人，因为他们都不方便。

2017年，张胜利被送到医院放置了他的第四个心脏支架。此前他每天早上能来来回回走一个小时，但自他从“鬼门关”逃出来之后，他就不怎么下楼了。“能出去，但是不方便出去，走路害怕跌倒。”他说。除了四个心脏支架，他还有高血压、脑梗和支气管炎，承受不起摔倒的代价。

很长一段时间里，买菜这种不得不出门的事情都是老伴负责，哪怕她也听力退化严重，没有助听器几乎无法与人正常交流。“老太婆也跌倒过，而且是一跌倒就没人拉。岁数在那儿谁敢拉呢？有一次（运气）还不错，有认识的人给她抱起来了。”如果没有人，就只能等她自己缓过来，再爬起来回家。

在家也并不意味着安全，一点点的意外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7月上旬的一天，87岁的莫瑾容在客厅发现了一只蟑螂，她举着拖鞋想拍死它，结果跌坐在了地板上。当天她就去了附近的社区医院拍了片，开了膏药，但是之后疼得更厉害了，尾椎骨那一块疼得她睡不着觉。

没办法正常买菜、做饭，睡觉甚至上厕所也受到了影响，忍了几天，莫瑾容决定去更大的医院拍一个CT。万一是骨折，她要早点治疗，及时住院。可是医院很远，她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过去，附近并不容易打到出租车，更时兴的打车软件她不会使用。

这都已经算是幸运。有的老人在家突然胃出血、胃穿孔。有的老人在家里猝不及防地晕厥。还有彻底沉默的重度失能的老人，身体里插入了胃管和尿管，一个多月找不到人更换，硅胶制管道会瘪掉，和皮肉开始粘连。

被悬置起来的不仅仅只有身体问题，还有老人离开社会身份后突然拥有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和与之同时到来的孤独。

前些年，70岁出头的赵巧珍和蔡国明夫妇发现，有一位年轻时候当领导退休下来的老爷爷，总是被人看到独自蹲在小区楼下，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也不跟人说话。后来有人好奇，过去看他在做什么，结果发现，他在数蚂蚁。

赵巧珍和蔡国明能够理解这种状态，退休之后，他们都曾感受到那种断崖式的空虚。当被问到刚退休时候的生活，70岁的蔡国明眼睛发直，出神了几秒钟。“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吗。”他说。外孙过来家里的时候，他会和赵巧珍一起带外孙，外孙回家之后，他们俩连饭都不怎么能打得起精神做。那时候俩人多是在家枯坐，成天盯着电视看，也不知道到底在看些什么。赵巧珍那会儿得了坐骨神经痛，一痛，痛了半年。

这些重要的小事需要被解决，需要有人在场，但因为各种原因，它往往是落空的。

即使过去了8年，“时间银行”的“001”号员工李沪浣还记得一位老爷爷。

当时李沪浣在栖霞区的嘉岳居家服务点上班，他接到社区的电话，说隔壁小区有一位老人要外出买药，需要人帮忙。老人背部有残疾，无儿无女，一直没有结过婚，独自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桌子上总有超市里发的传单册子和电视购物指南，他通过电话求助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借了一圈才借到轮椅，然后把他推到了社区医院。”李沪浣不知道在给自己打电话以前，老人是怎么完成药物购买的，因为他连出门的轮椅都没有。

老人的药每周都要拿一次，但嘉岳居家服务点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要服务两个小区的老人。那时候服务点正开始以“时间银行”的方式招揽志愿者，李沪浣和“时间银行”最早的一批志愿者们一起，才帮助老人解决了这件“小事”。

随着“时间银行”在南京全市的铺开，志愿者人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老人有了得到帮助的可能。张胜利打一个电话，同一个小区的志愿者就可以把电池送上门。莫瑾容也是，刚向“时间银行”求助，十分钟内就有人上门教她打车。赵巧珍和蔡国明夫妻现在是在“时间银行”上有200个小时服务时长的志愿者，他们通过“送餐”“陪伴”这样的小事重新开始和人们产生连接。

“我们现在能动，能跑，能帮助到别人，我总有不能动的时候啊。（万一）身体不好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现在先帮别人，然后别人以后再帮我。‘银行’就是储蓄嘛，只不过不是储蓄人民币，而是储蓄时间。我们能动我们就帮别人，等到我们不能动的时候，希望别人再帮我们。”赵巧珍说。

在南京，“时间银行”正在成为家庭、市场和政府兜底之外，一个人人都可以触及的养老选择。它把更多人打捞起来，放入社会互助养老的网络之中。

汇 合

对于南京“时间银行”的主理人史秀莲来说，这原本只是一项基于她个人志趣的志愿服务。她并非从一开始就想要将帮助老人这件事情发展成社会事业，而是被越来越迫切的现实需求一步步推到了这里。

史秀莲原本只是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因为当时学校开设养老专业，承接到政府的合作项目，参与对南京市养老现状的评估工作，所以了解到很多老人的具体境况。

2013年，她在进行南京市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在上门探访过程里，有一位老人很奇怪，她独居，但是不锁门，只在门后面放了一块砖块抵住。敲门进去之后，史秀莲发现老人腿脚不方便，她用砖头抵门是因为之前她锁上门的时候摔倒过一次，躺在地上动不了，不停地求救但没有人听到。那之后，老人就没有再锁门，以防下次有突发情况。

从这个时期开始，史秀莲慢慢组织志愿者在他们周围的小区去做一些服务于老人的好人好事，但是事情没有按她想象那样顺利进行下去。

2016年重阳节，一对夫妻志愿者用保温桶装了很多热菜热饭送去给以前帮助过但后来住进养老院的老人。到养老院之后，那位老人不在，志愿者就希望能把饭菜分享给其他老人，大家一起吃。“结果（有）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拿起保温桶就砸地上，‘你想毒死我？你心怎么这么狠？’骂得可难听了。”史秀莲说。

一开始她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她发现，送饭过去的那对志愿者开始变得沉默，不再愿意参与服务，史秀莲跑过去问了情况后才知道。“他们是因为我才参与志愿服务的，可是这件事情让他们爱心受挫，以后不打算再干了。而且让他们对养老这个事情恐惧，对养老院也恐惧。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坏事，不是做了好事。”

也正因此，她有了这样的念头：如果能有一个平台，帮忙去对接这些供需的志愿服务关系，又能争取到政府信誉背书，那志愿服务的安全性将会更高，志愿者的善意就不会“掉在地上”。这种帮助他人的动力将可以更有效地持续。为了寻找到可以参考的成熟案例或做法，史秀莲在网上搜索以志愿者为依托的互助养老模式，最终选择了“时间银行”这个名字，它恰好符合自己在做的事情，也便于记忆。

那时候的史秀莲还没有想过，三年之后，这个名称会以《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文件的形式，被面向全市公布。

今天，任何一个人只需要下载“我的南京”APP，进入“养老互助时间平台”，就能够申请注册成为“时间银行”的志愿者。注册成功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接单为老人提供服务，每完成一次服务，相应的服务时长就会被计入他们的“个人账户”的“基本账户”之中。在未来，当他们自己年老体衰，或者是他们家中的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花费账户中的时间下单，获取来自他人的服务。“个人账户”里的时间也可以捐赠给政府的时间总池或者定向给60周岁以上的有需要的老年人。

而在这一切刚开始发端的时候，史秀莲只是目睹了老人的困境，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观察到，“不到不得已的情况，我们的老年人不愿意住养老院”。比如一开始那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入住养老院能帮助他得到更安全的照护，但是当时他宁愿用砖头抵住门也不愿意去，担心自己去住了，别人会骂孩子不孝。

作为“时间银行”从2020年就开始存储的志愿者，今年70出头的赵明翠也和记者证实了史秀莲的说法。“有儿女就不要进养老院了。”她说。在她曾经作为一位菜农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里，她担心自己住进养老院后会被护工欺负，担心儿女送的食物会被别人吃掉。但说到最后可能更害怕的是，养老院这三个字所延展的关于“老去”“死亡”的恐惧。她说：“我家舅母那时候送进去养老院，没多长时间，就半年，就死了。没得什么毛病，就是有一点点老年痴呆，有一点点。”

2021年注册为“时间银行”志愿者的朱广俊，今年67岁，和妻子还有丈母娘三人一起在家养老。他有一个女儿，不在身边，而是在广西工作并且成家。被问到年龄更大之后的养老问题，他也说，养老院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里。钱是一个问题，朱广俊的退休工资大概是每个月4000多元，这个价格在南京市区内能做的选择并不多。更高端的医养一体的养老院，有的机构一个床位就动辄上万元。

不愿意去养老院，理论上还可以跟着子女养老，避免高龄独居带来的无人照护问题。但“尽量不给孩子增加麻烦”，这是记者从使用“时间银行”的高龄老人那里反复听到的一句话。

上门采访的那天，张胜利的儿子正好去探望，他看上去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中年人，给父母带了保温壶装的老母鸡汤，和两块南京的土烧饼。张胜利和老伴都很满意孩子每周都会过来看望，耳背的婆婆少有的插话是夸自己的孩子。孩子带来的烧饼有点儿硬，张胜利还是决定要吃下去。他戴的假牙使不上力气，想了个办法，把烧饼泡水，等它软了，慢慢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