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命令学校教材增加历史和其他与“德国性”有关课程的课时。与此同时，修辞课和宗教课的课程被缩减。1938年，犹太儿童被禁止接受教育，并送往集中营。同年，全国学校的教科书和海报，都被规定要用于教导德国青年“种族意识的重要”。

小学生的作业常伴种族意识背景的设定，比如，算术题先预设“犹太人在德国是外来人士”，再给出犹太人在德国的人数占比，求算“外来人士”的百分比。

与此同时，教科书还反复申述犹太人是低等种族等信息。学校宣传片、教材中的文字和图片，无不在灌输德意志人的“种族优越论”，并将犹太人、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描绘为“敌人”。

希特勒在自传《我的奋斗》中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坚决的民族主义者。”他还有句名言：“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

德国是人种理论这种伪科学的滥觞国之一，也长时间以此作为统治思想的一部分，对世界为祸非细。从生物学家布鲁门巴赫发明人种理论，到大主教昂塞把所谓“黄种人”称为“毛毛虫”，再到威廉二世亲手绘制《黄祸图》，以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无不浸润着所谓“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感。从近代到二战，德国的整个教育体系都贯穿着国家意志。十九世纪，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外战胜了丹麦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对内战胜了主张议会政治的政敌后，他宣称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是在学校课堂里奠定的”：“劳苦功高的则是那些终年在课堂里任劳任怨的教师们，他们领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却培育了普鲁士- 日耳曼特有的‘爱国主义’”。

建立在民族优越论上的所谓爱国教育有明显“好处”，即由内到外地维护威权统治。对内可震慑反对派，对外，可以以最低成本迫使国民一致对外，为将来的种族清洗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仇恨教育算得上是一种心理暴政。某种层面而言，这种暴政甚至比具体有形的政治压迫更为可怕，因为它建立在对人的灵魂的长期改造和扭曲之上，迫使人们产生虎狼环伺般的迫害与被迫害的强迫心理。从接受教育的那一瞬间开始，就陷入了不可轻易脱身的意识牢笼。

仇恨教育的成本极低，效果却往往立竿见影。因为仇恨是一种情绪，当情绪作为教育素材和工具，其通往的必然是道德理性的缩窄和智识的扁平上。它迫使受教育者一致对外，而放弃对自身的内省和探索。仇恨教育也“征用”了一部分原本属于个体自己的人格，将其提炼出来，毫不犹豫地投入群体性的价值审判和争斗之中。

如是一来，本该成为教育核心的独立理性与创造力被冲刷覆盖掉了，因为情绪无疑是更容易被感染和传递的，它利用的是人类原生具有的野性和从众惯性。但教育的达成需要克服一定的原生性，正如道理需要克服情绪。情绪是流动的意识，是不具备任何边界与尺度的，而不具备统一且为众人承认之标准的东西，定义权必然掌握在威权者手里。

本来仇恨教育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基本上已经成为蟑螂——生命力强，但人见人打。人们逐渐清楚，仇恨教育不是爱国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需要建立客观的历史发展观，更需要尊重现代文明的价值与底线，即以人为根本出发点。

然而环顾当下的国际政治生态，哪怕是在最发达的那部分国家中，仇恨教育也在回潮，前景堪忧，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