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酒40年，青花郎山河血性的喷薄

川南大地，“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糯小红粱，细如河沙，红似朱砂，坚硬，强韧，“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它身为粮食，却几乎没有食用价值。

郎酒，一年一度，赋予它辉煌的二次生命。一粒粮，一滴酒，香飘万家。

2024年的重阳，又到下沙时节，二郎滩的秋色格外踊跃，似乎也在彰显一次隆重的纪念。

那是一个需要从1984年讲起的故事。郎酒始创于清末，在新中国成立35年后，攀上中国白酒质量最高峰，被评为中国名酒。

是高峰，也是起点，真正的传奇才刚刚展开。

一个企业战略家出现，一座白酒庄园磅礴崛起，一种经验主义的艺术转变为自然与科学的交响曲，一瓶作为产品的中国名酒，华丽变身为一瓶作为生命体的庄园酱酒。

从经典老郎酒到第五代青花郎，郎酒延续着荣光，并且不断突破，精进，再造，愈发夺目。

那是郎酒的40年叙事，其中也缩影着一个国家的40年叙事。

1984，一种力量

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禁锢世界，作为一种世界性的预言，令人畏惧。

而中国人的1984，用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诠释我们自己的未来。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企业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改革是解放思想，是释放社会势能。1984的中国，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那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

联想、海尔、万科、健力宝、长城……一大批后来叱咤风云的市场化企业，在这一年创立。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或者叫中国民营企业元年。

柳传志、张瑞敏、王石、李经纬、魏建军……一批后来名震江湖的企业家出现了，现代民营企业的“中国郎”出征。

老式东风货车总是以最简洁的外观构造，给人传递力量感。这一年，获评中国名酒的郎酒，用一辆白色涂装的东风货车，搭载着一个巨大的白色酒瓶，在古蔺街头，游行志庆。

今天再看这张老照片，还是那么有力。

1984对郎酒而言是另一种预言，预示它将在未来民营现代企业的广阔空间里，一遇风云便化龙。

酒本身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最显著的功能是增强力量。包括人的体能、意志力，以及想象力。

中国企业界加入了全新的力量，中国名酒圈也加入了全新的力量，中国的消费市场，也随之崛起，获得了全新的力量。

川南的糯红高粱，杆杆直立，笔挺有力。

“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这是对美酒最豪迈的礼赞。这一联诗出自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一个需要体能、意志力和勇气的身份。那时的酒，都具有地方性，而且即便在地方，也是稀缺品。

1984年，郎酒只有千余吨的产量，此后十余年缓慢前行，来到新世纪初，也不过两三千吨。

郎酒需要想象力，整个中国社会都需要想象力。

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郎酒，在等待着企业家精神的降临。就像一个民族，在等待着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精神”钻进躯体，从而奋起，蓬勃。

而它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刻现身。

2001，一种勇气

正如郎酒股份总经理汪博炜所言，郎酒的壮大，归根到底得益于国家的强大。

把握住国家的未来趋势，对一家企业而言，是定海神针。

事在人为。

1984，肯定了郎酒，更重要的是，1984，肯定了欲求的正当性。这一肯定太重要了，它给了无数企业英雄以勇气。

经济前景根本上难以捉摸，理论或理性选择都难以解释经济行为，投资的冲动，靠的是人的自然本能的驱动——这就是凯恩斯所谓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

动物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只是翻译不同。

简而言之，如果欲望不被束缚，想象力就会释放，时代就会造就企业家。

我们今天早已清楚，合法前提下的欲望无可厚非，它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美好生活，就是欲望的合法实现。

1984，肯定了郎酒，更重要的是，1984，肯定了欲求的正当性。这一肯定太重要了，它给了无数企业英雄以勇气。

接着在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释放的强烈信号，吹皱一池春水。

就在1992年，当了10年中医的汪俊林出任泸州国营制药厂厂长，仅用一年时间，让濒临破产的药厂扭亏为盈。其后，1999年，汪俊林接管亏损上亿元的四川长江机械集团，两年后盈利数百万元。

企业家精神被肯定、被释放，对拥有灵活的机制和强大的领导者的企业而言，意味着机会与财富，但对于许多习惯于体制庇荫的老字号企业而言，则意味着开始接受市场拷问，乃至无情毒打。

郎酒是后者。1984年的荣光，没有稳定兑现为市场的回馈，反而在新世纪初的2001年，陷入艰难境地。

就在这一年，它迎来了汪俊林，那个对困境中的企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中医。这家濒临绝境的著名酒企，从此青春焕发，脱胎换骨。

1998年，华为的任正非第一次提出了“狼性文化”，这是对动物精神的战术性阐释。汪俊林接手郎酒之后，迅速确定了“一树三花、群狼战术”的产品和市场策略，带领百年郎酒开始攻城略地。

2003年，推出红花郎，酱香典范。

2004年，推出青花郎，第一重要的战略单品，今天的庄园酱酒。

青花郎，红花郎，白酒场域无人不晓，引领着郎酒20年里如入春山，花红柳绿。

去年，青花郎升级到第五代；今年端午，红花郎10升级到第五代；今年重阳，红花郎15焕新。

2012年，郎酒改制10年之后，当年营收达到120亿元。

这一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郎酒没有辜负时代，时代也慷慨回应郎酒。

2008，一个计划

汪俊林从不饮酒，但他懂酒——他知道酒行业的本质，理解中国白酒的未来，也敏锐而深刻地把握着白酒市场。

他进场虽晚，却又恰逢其时。

说晚，是因为没有赶上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展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一波蓬勃需求；说恰逢其时，是因为新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调整升级，更多高薪岗位出现，社会消费能力更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瞄向了更高层次。

酱香白酒的时代到来了。

酱酒前辈创造的“12987”工艺，郎酒创立的“四高两长”理论，早已充分展示了酱香型白酒工艺之复杂、用料之考究，以及对自然环境与工匠技艺的高度依赖。长达一年的反复蒸煮、发酵和馏酒，以及在安静岁月中的陈化生香，形成了酱香型白酒雄视天下的风味物质组分。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对美好生活的更高层次追求，这一切故事，都无法转化为消费动力。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被限制在局促的空间。

郎酒，正是在市场条件成熟的当口上，迎来了决定性的企业家精神。一种磅礴的战略视野在郎酒展开了。

而郎酒，正是在市场条件成熟的当口上，迎来了决定性的企业家精神。

一种磅礴的战略视野在郎酒展开了。

中国的酒，公认只有酱酒“越老越好”。而且还必须先具备两个前提：一是酒的高品质，二是得到良好的贮存。这两个前提条件考验着技术能力和投资能力，在数以千计的酱酒企业里，是一个不低的门槛。

而郎酒，正好既有历史积淀下来的卓越技术能力、人才队伍，又有不计成本的投资意志。

一个逻辑闭环就形成了：扩大产能，加大贮能，以此提高酒龄，从而持续产出又老又好的酱香郎酒。这样，郎酒就必将在未来闯入蓝海。

2008年，一个宏大的计划成形：扩大制曲、酿酒和贮存的全链条能力，整合为一种成建制的品质提升体系，用一种立体的方式，滋养和呈现酱香郎酒的独特品位，从而建立独一无二的中国酱酒品牌。

简而言之，持续提供极致产品，消费力、鉴赏力不断提高的社会大众，一定会识货。

这个计划，就是郎酒庄园。

这一年，中国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令人着迷的东方文化，和蓬勃向上的民族势能。

两年后，中国GDP超越日本，2023年已经是日本的4倍多，而且还在积跬步以至千里地逼近世界第一。

2021，一座庄园

高品质酱酒的酿造，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

经验加科学都雄辩地证明，川黔交界的赤水河沿岸、从大二郎到大茅台49 公里范围内，是酱香型白酒黄金产区；而且，最优酿造海拔处于300—600 米之间。超出这两个严格的范围，难成美酒。

偏偏在这两个严格范围之内，处处崇山峻岭，地无三尺平。

而一个酿酒车间，占地就达数百乃至数千平方。于是我们看到，在这49公里范围内，酱酒企业犬牙交错，密集地杂处在一起。

更准确地说，是在赤水河右岸如此。

赤水河从云南镇雄发源，前半段向东，抵达茅台镇之后，猛然掉头向北，左边是四川，右边是贵州。黄金产区就位于北流的起始阶段。

在右岸，酱酒企业“ 接踵摩肩”，而在左岸，却偏偏还存在着广阔的“处女地”。

那就是郎酒独舞的巨型殿堂。

“从2008年开始，汪俊林董事长带领我们翻山越岭，足迹遍布赤水河49公里，克服重重困难，不计成本，不计岁月，以企业家精神，历经十余年建设，打造六大生态酿酒区，建起一座令世人瞩目的庄园。”个中艰辛，郎酒股份总工程师蒋英丽一语足显。

每一寸土地的平整，都是重金投入。每一个步伐的迈出，都要凿山开路。

庄园计划开始实体化，是在2020年。整个二郎镇，变成庄园的主体部分，六大生态酿酒区，如众星之拱北辰。每一处建筑，都犹如一座美术馆；每一个角落，都井井有条；一整个庄园体系，都与自然环境严丝合缝地相互嵌入，相得益彰。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身临其境者，无不惊叹。

从此，千年中国白酒有了自己的庄园。

从此，中国白酒庄园一诞生就足以与全球任何酒庄并驾齐驱。

庄园的崛起与郎酒人的自信崛起同步。2021年，众所周知的“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青花郎，独自高飞，变身为“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这一年的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024，一瓶好酒

品质是一切辉煌想象的基础和依归，是信条，是主义。“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一行巨大的字，一直矗立在绿树掩映的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