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手”，和她的绿毛水怪

采访开始了，大国手在镜头里晃来晃去。

“我在晾衣服。”大国手告诉我。

这种随意，也许是她毕业四年没工作养成的习惯。大国手，哲学硕士，INFJ、B型血、摩羯座、长得像“二次元巨星”大雄，靠写文案、做美工、教哲学课、向朋友借钱维生。她中午12点起床，凌晨三四点睡觉，所以早上经常找不到人。和我聊天的工具是600块钱买的二手苹果XS，家里最值钱的大件是四手摩托车NK250。

她讲话的时候，三只鹦鹉也在插嘴——黄色的叫拉拉，今年5月被朋友捡到后给她养，能吃能拉；绿色的叫开心；蓝色的叫无所谓，当时她正在录制《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无所谓就是她的心情。

作为这季节目第一个出场的新人，她在经历质疑后，偷偷抱持着“老子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大笑圈”的信念，迎来了脱口秀事业的小小里程碑。

在这之前，没考上博士的她筹划跑摩的，贝斯手男朋友骑她的摩托车摔断了手，进了医院要花钱，唯一的生产工具摩托车应当修，但不事生产的男朋友长得有点小帅，“这个‘帅’就是开玩笑”，她特意跟我强调。“生活就像下象棋，保帅还是保车？”“赎车，我得先跑摩的赚钱，跑摩的赚钱，我得先赎车。别人是电车难题，我是摩的困境。”

想破局，就得找工作，“但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而这是她主动为自己选定的道路，“选一个不好找工作的专业，是因为我不想找工作”。她大三那年靠抓住风口做公众号推广，赚过十万块钱，硕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资也有小一万，她不喜欢，干了半个月就跑了。上节目前她做了一番盘点，发现负债5.3万。

人是在一次次拒绝中成为自己的。大国手拒绝过很多机会，诸如一个读博邀约、时薪1000元但理念不合的分享活动等等。正是这种拒绝，让她对人的本心有了些信心。十多岁的时候，她认为人都是目的论的，会设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目标为之前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还美其名曰“自律通往自由”。

年底她就要30岁了，她发现，只要有放弃一些东西的勇气，就会很自由。她尝试着用驾驶摩托车的智慧，自如地掌控生活。她不想被归入任何群体，不想被贴上任何标签，也不是很想完成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化”，“只想行走在主流与边缘中间，好好晃膀子”。

穷，癫，但不想改变

对脱口秀演员豆豆来说，大国手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很魔幻，很少有人很直白地告诉我，‘我很穷，我很缺钱’。”她去喝手冲咖啡，朋友给她介绍豆子是什么香型和风味，她直言不讳说“我没喝出来”，朋友很惊讶，说“一般人都会装一下的”。

初次见面破冰，大国手小小的身体站在长得魁梧的脱口秀演员毛豆身边，看着像他领来的小孩。她安静地躲在角落，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在豆豆的播客里谈起海投入选节目，一张嘴却是大反差：“对面节目也投了，然后没叼我。”

豆豆被震慑了。“他问我是怎么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的，我说这就是事实啊！没工作过，说话就比较直白。”大国手说。

面对节目录制，大国手也有股令人捉摸不透的松弛。她不喜欢“老师”的称呼，对全体新老演员都直呼其名。第一轮她选了理论上选手实力最强劲的“大笑圈”，“来都来了玩点刺激的”；第二轮比赛她对徐志胜，一个写稿的深夜，她穿过节目组的大厅，志胜跟她打招呼说点了宵夜，问她要不要一起吃点儿，她当时“耳朵只听到吃东西，就说好”。

“食令智昏”的她，忘记了自己的交往基本局限在正式录制前的训练营，所以她跟不参加训练营的老演员并不熟络。走到读稿的办公室门口，新人演员无一在场，“好尴尬，我要走进去吗？我跟大家不熟，志胜有没有跟我客套？”

年底她就要30岁了，她发现，只要有放弃一些东西的勇气，就会很自由。

她看到呼兰在往办公室走。“我就上去说，呼兰，需要我帮你改稿吗？呼兰说好呀好呀，我就跟着呼兰进了办公室。很神奇，就感觉我是怎么敢的呀？帮呼兰改稿？”

大国手把一系列理直气壮的“癫”归因于受社会规训比较少。她经常在小红书上看到“如何高情商回复领导”，但她觉得这是一种对主体的压抑：“已经付出劳动价值了，还要你去付出一些情绪价值，把一个简单的交流变得特别复杂。工作上沟通就是你把这个事做一下、我什么时候需要，理解字面意思就好了，多简单呀。”

同时，她也跳脱出了价值判断。穷、不懂咖啡都没啥不好，对面节目没找她，她也没觉得难为情，“就很正常的一个事，也不会让我情感上受伤，我就会直接说”。

豆豆觉得节目像一个巨大的机器，紧张的竞争、对抗氛围也让大国手受不了。当大家在大厅和开放麦间焦虑地往返推敲时，她决定把自己拉出来，逃回成都两天，打“新人团购9块9一个小时”的台球。

得失心时不时会冒出来，冒出来了，就去调节，她早就认清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稿子写不出来，冷场，“就在床上躺着，物理意义上的躺平”，因为她觉得躺着的时候创作灵感比较好，“坐着的时候总会想玩手机，一刷脑子就被影响”。安静地等一等，实在改不出来，就把这个段子扔了，“大不了就换一个”。

她原本设想在节目里能走到第三轮，因为认识的一个编剧告诉她，走到第三轮就能多赚一点，“今年就不愁了”。第二轮赛制公布后，她觉得对手个个实力强劲，“一到家就睡了10个小时麻痹自己”。票数出来，她被淘汰了。受访时，她通过脱口秀赚到的钱还不到一万块，先还了几千块信用卡欠款，“还欠5万多，还了零头，零头还没还完”。

好在她回到成都吃了两天火锅，照旧过着给自己留有余裕的生活：周一写稿，周二上开放麦，周三去兼职哲学老师，周四可能去开放麦也可能不去，以前的周五和周末，别人商演的时候她休息，或者在家看书，中意她风格的观众被吸引过来后，她在线下感受到朋友般的友好，也比之前更放松，“现在演出多一些了，可以上班了”。

总的来说，成名的波澜不算强烈，偶尔有一些原本不熟的人会给她发消息，“还有以前删了我的人来加我微信好友，我也没通过”，她狡黠地笑了；就算当真“红了”，也是对她身边的人影响更大，“我还是想加就加，不想加就不加”。

非肯定性的确定性

“大国手”的名字源于她大学的时候喜欢写文章。“围棋下得厉害就可以叫大国手，国手可以指各行各业比较厉害的人，喜欢写文章，就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祝愿。”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国手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是农村孩子，高考后选专业，对“哪个赚钱选哪个”的思路不感冒，父母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留在河北老家，然后她就把第一志愿填了四川。她本来想读文学，但想到“如果把它当专业的话，那岂不是就变成了工作”，她害怕厌烦，就“就近”学了新闻。

她觉得新闻更接近客观，五光十色的观点让她成长，但摆脱高考后，大学成为漫长的青春期，她有一万种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想要做点什么，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纯无聊，自己像是存在不存在都可以”；暗恋一个人，又不敢表白，“晚上七想八想愁肠百转”。

她把这一切粗暴地归因于自己太过感性，基于“哲学能让人理性”的刻板印象，她考了研，开始研习伦理学，“主要是研究道德的来源，包括什么是正义、公平，把人的道德行为或者说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实际上，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心灵。比如做一件事，她明知努力一点会有好的收益，但就是不想做，她劝说自己“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机会”，但又反刍“放弃了别人会不会评价我很傻”……她极力想把这些日复一日矛盾冲突的感性理性弥合起来。

而“信仰”，可以说是对某种能够使她身心安宁的秩序的追求。“我爸妈想让我在老家，我跑掉了，”大国手说，“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小孩，我不是一个有道德的小孩，那到底什么是道德的？有没有一个上帝能直接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

大国手小时候觉得，爸爸表现得更爱她而非姐姐，只是因为她更聪明，把她带出去有面子。附带条件的爱让她有不安全感，哪怕她是获利的小孩。“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让我以后留在家里，不然他就放炮炸死自己，这也是我跑到四川离家远的一个原因。”

她跑掉后，爸爸又想把姐姐留在家里找个上门女婿。大国手认为，爸爸问姐姐支不支持大国手上大学，言下之意是要阻止她求学，以便把所有经济资源都用来给姐姐买房买车。她埋怨爸爸，后面又尝试理解，毕竟姐姐毕业后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工作，或许她所理解的“不让她读书”只是爸爸单纯的询问。

她觉得躺着的时候创作灵感比较好，“坐着的时候总会想玩手机，一刷脑子就被影响”。安静地等一等，实在改不出来，就把这个段子扔了，“大不了就换一个”。

转折来得太过急剧。“当时就是埋怨他，又有点理解他，但是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时候，他就意外去世了。去世之后，也没有机会去聊，去判断他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2020年夏天毕了业，她不想考公、考编、考教师资格证，考虑过出家，“但是也没有去”。

她最终选择进入成都一间私人研究所学哲学，一周两次课，一次课八个多小时，不上课的时候，就天天在屋里躺着琢磨事儿。她觉得自己像毛姆《刀锋》里写的主人公拉里，有许多“模糊的、不连贯的、纷乱的怪想法”。

在研究所，大国手把哲学定义成一种认识自我和调节自我的思维方式，她觉得有用。对于爸爸，她接纳根植在爸爸身上的时代局限性，也明白主体是有责任的，“不能说他处在环境中受文化影响，就不去成长了”，这是两件事。“我既可以埋怨他，也可以真正地爱他。”

研究所里的学习让她意识到自我接纳、去除评价很重要。“‘我今天不学习，我就是个废物’，其实也是我受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观点。”所以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去除预先持有的观点和自我贬低，然后真正地观照内心。

大国手认为，人这辈子最坏的情况是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好在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是容易的，想要展开真实的生活，可以退而求其次。

她把这种偏消极的选择称作“非肯定性的确定性”：如果没有“我一定要”这样“肯定性的确定性”，那么“不抵触就可以去试试”。

结果她发现，做脱口秀非但不讨厌，还附带一些自我创造的部分，她享受其中，在非肯定性的道路上慢慢前行。

驾驶我的车

大国手的脱口秀“职业”生涯并不长，她第一次正式上台讲开放麦是在2023年3月7日。

在此之前，她唯一一份正经工作是朋友给她介绍的工程招投标，在西昌坐办公室，写可行性报告。她最受不了一个不写东西的前辈一天到晚指导她写东西，尽管薪水到手有大概一万块，她半个月就跑了，也没好意思跟人结算工资。

她首次主动推销自己想挣点钱，是因为十分想要一辆摩托车。

小时候，她觉得摩托车很酷，想拥有个帅气玩具。她先靠写文案赚来的1000块考了三轮的驾照，朋友又用自己的摩托车给她培训，她很快学会了，“两轮的确实好玩”。

为了买摩托车，她在公众号发求职信，表示自己“沟通简洁高效，工作效率高”。交易以8000块45节哲学私教课的形式达成了。

大国手如愿成为这辆“车况很好”的摩托车的第四任主人，并获得随车而来的自由感。

翻车事故也时有发生。但别以为个子小不能骑大车或者体重小扶不起车。大国手不赞成因为没办法改变的事去限制自己，就像绝不能因为身高天注定，就放弃“我骑故我在”的体验。NK250的座高有795mm，大国手坐上去只有一只脚尖可以着地，那么就直面车对她自身平衡感的考验。

抬车也有诀窍，“我车有300斤，但它两旁一边有一个保险杠”，保险杠一方面能防止车摔倒时被剐蹭，一方面也成为杠杆的力臂，帮助它利索地发力。像这世上很多事物的运行一样，“已经不是靠蛮力了，那个车，你可以用巧劲儿去抬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