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的处境里，重新找回语言

我时常好奇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恋爱脑”变成“女性主义者”的。这个过程就像一次漫长的入冬，于微时变得对环境敏感，一度错觉是自己变得脆弱。

仅三四年前，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为了恋爱翘课、决定找工作的城市，会在男友劈腿后毫不犹豫折返回去，向对方乞怜。

不知何时起，我发现自己学会了果断喝退骚扰者，而非像以前那样忐忑惶恐；会主动成为理发店里唯一一个女理发师的顾客，哪怕她技艺尚新；会不自觉地关注更多女性权益相关新闻和选题；也会积极鼓励自己的母亲离开长满肿瘤的婚姻。

这些都意味着一种勇气，一个女孩原生性格里并不拥有的抗逆、争取、直面和切割的勇气。它也代表一种视野，看见女性除了性别意义，亦属于一种处境。

当然，你可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尤其当它还要被命名为“女性主义”时，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拥有对女性主义的定义和认可，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这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

但相比于此，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块曾经完全空白的领地。世界明明没有变化，你看到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了。

“成为女性主义者”不是一个宣言，而是像爱情一样无法自控的东西：它可能发生在一次性犯罪维权经历过后，可能是在看到关于张桂梅校长的报道后，又或许，是在就业时因育龄被歧视后。

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些瞬间，它为一些曾经失语的场域提供了词典，让人顿悟。

但我们知道，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当面对具体的人生和人性、个人和家庭的局限，女性主义又能何去何从？

犀利的理论，不一定能为个体提供任何确切的结论和指引。阅读上野甚至偶尔像是被戏弄：你不难从中大呼“是啊，就是这样”，紧接着却发现，她压根没打算为我们提供任何确切的方向指引。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东亚社会近年来罕见且活跃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的确如潜伏在冰山下的旋风，激起了一阵又一阵个体和话语的思潮。上野不出意外，招致保守主义的狠厉批判，日本男作家上原隆还曾写过一本名为《谁害怕上野千鹤子？》的书，讲述他的妻子如何受到上野的影响而离开了他。

现实、理论、网络世界之间存在着互相隔离的回音壁，真正的问题，既存在于具体的生活里，也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新的话语，帮助我们打破隔膜。

“处境”与“时刻”

成为记者后，我采访的第一篇群像稿件是遭受家暴的女性。十有八九，被丈夫打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不敢离婚，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另一方面，她们从内心深处害怕“离婚”的“污名”。

反过来，当人们看见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第一反应不是“她如何做到的”，而是“她靠谁做到的”？

“女性是一种处境”这句话最初由西蒙·波伏娃提起，这位法国思想家在论述女人如何成为一名女人时，从社会视角出发，率先指出了“女人是后天成为的”。

这一观点的成立，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也脱不了个人特定的成长语境。

事实上，在对此有清晰认识之前，身为女性的我自己，也未曾留意过生活中这些无处不在的“处境”。

当一名女性同时拥有“年轻”和“漂亮”两个特质，不论她是学生、老师、律师、白领，任何职业都可能面临被造黄谣的风险；2023年，全国仍有逾万名女孩被父母取名“招娣”，其他名字里带“娣”的更数不胜数；恋爱里，仍然有人担心被拍摄私密视频，女性的身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当作资源与筹码。

那位朋友，绝不能说不尊重女性，他有礼有节，敬爱母亲，曾帮受骚扰的女同事出头。但在一些具体的情境上，感受力的差距是那样悬殊，一些在我看来稀松平常的生存状态，对他而言却是笑话。

“处境”是一种如空气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它。而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的瞬间，就是当我感受到这空气里的细菌的瞬间。

在这些具体而微的瞬间，回想起来她/他自己也往往难以察觉，如积沙成山，是被迫的相遇，而非主动的“没事找事”。

第一步也许是“冒犯”，是感受到那些你曾经或许习以为常、却忽然察觉不适的瞬间。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曾在巴黎大剧院听自己早年的作品《一个女孩的记忆》被朗读，这是一部忆述受性侵史的小说，但在描述受害情节的时候，座下男士却发出了不怀好意的淫笑。

近年来的热门学者上野千鹤子，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契机—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实乃“私怨”。那是1960年代在京都大学参加学运的时候，上野发现，即便同为运动参与者，女生却永远不会被男生视为战友，他们只希望她们作为资源和附属，退居后方为男生提供补给、慰藉甚至性服务。

“我感到了一种在社会学中从未经历过的愤怒。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感觉到有话要说，即使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

而今年3月于中国出版的另一本书《在东大和上野千鹤子学吵架》的作者遥洋子，既是上野的学生，也是一位演艺界人士。一次，遥洋子在工作场所听见众人讨论要邀请哪位女艺人参加，一个男人盯着照片问：“多大了？”“16岁。”“胸大吗？”“很大。”“嗯，可以吧？让她来呗。”

这些具有十足偶然性和日常性的时刻，让人猝不及防“陷落”了，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

这种独特且重要的情绪，几乎是任何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一年前的一天，我与一名出身、学历都差不多的同龄男性友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由头是对一个现象的叙述：独居女性因担心被报复不敢投诉外卖员。那名男性朋友动用了毕生所学和全部才智，也无法理解为何独居女性要将陌生的外卖员设定为“假想敌”。而我，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女性何以从作为个例的社会新闻中，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的真实威胁。

虽是用键盘“吵架”，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物理意义上的“气得发抖”。我像一个百口莫辩的蒙冤者，为不曾发生的假想的事无助得泪流满面。

一种理解和感受上的巨大鸿沟让我深陷绝望。那位朋友，绝不能说不尊重女性，他有礼有节，敬爱母亲，曾帮受骚扰的女同事出头。但在一些具体的情境上，感受力的差距是那样悬殊，一些在我看来稀松平常的生存状态，对他而言却是笑话。

我忽然意识到，是生活中的诸多罅隙和真空，是远方随时发生的失序和失信，在拽着我们走上一条争取安全、公平与自由的道路。

但我想珍惜当时“气得发抖”时感受到的情绪，它是一种能量，促进反思，推动改变。这也是每个人应天然有之的情绪，恰如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演讲上的反问：“可爱算什么夸赞？”

写本文时，笔者与上野千鹤子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吕灵芝见了一面，也聊起了我们各自成长的过程。

身为“80后”独生女的吕灵芝，自认为从小到大并未经历明显的性别歧视，但也有一些微小的困惑长期嵌在成长记忆里。比如，小时候长辈给压岁钱，为什么堂兄弟得到的比她的多？为什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奶奶，没有像爷爷一样光荣退伍，而是选择退居家庭，将自己本该得到的荣誉和福利“拱手相让”？

目前，吕灵芝自称“已婚的女性自由职业者”，在社保分类中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当她去银行办理储蓄卡，银行经理却告诉她收入来源不能填写“灵活就业人员或自由职业收入”。对方给出建议，可以填写“丈夫”。

“果然，一名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来源在银行眼中只能是‘丈夫’。”这段经历被吕灵芝写进了《身为女性的选择》译者序当中。

还有，当她准备替母亲在家乡买房，发现哪怕由母亲支付全款，自己也不得不以丈夫的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行登记。

成长中无数微小而确实存在的困惑，社会缺乏的具体而微的想象力，都是推动吕灵芝走近上野的动力之一。

这么多具体的情境和时刻，既让人庆幸，也让人痛苦。因为下一步往往无从着陆，讨论和争辩常常通向乏力和断裂。这终究是一条难走的道路。

上野在东大的“一鸣惊人”，很快在中国吸引了一批读者。这位70岁的女性学者，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熟悉，却找不到具体语汇的一些东西，用今天互联网上的流行词来说，是高级版的“嘴替”。

必须先达成共识：人们需要的，是坦诚的交流，是用更精准的语言，去描述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经验，拂去那重重遮蔽着的尘霾。

婚姻与自主

许多人知道上野千鹤子，是从2019年她在东京大学那场演讲开始的。那年，东京大学被曝出对女学生提分录取，顶着火一般红色标志短发的上野，作为名誉教授出席，站在一群男性学者中间，面向女学生们一气呵成：

“迄今为止，你们生活的学校是一个表面平等的社会。看似在偏差值竞争上，并没有男女差别。但是，当你们真正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隐性的性别歧视便开始萌芽。当你们走出校园踏上社会后，性别歧视将会更加肆无忌惮。”

与她在其他书籍里的口吻一样，精准，犀利，不留情面地戳穿了无情的现实，像一根针不动声色挑破肿胀的皮囊，流出被长期遮蔽的脓疮。

上野在东大的“一鸣惊人”，很快在中国吸引了一批读者。这位70岁的女性学者，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熟悉，却找不到具体语汇的一些东西，用今天互联网上的流行词来说，是高级版的“嘴替”。

那些莽撞或渐渐苏醒着的女孩们，亟须一个在世且“入世”的，不太远的思想偶像，来支撑自己的精神转向。

同年秋天，上野访华，第一位接待她的翻译陆薇薇，是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也是从那时开始，陆薇薇对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产生了兴趣，着手引进、翻译一系列学术著作。如今，陆薇薇被媒体称为中国“最了解上野的人”。

在陆薇薇看来，或许需要强调，上野首先是一名生于1940年代的女性。在她成长的年代，日本学界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较重，因此，上野对于女性主义的切入视角，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倚重环境和社会结构。

这在她历时十年完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体现得极为鲜明。上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现代家庭制度做出了诠释：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通过从女性手中剥夺一部分再生产劳动使得女生变成部分再生产者”，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在家庭的语境下去看待婚姻，便不难理解今天的很多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

近年来，当婚姻话题产生，冲突和困顿总是难以避免。“已婚”似乎与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自相冲突，家庭主妇更是处于鄙视链底端。前不久被日媒曝出曾结过婚的上野自己，也在中日互联网上都激起千层浪。

婚姻与女性主义冲突吗？

上野给《女性的法则》一书原定的名字是“婚姻难民”，用“难民”一词表达女性“往前一步是地狱，驻足不前也是地狱”的流离失所与两难处境：

“为避免受到父权制的支配，是否存在不加入婚姻制度的选项？其实没有。女人只要单身，就要受到十二分的惩罚。这些惩罚存在于经济、社会、自我认知等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她们是否加入婚姻制度，是否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男人，都要受到父权制的支配。正因为一直以来亲眼看到了单身女性受到的种种惩罚，人们才会一股脑儿地结婚。”

这可以解释许多人为何结婚，也可以解释她们为何不愿结婚。当传统家庭结构开始破碎，家务劳动的价值失序，婚姻里的女性，既付出更多精力和时间，也付出更多情感劳动，却得不到主体性的确认。

用上野的话来说，此时，“相对剥离”感便产生了：“在30+岁女性的婚姻状况中，由于已婚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最初呈现上升趋势，她们因此便产生出一种优越感，但到了35岁左右时又会由于工作、财产、自由等的落差而感到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