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内循环，走向自主创新的核心逻辑与政策选项
建立内循环，走向自主创新的核心逻辑与政策选项
孙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经济导刊》2024年第5期
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被寄予厚望，但官方文件中“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表述却很少得到关注，反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过度强调“国家队”（非企业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科研”的声音。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在于企业创新主体的确立。在传统举国体制下，国家掌控着关键资源与信息，而且无论如何投入、投入多少，都不需要考虑微观层面的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到了今天，市场经济本身构成了“举国体制”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各种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而且任何市场主体（尤其是其中的民营企业）在做出决策时都会更多地考虑“经济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除国家之外，强势的、持续投入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他们同样掌握着关键要素（包括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
这意味着，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至少有两个特点：一，以国家背书突破信任瓶颈、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变得更加重要，形式也更加灵活；二，攻关任务的设计、定价与组织方式应尽可能兼顾任务承担企业的经济合理性诉求，以确保任务体制持续运行，攻关成果尽快落地。而一个成功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尊重行业创新规律的基本前提下，将传统举国体制与上述两个特点有效结合的产物。
因此，推动自主创新、打通本土产业链、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攻关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与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紧密交织的过程。启动这一良性循环的核心逻辑，即将各方面因素（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活动主体（官产学研用）首次串联起来的初始过程，反映为“政治过程 → 社会过程 → 经济过程 → 技术过程”的顺序。也只有沿着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利用国家、社会、市场等多种力量与治理机制，完成一个由国家战略启动（政治过程）、以技术攻关落地的创新治理过程。
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其亚洲“火药桶”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亚太地区有最大可能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道理很简单，这里具备了导致世界大战的所有要素，可以作这样的表述：经济利益+美国+亚洲版“北约”+军事现代化+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美国正在成为亚洲战争的重要组织者，而美国策划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亚洲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考虑到美国无法通过革命来消化其内部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时，外部战争变得更具可能性。至少自近代以来，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是两种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美国发动战争来解决其内部问题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并非“域外”。所谓“域外”国家仅仅指的是地理位置，即美国处在太平洋的东岸。但从利益来说，美国是深度嵌入亚洲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深度介入亚洲事务，从日本到朝鲜半岛，从东亚到东盟，没有一个国家如美国那样深入嵌入亚洲。尤其是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即使在经济上，美国也越来越成为亚太国家，而非传统上的大西洋国家。如此，美国维持“帝国”（霸权）的欲望和其在亚洲实际的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巨大的动力，在维持霸权的同时获取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在失去了十年之后，美国必须重新转向亚太了。这也是自明的。自“印太”概念产生以来，美国已经在这个地区构建了至少7个“小多边”，并且都是针对中国的。美国在各种声明中，总是强调这样做是为了“遏制”所谓的因为中国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说“避免”战争。但是，经验地看，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美国的作为正在构建一个总体战争架构，并且是全球性的架构，至少包括“北约”、亚洲版“北约”和亚洲国家。同时，美国的作为也引发了俄罗斯和朝鲜的战略急速调整，也同样把“冲突点”引到亚太地区。
当下的四大挑战
朱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正和岛”
回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我认为可能有四个大的挑战。第一，眼下要处理的仍然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接近1/3左右，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取代它的重要作用。
第二，还是要回到深层次的改革，要化解债务。一个国家不能无节制地举债，因为举债之后要还债，这会对今后发展的现金流形成巨大的冲击。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还是居民家庭的债务，都会成为今后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人口问题影响深远，亟需马上采取措施。我们同时面临着两个人口问题，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虽然它们的结果貌似都是人口规模的缩减和人口年龄的加大，但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冲击不一样。老龄化会引发整个社会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从而导致有效的投资需求不足，就如大家所调侃的，街上都是充满活力的老年人和暮气沉沉的年轻人。
但是少子化对于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更大，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总规模、总需求，以及整个经济的体量。而且，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周期的现象，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人口增长的时候是指数级增长，缩减的时候也是指数级下降。一开始下降的时候还不明显，但是等这一代适龄妈妈少了，她的小孩再少一些，以此类推，发展到后面人口下降的速度会变得极快。按照很多国际组织的估算，到本世纪末也就是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很可能会下滑到7亿左右。到那个时候，无论是整个市场的规模，还是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以及整个经济的活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变化。
第四，这也是涵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重新恢复信心。这个信心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在纯经济层面，当人们看到经济增长在放缓，就会想自己的投资回报是不是会出现不确定性。二是在当前的法律制度和环境下，一些企业家被查税、被留置，很多企业家有一种茫然感，再叠加一些社会不友好的舆论，让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