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精神病院后，穿过社会的窄门

19岁那年，刘洁决定复读。前一年高考失利后，她鼓励自己“我还很年轻，不要紧”。“高四”开学不到一个月，刘洁察觉到一些不对劲。以前她吃饭时都戴着耳机听英语，但那段时间都不怎么主动学习，“看别人学习我才会学习”；她反复地想起自己高三暗恋的一个男生，为了找人倾诉，刘洁几乎天天在寝室里打心理咨询的热线电话。

这有些不正常。后来看到报纸上讲精神疾病的文章，刘洁担心自己也得了病，回家求助父母。父母当时没有马上做出行动，刘洁着急得把家里的玻璃敲碎了。“我要快点去复读去高考，这个病我要快点治好。”刘洁说。

她没能做到。直到2024年，刘洁已经在治病这件事上花了25年。25年里，她多次入院，也多次因疾病而丢掉工作。直到最后一次复发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知道自己应该长期服药后，刘洁的病才很少再复发。可仅仅依靠住院、吃药，她并没有就此真正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与刘洁相似的人并不少。在全球人口突破80亿的2022年，有一个群体的覆盖面悄悄超过了10亿人，那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在第二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过去十几年来，很多慢性病在全球发病率是下降的，但是精神疾病发病率一直在增加。精神疾病有400多种，常见的如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比较严重的像精神分裂症。精神疾病造成的疾病负担，在全球排在第一。”

而很多人发病时，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了个青春的头。为了让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拥有完整的生活，一群人正在付出努力。

隐形

“精神病人”常常出现在新闻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病情发作时，他们往往被送进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医院。一个社工十多年前曾入院参观，一行人需要先经过一扇铁门（只有医护人员才有钥匙），进门得快速，门边还会有两三个医护人员守着。这些特殊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病人逃走。

工作，作为参与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对康复者来说是一件难事，它有一层隐形的筛网。

没有人喜欢住院，对于一些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尤其如此。有人病情发作时被约束带绑住手脚，躺在床上被护士喂饭。有人因为强烈的药物副作用，只能“吃了睡，睡了吃”。渴了，病人脑子里知道自己想喝水，但眼睛睁不开，只能把一个矿泉水瓶放到床边，闭眼伸手把瓶子摸过来。一个病人因为用头去撞墙、撞水龙头，前后两次被送进医院，后来他知道了，住院就是“好难受好难受”，再也不想进去了。

熬到出院，这往往是故事的结局。但对于精神障碍康复者（下文简称为“康复者”）而言，出院反而只是治愈的开始。在通过了医院的铁门之后，他们还要通过一道社会的窄门，自力更生，为自己的姓名找到位置，否则，他们的名字可能会逐渐从社会上消失。

工作，作为参与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对康复者来说是一件难事，它有一层隐形的筛网。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有时会需要先完成心理测评才能进行到下一步。即使是在专门的残疾人招聘会上，很多岗位也更愿意招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的应聘者，而不欢迎精神残疾人。

就算走上岗位，他们也比一般人面对更多的挑战。多数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还需要长期服药，药物的副作用持续地带来影响。嗜睡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吃过药，康复者易新如常常在上班的公交车上睡着。他曾经的一份工作是把公司的电池推销给酒店，在酒店见客户前，他经常要在酒店大堂里睡一觉。好几次，他会睡到保安把他拍醒：“这里你不能睡觉。”

康复者刘洁则变得健忘。因为健忘，她记错过下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就关了电脑和打印机，把办公室的门锁好，然后马上又反应过来，自己还没有下班。

更多的副作用，只能被笼统地归为“不舒服”。最近几个月以来，每隔两三天，康复者江坤就会突然感觉不舒服，有时候是胸闷，有时候好像耳边有人说话，有时候隔一两分钟他就要跑一趟厕所，但又没有尿。有一天下午，他连续发了五六条微信给母亲，都是同一句话：“我不舒服了。”

干扰他们的不只是副作用，疾病也可能重新造访。《今日精神病学》的数据显示，在常规治疗的前提下，初患精神疾病的人2年内的复发率可达40%～50%，5年内的复发率更高，可超过80%。这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难得的工作岗位。很多精神疾病康复者都做过好几份工作，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最短的甚至只有几个月。

康复者李秋云曾在一家烟草公司的直营店里做营业员，这是她过去“最好的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在一次发病的状态下，她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无缘无故”写了一封辞职申请。经过治疗后，李秋云又想重新回到店里，对方就不再接收了。

易新如的病也曾在工作岗位上复发。第一次发病后，他去上了三年大学，毕业进入销售公司。那时他还不了解疾病有复发的可能，尝试停了半年药。工作两个多月，易新如刚刚迎来第一份业绩，疾病就复发了。他感觉自己好像在爬一座山，努力了半天爬到半山腰的位置，病一来，他又掉回了山脚下。

为了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他们学会了一种策略，叫作隐瞒。隐瞒导致的心虚，在工作的很多瞬间弥散。易新如因为生病不能喝酒，公司聚餐的时候，老板不理解：“你做销售的，怎么不能喝酒？”但他不敢讲原因。江坤的妈妈会在他每次去上班前叮嘱说，这个病尽量不要让公司知道，她把江坤的药盒装在口香糖的盒子里，让他背着别人吃。

残疾人的福利，对于他们而言有时是一种暴露的风险。坐地铁，李秋云可以凭残疾证走绿色通道，但有时她会正好和同事一起下班，她只能让别人先走，“我有点事情，不用等我”。

外界的不接纳会内化进他们的心里，阻碍他们的社会化进程。第一次复发出院后，每次看到电视上放与精神病人有关的新闻，或者听到别人谈论起这些事，易新如内心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恐慌。

刘洁心里有更多的自我攻击。因为生病，刘洁没能如愿上完大学，她常常担忧自己能力不足，别的同事会做PPT，她却对此一窍不通。“我就去生病去了，住院去了，我没有学习，我的毕业证都没拿到，我能力没有提升够，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这段话像连珠炮似的，从寡言的刘洁嘴里脱口而出。

长期脱离社会后，一些在普通人看来很平常的事，对于康复者而言变得陌生。有人上学时就发病，第一次进入职场，不知道进领导办公室要先敲门，遇见领导和同事，也不知道要跟他们打招呼。有人在工作时打瞌睡，被领导指点了一次，第二天就主动提交了辞职申请——他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给单位添了很大麻烦。

他感觉自己好像在爬一座山，努力了半天爬到半山腰的位置，病一来，他又掉回了山脚下。

疾病带来的延长效应，社会上存在的壁垒，以及内化到心里的自卑与恐慌，种种困难，让这群人在离开精神病院后，更容易在社会里隐形。

在国外，一些人会成为无处可去的流浪汉，而在家庭观念更重的中国，他们的终点常常是家庭，一些人的人生也就停滞在家庭。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贺吉清说：“打个比方，这个人20岁得精神病，他还有60年的时间。60年，分配10年在医院里治病，那还有50年，这么漫长的时间一定要通过康复给他改善。”

漫长的时间如果只是待在家中，人的社会功能会逐步退化。康复者杜鸣已经在家里待了十多年，因为紧张、害怕出门，他只会偶尔和母亲李芬一同出门散步，并且绝不去人多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成为一个隐形人。

家庭不是一个完美的承接场所。大多数康复者的日子很雷同，每天睡到中午，有时午饭也赶不上吃，醒着的时候就面对手机、电脑，即使和家人也很少交流。李芬怕儿子在家待着退化了，起初还会把自己的工作文件拿回家，让杜鸣帮忙做个Excel表格，或者打印一下合同。但这没持续多久，因为“没有压力”，后来他也不做了。

矛盾很容易从中滋生。江坤每天在家看手机、打游戏，母亲梁英免不了会念叨。有一次，江坤对着房间门打了一巴掌，把那扇空心的木门门板打坏了。还有一次，他冲着梁英的胳膊打了一下，在那里留下一个红红的手掌印。“我养你有什么用，最后打妈妈打成这样。”梁英后来抱怨说。江坤也反击：“你也拿铁棍子打我。”他说的“铁棍子”，是梁英叫他起床时拿的扫把棍。

李芬也打过杜鸣，打到后来杜鸣报了警，警察上门来教育李芬，可她依旧消不了气。她感觉自己整天心中都充满了愤恨，为什么人生是这样？在工作中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一切事务，但回到家对着自己的儿子却无能为力。

家庭成了另一种牢笼，只是多了一些被困住的人。退休后，李芬报名去了老年大学学乐器，可她无法专心自己的课程。上着课，她还在想杜鸣在家里干什么，有时候课上到途中，杜鸣打来电话，讲自己又生气骂人、摔东西了，李芬赶回家时又是一腔怒火。渐渐地，李芬开始失眠，体重从120斤降到90斤。我见到她那天，她穿着深色的连衣裙，人像是在衣服里晃荡。

家庭是这个人群最后的落脚点，而这个空间也有可能失去——谈到有不少家属会把孩子留在医院，再也不接回来，李芬马上接上一句：“我完全能理解。”这个说话做事都雷厉风行，在工作岗位上对下属不留情面的女人，面对自己的孩子，已经一次次地陷入绝望。“我也就觉得干脆躺平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能地担心：“我有时候都不敢想，将来我哪天一蹬腿（去世了），他怎么办呢？”

接纳

周胜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康复者，出院之后也没有长期工作。他喜欢坐上公交车，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街上到处看一看。

后来他有了一个目的地，这里也逐渐成为很多人的目的地。在长沙市雨花区曙光南路769号，长沙市第九医院门诊8楼，每天大约会有40个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来到这里。其中一个康复者家住得远，他每天早上赶两个小时的车，几乎都能踩着8点的开门时间，风雨无阻地到达。

这个目的地是长沙心翼精神康复会所（下文简称为“心翼”或“心翼会所”）。来到这里的患者不再是“患者”，而成为“会员”。相应地，会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职员”。

2006年12月，在精神病专科医院长沙市第九医院的一场会议上，已经在医院工作十三年的护士长罗月红，第一次了解到“会所”模式。中国第一家会所——香港卓越之友会所的主管，和香港玛丽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一起，在会议上介绍了这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模式。“会所”（或者“职业康复会所”）是一种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机构，在会所内部，康复期的精神障碍患者可通过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和各项康复活动，在模拟的真实工作场景中锻炼自己的职业能力，进而逐步实现独立就业、重返社会。

罗月红至今记得会上放的宣传片带来的震撼。大概三五分钟的宣传片里，呈现出的“会所”与精神科病房完全不同。在病房里，忙碌的是医护人员，大多数病人每天只是坐在那里，等吃饭、服药，要么就来来回回地走。但在宣传片里，会员们像在办公室上班一样，操作电脑、复印机，忙着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