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倒逼经济思想转变

主流经济思想的范式转变，通常伴随着需要新答案的危机，就像1970年代的滞胀—低增长和高通胀—笼罩发达经济体之后发生的状况。而随着自由民主国家面对民众对其服务公民和应对威胁我们未来的多重危机（从气候变化到难以承受的不平等和重大全球性冲突）能力的不信任浪潮，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

为了防止那些借助选民愤怒情绪出台的危险民粹主义政策，我们必须加紧消除引发不满情绪的根源。考虑到这一当务之急，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实践者不久前在柏林参加了由新经济论坛组织的峰会。过去40年来，“华盛顿共识”一直强调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其他亲市场陈词滥调的首要地位；而这场“赢回人民”峰会，则面向某种可能取代上述市场自由主义共识的新理解。

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柏林宣言》，得到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以及托马斯·皮凯蒂、伊莎贝拉·韦伯、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在内的数十位知名学者的签署。

过去一段时间“华盛顿共识”都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受到了大量研究的挑战。这些研究，记录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及其成因，还对产业政策的角色和抗击气候变化的战略进行了重新评估。而最近爆发的几场危机，更不用说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失败的危险，正促使人们努力将所有这些研究转化为新的共同政策框架来赢回人民的心。

《柏林宣言》强调，有广泛证据表明人们的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自身生活和社会变革轨迹失去控制的真实或感知的共同经历所驱动的。这种无力感是由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引发的，又被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近期的通胀冲击和紧缩政策放大了。

这种诊断从逻辑上得出了一个同样清晰的结论：要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就必须制定政策去令人们重新觉得自己和他们的政府具备有效应对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将政策重点放在创造共同繁荣和良好就业机会上，包括通过支持新兴产业和引导创新去为大众创造财富，从而积极应对迫在眉睫的地区性混乱局面。

人们同样强烈支持设计一种更健康的全球化形式，协调气候政策和支持允许国家控制关键的战略利益。而这些优先事项的基础，则是人们普遍认为必须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作为新共识的一部分，气候政策需要将合理的碳定价与强有力的正向激励措施和大刀阔斧的基础设施投资结合起来。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以启动气候转型。总而言之，一种新的共同意识需要在市场和集体行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在五年前，或许是不可能就所有这些达成一致的。本次宣言签署者数量之多，所代表的观点之多元，反映出讨论已随着越来越多经验证据的积累而发生了多大变化。

《柏林宣言》的签署者并不自诩拥有所有答案；事实上也远非如此。相反，宣言旨在提出一项明显不同于以往正统观念的原则性声明，并创设一个对指导实践的政治概念加以完善的任务。如何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必须在国家背景以及国际合作的努力中加以界定；而政府如何以最佳方式激励气候友好型行为也是如此。如何重新构建全球化框架或最有效地减少经济不平等，依然是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抢在民粹主义者前头，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关注公民不信任成因而非症状的新政治共识。要重新赢得人民的支持需要的东西不多，就是一个为人民制定的议程。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劳拉·泰森，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托马斯·弗里克，新经济论坛总监。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