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降息”，大选年风向已变

当下，在美国的知名商人群体中，有两位人士对政治最感兴趣：除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之外，就是马斯克。马斯克是“商人干政”的典型，按照东亚社会的逻辑，“商人干政”都没有好结果。

但马斯克好像并不在乎。8月30日，他再次在社交平台上大鸣大放。他说，按照目前的政府支出速度，美国正走在破产的快车道上。

美国政府的负债，一直是个大问题。按照美国财政部7月底透露的数据，美国国债已首次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另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项预测，到2034年，这一数字将超过50万亿美元。

对全球市场来说，除了美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之外，美元“降息”更是牵动着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神经。8月23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一次“改口”事件，更被看成美元即将降息的提前吹风。鲍威尔首次明确地提到充分就业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强调遏制通胀。

无论是围绕美债的辩论，还是关于美元“降息”的市场预期，都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即将于11月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和主要国际货币发钞国，美国总统大选是政治事件，更是经济事件。尤其在“脱钩”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焦点的时候，对其他经济体来说，更有必要洞察趋势，未雨绸缪。

通胀，因何而来？

通胀，是美国经济当前最重要的议题。尽管在7月份，美国的通胀率同比下降至2.9%，好于此前3%的预期水平，但距离2%的理想目标还有距离，治理通胀之路并未抵达终点。

围绕通胀的辩论，已持续数年。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美国的通胀即开始抬头，不同派别基于通胀原因展开了辩论，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通胀主要源自外部因素。贸易脱钩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配置，过去的成本洼地不复存在。制造业企业开始抛弃成本最优的地带，转而选择次优的经济体配置生产环节，产业链正从东北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成本快速上升。同时，爆发在东欧的战争，导致全球性的能源价格波动，也对通胀推波助澜。

在制造业成本全球性上涨的时候，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商品贸易逆差国，美国遭受通胀困扰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已从6月份的966亿美元扩大至1027亿美元。不断走高的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居民越来越多的生活消费品需要进口，全球性的成本上扬必然最终作用于美国的国内消费市场，物价走高是一种必然。

将通胀主要归责于贸易脱钩的观点，曾一度是主流。特别是对于那些受益于全球化的行业，比如金融业来说，不少从业者都曾公开指责过贸易脱钩问题。包括比尔·阿克曼等华尔街知名投资者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居高不下的预期通胀率，很大程度来自产业链破碎所导致的生产效率降低。

然而，进入2024年年中，另一种关于通胀成因的观点开始被更多的人接受。

拜登于2020年11月赢得大选，之后的四年不到时间，拜登政府推出了众多扩张性的财政计划。为应对疫情，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通过一项名为“美国救助计划”的一揽子措施，涉及总额1.9万亿美元，主要内容可以看作“直接发钱”，如向符合条件的成年人每人发放1400美元补贴，以及提高失业补助等。

人们的注意力为何从共和党候选人的“脱钩论”，逐渐转移到了对民主党“大政府”式施政方针的关注上？这与美国整个财经舆论场在2024年的风向转变有关。

另一项涉及资金超过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法案于2021年11月通过，涉及资金总额达1.2万亿美元。该计划可以看作美国版“四万亿”，主要指向了交通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此外，拜登政府还推动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这些产业政策背后，都是千亿美元级财政资金的注入。

拜登政府的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美国经济的确有所起色，但对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到底是市场的自愈机制使然，还是真的受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的影响，外界莫衷一是。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拜登政府的过度刺激，导致了美国久治不愈的通胀问题。

基于CPI数字来衡量美国的通胀还不够鲜活，更加鲜活的现象是，从2020年开始，美股的散户开始活跃。一只名为游戏驿站的股票成为了美股中的“妖股”，大量的散户和对冲基金围绕着这只股票展开拉锯战，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美股早已不是散户市。回溯美股的历史，上一轮散户的活跃期，还是19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时代。一些分析认为，正是拜登政府创纪录的财政刺激计划，导致了大量现金突然流入普通人手中，而后者并无投资经验，只能追涨杀跌。

拜登政府花的钱的确不少。截至2020年，美国的国债约为28万亿美元。而现在，数字已突破了3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拜登任期内，美国国债存量增幅达到了25%，这是不可小觑的增长幅度。

必须注意的是，为何第二种关于通胀的原因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的注意力为何从共和党候选人的“脱钩论”，逐渐转移到了对民主党“大政府”式施政方针的关注上？这与美国整个财经舆论场在2024年的风向转变有关。

“竞选经济学”

2024年，美国财经舆论场的转向有众多标志性的事件，其中以硅谷精英的转向最具象征性意义。过去，硅谷的风险投资者中，除了彼得·蒂尔等少数大佬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之外，更多的人都站在民主党一边。但情况正在改变。

硅谷风投机构A16Z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就是代表。他远不如红杉的迈克尔·莫里茨或者凯鹏华盈的约翰·杜尔那么出名，但他最近的一次公开表态却让他站到了台前。他公开宣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硅谷，民主党的税收改革尤其是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的提议，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创新。

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这是美国近两年来在税收体制改革中最受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厘清其概念，才能认识到这一提议对美国富人和投资机构的影响程度。

假设富人杰克今年以1000万美元购入一套房产，明年涨到了1500万，那么500万就是资本利得。但杰克还持有房产，所以这部分500万的增值额并未实现，属于未实现的资本利得。

在多数国家的税收体系中，对这个未实现的500万收益是不征税的，而是在房产出售的时候才征税，即基于当时出售价格和此前购入价格的差额，对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假设后年涨到了1800万，杰克出售了，当局就会对这800万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

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对500万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那么如果后年房产跌到了800万，怎么操作？难道税务局退税？显然，如果退税将极大增加税收征收的成本，如果不退，则存在明显的过度征税嫌疑。对此，没有富人不害怕。

这一税改提议如果运用到风投机构，对创新生态的杀伤力同样明显。一家风投公司的投资组合中，会有大量的创新公司股权，随着市场的变化，这些股权的估值是不断浮动的。即使是那些相对优秀的创新公司，也会因为市场环境的波动面临估值缩水。如果在高估值时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让风投机构支付巨额税金，那么在组合估值缩水时，怎么办？这对风投来说，绝对不是小事。

安德森说，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支持民主党，但现在他对民主党失望了，将投票给特朗普。显然，安德森充当了硅谷风投的集体代言人。

另一次风向转变的主角是扎克伯格。8月底，Meta CEO扎克伯格在一封公开信中说，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曾向脸书施压，要求审查关于疫情的发帖。扎克伯格的“反水”，对民主党极具杀伤力，因为指向了美国社会中极度敏感的政府侵害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硅谷，无论是风投，还是科技公司，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转向，背后原因在于大环境的变化。过去，全球化让硅谷成为了受益者，风投从东亚的科技公司发展过程中，斩获了巨额的资本收益。而科技公司的销售利润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一度也来自因全球化而富裕的东亚中产群体。

久治不愈的通胀，不再是因美联储治理不力，而是金融市场之外的原因让它变得积重难返。这意味着，美联储降通胀的压力得到了大大的舒缓。

现在，由于国际政治的变化，之前那种民主党所推崇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正变得不确定，而确定的是，如果民主党的激进税改计划实施，硅谷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在全球化收益变得不确定的同时，来自国内的收益却有新的可能——共和党的“减税”倾向越来越符合硅谷的利益。商界对两党经济政策影响的集体重估，是观察美国“竞选经济学”的一个起点。

美联储“松口”

回到美元“降息”问题，政治同样影响着经济。8月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罕见地说，美联储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双重使命”的另一面，他提到了充分就业问题。所谓“双重使命”，即遏制通胀和保证就业（经济增长）两大使命。此前，在公开场合，鲍威尔和美联储官员更多地是在谈遏制通胀。

显然，这种表态的转变，必然被那些早已重仓的投资者解读为“降息”前兆，并四处传播，以期支撑其重仓股的股价。此外，基于美联储过去一直“语焉不详”“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这一次关键字很明确、且侧重点也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表态，还是值得注意的。

美联储的“松口”，并不排除有政治因素掺在其中。首先，拜登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通胀的主要成因。一些人认识到，久治不愈的通胀，不再是因美联储治理不力，而是金融市场之外的原因让它变得积重难返。这意味着，美联储降通胀的压力得到了大大的舒缓。其次，迟迟不降息，已让商界诟病已久，包括特朗普都已明确表示应该降息。因此，美联储并不能完全忽视风向的转变。

于是，“松口”犹如借坡下驴，既顺应了财经舆论场的变化，也等于同时给市场提前吹风，平滑真正降息时带来的市场冲击。

美联储是全球独立性较高的少数几家央行之一，最终“降息”与否，只有等到它发生的那一天才会真正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临近11月大选之时，美国的财政和金融领域都在出现一些微妙的转变。这种转变，将可能对全球经济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的新阶段，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