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的处境里,重新找回语言

作者: 刘肖瑶

在女性的处境里,重新找回语言0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

我时常好奇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恋爱脑”变成“女性主义者”的。这个过程就像一次漫长的入冬,于微时变得对环境敏感,一度错觉是自己变得脆弱。

仅三四年前,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为了恋爱翘课、决定找工作的城市,会在男友劈腿后毫不犹豫折返回去,向对方乞怜。

不知何时起,我发现自己学会了果断喝退骚扰者,而非像以前那样忐忑惶恐;会主动成为理发店里唯一一个女理发师的顾客,哪怕她技艺尚新;会不自觉地关注更多女性权益相关新闻和选题;也会积极鼓励自己的母亲离开长满肿瘤的婚姻。

这些都意味着一种勇气,一个女孩原生性格里并不拥有的抗逆、争取、直面和切割的勇气。它也代表一种视野,看见女性除了性别意义,亦属于一种处境。

当然,你可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尤其当它还要被命名为“女性主义”时,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拥有对女性主义的定义和认可,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这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

但相比于此,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块曾经完全空白的领地。世界明明没有变化,你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了。

“成为女性主义者”不是一个宣言,而是像爱情一样无法自控的东西:它可能发生在一次性犯罪维权经历过后,可能是在看到关于张桂梅校长的报道后,又或许,是在就业时因育龄被歧视后。

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些瞬间,它为一些曾经失语的场域提供了词典,让人顿悟。

但我们知道,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当面对具体的人生和人性、个人和家庭的局限,女性主义又能何去何从?

犀利的理论,不一定能为个体提供任何确切的结论和指引。阅读上野甚至偶尔像是被戏弄:你不难从中大呼“是啊,就是这样”,紧接着却发现,她压根没打算为我们提供任何确切的方向指引。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东亚社会近年来罕见且活跃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的确如潜伏在冰山下的旋风,激起了一阵又一阵个体和话语的思潮。上野不出意外,招致保守主义的狠厉批判,日本男作家上原隆还曾写过一本名为《谁害怕上野千鹤子?》的书,讲述他的妻子如何受到上野的影响而离开了他。

现实、理论、网络世界之间存在着互相隔离的回音壁,真正的问题,既存在于具体的生活里,也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新的话语,帮助我们打破隔膜。

“处境”与“时刻”

成为记者后,我采访的第一篇群像稿件是遭受家暴的女性。十有八九,被丈夫打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不敢离婚,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另一方面,她们从内心深处害怕“离婚”的“污名”。

反过来,当人们看见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第一反应不是“她如何做到的”,而是“她靠谁做到的”?

“女性是一种处境”这句话最初由西蒙·波伏娃提起,这位法国思想家在论述女人如何成为一名女人时,从社会视角出发,率先指出了“女人是后天成为的”。

这一观点的成立,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也脱不了个人特定的成长语境。

事实上,在对此有清晰认识之前,身为女性的我自己,也未曾留意过生活中这些无处不在的“处境”。

当一名女性同时拥有“年轻”和“漂亮”两个特质,不论她是学生、老师、律师、白领,任何职业都可能面临被造黄谣的风险;2023年,全国仍有逾万名女孩被父母取名“招娣”,其他名字里带“娣”的更数不胜数;恋爱里,仍然有人担心被拍摄私密视频,女性的身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当作资源与筹码。

那位朋友,绝不能说不尊重女性,他有礼有节,敬爱母亲,曾帮受骚扰的女同事出头。但在一些具体的情境上,感受力的差距是那样悬殊,一些在我看来稀松平常的生存状态,对他而言却是笑话。

“处境”是一种如空气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它。而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的瞬间,就是当我感受到这空气里的细菌的瞬间。

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瞬间,回想起来她/他自己也往往难以察觉,如积沙成山,是被迫的相遇,而非主动的“没事找事”。

第一步也许是“冒犯”,是感受到那些你曾经或许习以为常、却忽然察觉不适的瞬间。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曾在巴黎大剧院听自己早年的作品《一个女孩的记忆》被朗读,这是一部忆述受性侵史的小说,但在描述受害情节的时候,座下男士却发出了不怀好意的淫笑。

近年来的热门学者上野千鹤子,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契机—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实乃“私怨”。那是1960年代在京都大学参加学运的时候,上野发现,即便同为运动参与者,女生却永远不会被男生视为战友,他们只希望她们作为资源和附属,退居后方为男生提供补给、慰藉甚至性服务。

“我感到了一种在社会学中从未经历过的愤怒。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感觉到有话要说,即使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

而今年3月于中国出版的另一本书《在东大和上野千鹤子学吵架》的作者遥洋子,既是上野的学生,也是一位演艺界人士。一次,遥洋子在工作场所听见众人讨论要邀请哪位女艺人参加,一个男人盯着照片问:“多大了?”“16岁。”“胸大吗?”“很大。”“嗯,可以吧?让她来呗。”

这些具有十足偶然性和日常性的时刻,让人猝不及防“陷落”了,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

这种独特且重要的情绪,几乎是任何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一年前的一天,我与一名出身、学历都差不多的同龄男性友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由头是对一个现象的叙述:独居女性因担心被报复不敢投诉外卖员。那名男性朋友动用了毕生所学和全部才智,也无法理解为何独居女性要将陌生的外卖员设定为“假想敌”。而我,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女性何以从作为个例的社会新闻中,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真实威胁。

虽是用键盘“吵架”,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物理意义上的“气得发抖”。我像一个百口莫辩的蒙冤者,为不曾发生的假想的事无助得泪流满面。

一种理解和感受上的巨大鸿沟让我深陷绝望。那位朋友,绝不能说不尊重女性,他有礼有节,敬爱母亲,曾帮受骚扰的女同事出头。但在一些具体的情境上,感受力的差距是那样悬殊,一些在我看来稀松平常的生存状态,对他而言却是笑话。

我忽然意识到,是生活中的诸多罅隙和真空,是远方随时发生的失序和失信,在拽着我们走上一条争取安全、公平与自由的道路。

但我想珍惜当时“气得发抖”时感受到的情绪,它是一种能量,促进反思,推动改变。这也是每个人应天然有之的情绪,恰如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演讲上的反问:“可爱算什么夸赞?”

写本文时,笔者与上野千鹤子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吕灵芝见了一面,也聊起了我们各自成长的过程。

身为“80后”独生女的吕灵芝,自认为从小到大并未经历明显的性别歧视,但也有一些微小的困惑长期嵌在成长记忆里。比如,小时候长辈给压岁钱,为什么堂兄弟得到的比她的多?为什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奶奶,没有像爷爷一样光荣退伍,而是选择退居家庭,将自己本该得到的荣誉和福利“拱手相让”?

目前,吕灵芝自称“已婚的女性自由职业者”,在社保分类中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当她去银行办理储蓄卡,银行经理却告诉她收入来源不能填写“灵活就业人员或自由职业收入”。对方给出建议,可以填写“丈夫”。

“果然,一名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来源在银行眼中只能是‘丈夫’。”这段经历被吕灵芝写进了《身为女性的选择》译者序当中。

还有,当她准备替母亲在家乡买房,发现哪怕由母亲支付全款,自己也不得不以丈夫的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行登记。

成长中无数微小而确实存在的困惑,社会缺乏的具体而微的想象力,都是推动吕灵芝走近上野的动力之一。

这么多具体的情境和时刻,既让人庆幸,也让人痛苦。因为下一步往往无从着陆,讨论和争辩常常通向乏力和断裂。这终究是一条难走的道路。

上野在东大的“一鸣惊人”,很快在中国吸引了一批读者。这位70岁的女性学者,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熟悉,却找不到具体语汇的一些东西,用今天互联网上的流行词来说,是高级版的“嘴替”。

必须先达成共识:人们需要的,是坦诚的交流,是用更精准的语言,去描述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经验,拂去那重重遮蔽着的尘霾。

婚姻与自主

许多人知道上野千鹤子,是从2019年她在东京大学那场演讲开始的。那年,东京大学被曝出对女学生提分录取,顶着火一般红色标志短发的上野,作为名誉教授出席,站在一群男性学者中间,面向女学生们一气呵成:

“迄今为止,你们生活的学校是一个表面平等的社会。看似在偏差值竞争上,并没有男女差别。但是,当你们真正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隐性的性别歧视便开始萌芽。当你们走出校园踏上社会后,性别歧视将会更加肆无忌惮。”

与她在其他书籍里的口吻一样,精准,犀利,不留情面地戳穿了无情的现实,像一根针不动声色挑破肿胀的皮囊,流出被长期遮蔽的脓疮。

上野在东大的“一鸣惊人”,很快在中国吸引了一批读者。这位70岁的女性学者,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熟悉,却找不到具体语汇的一些东西,用今天互联网上的流行词来说,是高级版的“嘴替”。

那些莽撞或渐渐苏醒着的女孩们,亟须一个在世且“入世”的,不太远的思想偶像,来支撑自己的精神转向。

同年秋天,上野访华,第一位接待她的翻译陆薇薇,是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也是从那时开始,陆薇薇对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产生了兴趣,着手引进、翻译一系列学术著作。如今,陆薇薇被媒体称为中国“最了解上野的人”。

在陆薇薇看来,或许需要强调,上野首先是一名生于1940年代的女性。在她成长的年代,日本学界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较重,因此,上野对于女性主义的切入视角,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倚重环境和社会结构。

这在她历时十年完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体现得极为鲜明。上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现代家庭制度做出了诠释: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通过从女性手中剥夺一部分再生产劳动使得女生变成部分再生产者”,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在家庭的语境下去看待婚姻,便不难理解今天的很多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

近年来,当婚姻话题产生,冲突和困顿总是难以避免。“已婚”似乎与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自相冲突,家庭主妇更是处于鄙视链底端。前不久被日媒曝出曾结过婚的上野自己,也在中日互联网上都激起千层浪。

婚姻与女性主义冲突吗?

上野给《女性的法则》一书原定的名字是“婚姻难民”,用“难民”一词表达女性“往前一步是地狱,驻足不前也是地狱”的流离失所与两难处境:

“为避免受到父权制的支配,是否存在不加入婚姻制度的选项?其实没有。女人只要单身,就要受到十二分的惩罚。这些惩罚存在于经济、社会、自我认知等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她们是否加入婚姻制度,是否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男人,都要受到父权制的支配。正因为一直以来亲眼看到了单身女性受到的种种惩罚,人们才会一股脑儿地结婚。”

这可以解释许多人为何结婚,也可以解释她们为何不愿结婚。当传统家庭结构开始破碎,家务劳动的价值失序,婚姻里的女性,既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也付出更多情感劳动,却得不到主体性的确认。

用上野的话来说,此时,“相对剥离”感便产生了:“在30+岁女性的婚姻状况中,由于已婚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最初呈现上升趋势,她们因此便产生出一种优越感,但到了35岁左右时又会由于工作、财产、自由等的落差而感到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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