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变容

《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

[ 英] 汉弗莱·卡彭特 著

蔡海燕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明室Luci da

2024年5月

暮年奥登的肖像与年轻时大相径庭。奥地利艺术家安东·舒米希那广为流传的四幅速写，勾勒出这位66 岁诗人最后的形象。1973年9月28日在维也纳帕尔菲宫，奥登应奥地利文学学会之邀参加朗诵会。可以看到，他的面孔为那如刀削般的皱纹所反复校正，用诗人自己的比喻来形容，就仿佛“一块被雨水打湿的婚礼蛋糕”。这些褶皱构成暮年奥登的基本形象，不仅仅呈现在他的面孔上，也渗入其使用的词语中，如同一场隐秘的地质运动般重塑他沉积岩式的语言。它们的存在，似乎是要否定那些过早被吐出的修辞碎屑，暮年奥登时常修改其旧作，仿佛是要摆脱那个曾被广泛视为“左派诗人”的自己。有论者将此举视为诗人创造力衰退的表现。好像随着年齿渐长，奥登亦与他所钟爱的爱尔兰大诗人叶芝一样“为言辞激烈而后悔”。

回首那些在20 世纪中叶的灾异年代写下的诗行，他已不再笃信那些过分紧迫的二元选择，要在近乎艰难的救赎式的爱以及死亡之间择其一。这是他在名诗《1939年9月1日》尾段所绘出的图景：“我们必须相爱要么就死亡/ 夜幕之下毫不设防/我们的世界犹在昏迷/然而，遍布四方的嘲讽的光点/ 闪现着正义。”写下这首诗的那天，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奥登却在此时读到了俄国舞蹈家尼金尼斯的一则日记：“我想哭泣，但主命令我继续写作。他并不希望我无所事事。”布罗茨基尤其喜爱这首诗，曾经专为此诗做过一次逐行细读的讲演。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奥登诗选中，依诗人本人之意，这首诗，连同《西班牙》等颇具代表性的政治诗，都不再被收录。

是什么促使奥登改变？在收录于文集《染匠之手》的《创作、认知与判断》一文中，奥登谈及诗人变动其创作风格的必要性：“花费了20年时间去学习成为自己之后，如今他发现必须开始学习不要成为自己……他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写完一首诗就确信这是一首好诗，可能的情形是，这首诗只是一种自我模仿。”

移居美国是一道门槛，划分开诗人W.H. 奥登的创作与人生。自此，愈来愈多的美国习语涌入其诗作，这是奥登自发的选择，正如里尔克所言，“要想改变你的语言，就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奥登做出与前辈英美诗人，如T.S. 艾略特、艾兹拉·庞德等截然相反的决定，他们虽然出生于大西洋彼岸，却都在伦敦成名，对欧洲文化推崇备至。在这些诗人玄奥、晦涩、炫耀学识的诗歌文本中，似乎潜藏着对于其美国身份的自卑，新大陆的特质被刻意抹去，而这些特质正是后期奥登想要吸纳的。英国作家汉弗莱·卡彭特的《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依循奥登在大西洋两岸的人生轨迹，分为“英国”“美国和欧洲”两部。这一本奥登传记的英文版于1980年出版，其写作得到奥登文学遗产基金会支持，得以援用诸多奥登生前未公开的信件、手稿。如今中文版姗姗来迟，我们也终于在斑驳中寻见这位大诗人的本来面目。

和惯于壮游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奥登透过旅行寻找着自身的边界。《奥登传》“英国”部分的终章，提到三次至关重要的旅行。冰岛、西班牙与中国仿佛分别代表奥登人生的不同侧面。反刍这些地名的过程，也正是奥登自我变容的过程。卡彭特写道，冰岛之于奥登有着特殊意义。奥登笃信自己的家族起源于冰岛，尽管更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诗人依然捡选北欧为其祖源地。冰岛萨迦与诸如《贝奥武甫》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史诗，不仅在奥登的学徒期启迪他，更成为诗人终生的诗艺源泉。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奥登及“奥登一代”的创作，被广泛视为现代主义文学风景的一部分，或被当成一种反叛的左派文艺，但究其根本，奥登的文学趣味是古典的，这一点从未改变。

在冰岛旅行时，奥登为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所吸引。终于，他将冰岛之旅的感受写进长诗《致拜伦勋爵们信》。至于自己缘何选择拜伦为收件人，奥登写道：“因为他是我的同胞，在欧洲生活过，不喜欢华兹华斯以及诸如此类对待自然的方式……这封信本身与冰岛关系不大，而是描述在遥远之地旅行产生的效果，让人得以从外部反思自己的过去和自身的文化根基。”奥登的这一反思过程是漫长的。在前期的诗歌中，此种反思往往被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强烈现实性与即时性遮蔽。后期的诗歌拆除了政治参与的脚手架，反而更加显豁地展露出其诗艺的外立面，这一外立面基本上由古典要素与对西方文化的深描砌成。

奥登热衷于从外部观察自我。读他的诗仿佛进入一种解离时刻，自我被抽象化为生物学、政治学论述中的干瘪存在。俯瞰视角的大量运用是奥登诗作一大特点。这或许跟诗人参与邮政总局电影部各种广告片制作的经历有关。诸如《罗马墙蓝调》，他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诗歌，是作为配合画面的题词写下的。这些技巧有时可以结晶成非常精彩的短诗，或讽刺，或抒情，都能有相应的锋利与柔软。而当奥登诗作在30年代进入中国，可谓恰逢其时，汉语诗人们迅速将奥登式的浓缩修辞内化，而彼时笼罩奥登周身的左翼光环，也为中国诗人介入性的战时写作提供了理论的龙骨，使之可以航行在时代的滔天洪水之中，并为之作证。

奥登其人其作，汉语世界读者的最初印象，乃是其于1938年在华旅行期间写下的《战时》组诗第十八首。这首诗，许多同代中国诗人都曾译过，其中穆旦的译本最为有名。离开中国后，奥登利用旅行时捕获的意象，陆续写成《战时》组诗及《诗体解说辞》，并与衣修伍德的日记及游记合订，以《战地行纪》之名出版。然而，在卡彭特看来，《战地行纪》是一部迷惘之书。奥登的中国行反加重其对“人类的普遍失败”的确信。诗人被卷入一场他根本无从了解的战争，殊异于其不久前经历的西班牙内战。

在西班牙内战中，即使局势一片混乱，内部斗争、左右派之间的屠杀、乏味的小册子、冗长的会议都让原本怀抱着希冀来到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战士们失望，奥登依然知道自己应该捍卫什么，拒斥什么，也明了其词语能够产生的效用。在《西班牙》一诗中，他将这场战争描绘成昨天与今天的转折点，为了捍卫昨天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今天，死亡的概率有预谋地倍增/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接受了罪恶。”但在中国期间，他写下的唯一一首十四行诗，却是关于一名在战争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起句写道：“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这位战士终将被遗忘，他的意义虚无如逗点，然而正是逗点的存在，让历史在它无限的涌流中稍稍停顿了一下。所以，即使他“不知善，也不择善”，他仍然能够教导我们。

《奥登传》也提示我们逗点之于奥登的意味。奥登写诗时并不看重逗点，他只将其视作调整诗行中呼吸的一个符号。故在奥登的表述中，逗点原本是无意义的，是历史的涌流为它“添上了意义”。这里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历史，正是我们所经历的此刻涓滴汇聚而成的。人始终有改变历史的能力与勇气，透过投身于此刻，他将自己提升至永恒。诗，在奥登看来，也是属于此刻的，在他严苛的标准中，一个人只有在修改诗歌的时候才是诗人，当他放下笔，他便不再有权占有这张纸页。这也是为何终其一生，奥登都在不断修葺自己的词语，因为词语将是诗人最终的面孔，从词语及其褶皱中，永恒将如蜂蜜般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