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村，她们成为彼此的家

在中国，现存有超过一亿的女性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往异乡打工的占其中一半。她们曾经被称为“打工妹”，现在被更恰当地定义为“基层流动女性”。

对这群女性而言，流动是一种处境，就像无脚鸟那样。在故乡，她们是没有土地的女人，在城市，她们是在工厂宿舍或者城中村里，过一种临时生活的人。在任何一个空间之内，她们似乎都无法作为主体性完整的人存在，她们的自我时常被压抑，或是被掠夺。

孤独到极致的时候，有的女人只能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或是养一盆又一盆的花，和它们做朋友。

直到一些服务于基层流动女性的公益机构出现，人们终于有机会听到她们真实的声音。2015年，在深圳龙岗的一片城中村里，就出现了一家这样的机构“绿色蔷薇”。在近十年时间里，它为附近的基层流动女性提供了一个属于她们的空间，并逐渐成为了她们生活的圆心。

走进绿色蔷薇的人喜欢称呼彼此为“姐妹”，她们在这里共建出了一种类似家庭，却又超越家庭的情感关系。有的姐妹会把孩子放在那里，脱掉鞋子，随意地躺在沙发上睡觉。有的会在那里放音乐，旁若无人地学着吹葫芦丝。一位姐妹为了能离绿色蔷薇更近而不愿搬家，宁愿每天坐公交车往返一小时去上班。

发生在绿色蔷薇的故事是关于这群女性的生命，关于她们如何在这个空间之中安全降落，她们怎样相互包容，又相互启迪。

悬浮

女儿告诉罗艳，自己曾认为她是一个坏妈妈。

罗艳在深圳打工，女儿在老家留守，由奶奶带大。每当女儿犯错的时候，奶奶就会对她说，等你妈妈回来，你妈妈会天天揍你。她因此特别害怕罗艳回到老家，认为自己有一个很坏的妈妈。每当罗艳回去的时候，她都找不着孩子。

为了便于和孩子沟通，每到暑假，她都渴望把女儿和儿子接到深圳，和她一起生活。但在福建开货车的丈夫不同意。丈夫说，你工作太忙了，你带不了，我带。他会把孩子放在货车上跟着他。按女儿的话说，他高兴的时候跟她说一句话，不高兴的时候骂她。假期结束，女儿还是不愿意跟罗艳沟通。

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孩子跟自己的关系如此疏离。过春节的时候，她看见女儿冲上楼顶要自杀。女儿说，妈妈不爱她。

梁英也成为了女儿心中的坏妈妈。她也是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前往深圳打工的女人之一。

她的女儿早已成年，对梁英的抗拒比罗艳未成年的女儿更加强烈。梁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通过女儿的电话，总是她拨过去，然后被挂掉。发消息是从来不回的。即便她为了给三个孩子赚生活费和学费，至今仍拼命地工作，“那就没有分时间”。打工三十年，她从来没有外出旅行过，唯一可算闲暇的时刻，是曾经带小孩去大梅沙游了一下泳。

将这群女人冲刷向异乡的力量来自贫穷。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湖南女人小青。

年轻时，当小青还住在娘家的时候，始终过的是那种“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家里连一张真正的床都没有，只有一个四方的柜子，上面垫些稻草，再铺床席子。三姐妹挤在上面睡觉时，老鼠在床头打架。后来嫁了人，婆家偏远，住的是座墙上开了缝的土砖房，出来赶集需要坐船，山路要走上二三十里。因为交不上学费，她没能读完初二，每次看见别人去上学她都哭。

在贫穷的处境中，女人们学会的人生第一课就是牺牲，被牺牲掉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她们大多没能读完初中。

在贫穷的处境中，女人们学会的人生第一课就是牺牲，被牺牲掉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

范范从小爱唱歌，2002年，她在中考的时候，报考了大专的音乐专业，如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贫困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她想去上学，想成为老师，教音乐。但妈妈说，你读完都多少岁了，你还完贷款，到时候又要嫁人了。跟她同班的表妹知道她喜欢学习，替她求情说，姑，你给她读嘛，你看她那么喜欢读书。范范站在旁边不说话，眼泪叭叭地往下掉。妈妈最终没有同意。

从学校离开后，土地维持不了家庭的生计，她们因此开始向外漂泊。

深圳龙岗六约社区的牛始埔居民小组，是盘踞在这片改革开放前沿地上的众多城中村之一。生活在这里的罗艳、小青、范范，和与她们有着相似背景的女工姐妹们，大都在世纪之初涌向深圳打工。在失去了教育机会以后，她们前往城市，渴望改善自身的处境。但由于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漫长的二十年中，她们四处流散，从未真正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

这是一种无脚鸟式的境遇。早年间，这种境遇源于一张“边防证”。上世纪80年代，一道全长84.6公里的特区管理线东起背仔角，西至南头安乐村，将深圳划分为“关内”与“关外”，没有边防证将无法进入特区。进入特区后，她们也时常因没有“暂住证”而担惊受怕，“不敢进商场，不敢走宽的马路”，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到深圳后，就要尽快地一头扎进工厂里，躲到流水线上去。

在流水线上，她们得把“自我”封锁起来，因为现代工厂更加欢迎机器。

罗艳来到深圳时18岁，她原本想要赚点钱继续读书，但发现根本就没有时间。她在服装厂的流水线上钉主唛 （衣服后领的小标）、做拼缝、装袖子，单价从几分钱到一两元不等，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2点，最后“把人都做笨了”。

在电子厂的无尘车间，名叫晓西的年轻女孩套上防尘服，只露出两只眼睛。在灯光永不熄灭的流水线上，她的左右手交替水平摆动，借由LED灯的反光去检查玻璃屏幕瑕疵，白天和黑夜在两个单一动作之间流过。车间没有窗户，她靠身体反应感受时间，一到夜晚，她的双眼就刺痛。有段时间她频繁地梦见自己变成了机器人，在梦里她也于虚空中摆动双臂，最后被自己的动作惊醒时，她先是感到可笑，继而是无奈。

她出生于甘肃庆阳宁县，黄土高原中部一座常住人口33万的小城，直到2020年才被批准退出贫困县行列。宁县的整个冬天都下雪，树上所有叶子都会掉光。她从小就想知道，向南走，冬天会是什么样？

2015年春运期间，她从宁县坐30个小时的大巴到了龙华客运站，出发时她穿着保暖衣和厚外套，把自己裹得像粽子，抵达后发现窗外阳光明媚，路边的树在开花，草坪碧绿。她的心浸润着喜悦，好像终于到达了自己从小向往的地方。但在工业的秩序里，幻想破碎了。她最终感受到的是，商品的产量和品质被放置在第一位，人的感受和尊严是次要的，没有人会在乎她有没有喝水、吃饭、上厕所。

在这种境遇之中，自我的重新浮现，反而意味着需要付出代价。在小青的记忆里，她总是不停地跳槽，在一个地方最长待不过半年，最短的就是一天。最短的那次进了一家电池厂，她因为动作不熟练，被拉长从早上骂到了深夜，“饭也没吃饱，厕所也没上”，她曾安慰自己，只要学会了就能做得快一些了，但谩骂声不止。她记得那些人骂她，你怎么这么笨、这都不会做、做得这么慢。她从心底里抗拒这些侮辱，只能不断舍弃部分薪水，频繁地在工厂与工厂之间跳跃。

经历了多年的漂泊，一种临时搭建的痕迹，仍旧渗透于她们的生活空间之中。

我见到范范，是在她下班后的晚上，她领着我和摄影师，在牛始埔的永福巷里转了数不清几个弯之后，踏着梯级走上五楼，回到了她的出租房。

这套一室一厅的小屋，是她在深圳住过最宽敞的房子，是她的女儿到这里来上幼儿园之后才换的。十年前，她住月租450元的单间，屋子里能放下的家具是一张床和一张办公桌。现在空间大了一些，有客厅了，墙上贴满孩子的奖状和照片，但还是没有吃饭的空间，一张方桌折叠起来倚靠在墙上。

挂钩上悬挂着一把尤克里里，沙发上盖着油彩印花布毯，窗台上养着薄荷、铜钱草、栀子花、菊花，和常开不败的太阳花。这一切彰显出主人的品性，她爱音乐，爱美，爱花。她一开始说，她把每一个租房的地方都看作她的家，但又很快自行把这种说法给推翻。因为我们聊起了家具。

在这个房子里，家具都是通过二手平台淘来的，30元的柜子、120元的沙发、150元的实木电脑桌。桌上的台式电脑是别人不要了送她的。她的丈夫曾经向她抱怨，为什么所有东西都买二手的，就连热水器也是。她说，因为这个住所不是长久的，哪天要搬走，家具不想要就直接撇掉，也不心疼，“反正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是漂”。

在家乡，她们因被牺牲而无法发展自我，在城市，她们因无法发展自我而难以安放自我。

随着女孩们渐渐成为妻子和母亲，她们渴望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但她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在争取落户的战役中败北，因此失去了让孩子接受公立教育的资格。她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孩子送回户籍所在地，成为留守儿童，要么每年花费几万元送孩子入读民办学校，让子女和她们共享流动的命运。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痛苦。

在很长时间里，她们时常感到自身处境的尴尬：在家乡，她们因被牺牲而无法发展自我，在城市，她们因无法发展自我而难以安放自我。她们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悬浮于故乡与城市的交界，在任何空间都无法结束漂泊。

落脚

在牛始埔居民小组，那些低矮陈旧的楼房是镶嵌在井字格之中的，将它们编织起来的小巷细密，如同网眼般工整地交错，外来者误入其中，会感到自己正于迷宫中穿梭。这里的景观显然不同于不远处的高档小区，楼与楼之间视野开阔，中心处点缀一汪人造湖泊，在那边，一套230平米的二手房不久前以接近1000万元的价格卖出。二者之间，是不超过500米的直线距离，龙岗大道在其间横贯而过。

搬到牛始埔居住的一年时间里，晓西几乎没有走出过这片井字格迷宫。当时她不满30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儿子上一年级，女儿上幼儿园。早上起来把孩子送去上学以后，她就出门打每小时10元薪水的零工。她的生活中不存在什么消遣，只会偶尔在小孩无聊的时候带他们去超市的货架旁边看看书，“整天围着孩子在转，基本没有自己”。

直到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她带孩子在牛始埔的小巷之中散步，他们被一处正在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吸引了注意力。在孩子们流连于影片之时，她第一次注意到了发起露天观影的那个空间。

它藏在永福巷里，乍看起来和周遭遍布的小餐馆和便利店没有区别，蓝底招牌上面写着：绿色蔷薇。

晓西走进那扇敞开的门，发现里面除了有很多小孩玩具之外，还有很多的书。那时候小青刚刚成为绿色蔷薇的一员，她介绍说，这是公益机构。但在晓西的认知之中，还从未出现过这个词语。她和大多数初次踏进这扇门的女人一样，内心拘束而困惑，她们之中曾有人以为这里是“搞传销的”，“绿色蔷薇是什么？可以来读书？有这么好的地方吗？”

女人们先是稀里糊涂地被拉进了绿色蔷薇的群聊，随后开始接收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信息。那些“活动”大多根植于日常，比如过节的时候邀请姐妹们一起包饺子啦、搓汤圆啦、打火锅啦，没事的时候一起唱歌啦、跳舞啦、看电影啦，都是些大家在下班之后乐意去凑的热闹。除此之外，她们还被邀请去读书、写作、听讲座，以及打HPV疫苗、做两癌筛查、演反家暴戏剧。

当时的晓西难以预见，以这个空间为原点，她的命运之河将发生剧烈的转向。在这里，女工姐妹们曾因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异乡人而被剥夺的一切，会在她们的互相扶持下，重新建立起来。

2015年，和晓西同样来自甘肃的丁当，在牛始埔创办了绿色蔷薇。卖烧饼维生的穆姐姐至今仍然记得她第一次在绿色蔷薇的活动室见到丁当的那天，丁当扎着马尾，个子高挑，穿着一身花衣裳从门口走进来，“忍不住你要多观察她几眼”。这个高个子姑娘来到深圳开始打工的时候是2004年，当时她16岁，已经在兰州的工厂里积累了两年工龄。

在丁当身上流淌的，是同样可见于其他姐妹身上的生命经验，这一系列经验同时具备性别和阶层的特征。在绿色蔷薇，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这双重处境的交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