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的社会病理学分析

韩炳哲（Byung-Chul Han）被认为是近年来颇受全球瞩目的“新生代”哲学家。

2010年，他的《倦怠社会》出版，这让他开始获得学界和媒体的关注。近年来，他在国内出版了包括《他者的消失》《妥协社会》《在群中》《娱乐何为》等一系列著作，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一种畅销现象。

作为哲学家，韩炳哲对于数字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对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导致的种种危机的批判，让人读来，总能收获一种顿悟式的快感。这也使他，在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普通读者那里，也能得到欢迎。

不过，需要明确，相比个体所面对现实状况的千差万别，各种被哲学家解释为一般性的危机，都无非是对某种特殊类型的抽象描述，并不能直接在二者中间画等号。

如果我们能够从他那里获得关于这个世界、关于当下社会的种种教益，也不应该满足于自以为把握了当代精神状况，我们需要克制借抽象图景和智识光环，来满足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自怜冲动。

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坚持把自身看作正在努力寻得方向的主体。在这个相对性跃升成为基础性真理的世界里，韩炳哲式的社会病理学诊断和面向当代生活的批判，具备某种不可或缺的用途和意义。

进入韩炳哲

韩炳哲1959年出生在韩国首尔，20世纪80年代在高丽大学学习冶金学，1985年移居德国，先后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并于1994年以研究马丁·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在2000年，他于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了教授资格，开始任教于哲学系。

自2012年起，韩炳哲任教于柏林艺术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8—20世纪哲学、现象学、跨文化哲学等。他的文论短小精悍，尤其擅长使用解构式的箴言体，“可以用几句话就把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思想结构打倒”用来评价韩炳哲的写作，恰如其分。

在哲学谱系中来看韩炳哲，他所谈论的核心问题都建立在德国哲学的基地—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在认识论上，承认思想与存在的一致性已不复存在。人们一边生活，一边尝试按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待事物，人不再只是承受这个世界，“我们思考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这也是人会感受到生活的基础在脚下动摇的原因。

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人们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被投入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个体在其中痛苦地旋转，多半是屈服于环境的力量，只能偶尔在有限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努力。而当这种生活状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呈现出来时，人们便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时代，由于某种原因，不同于在它之前的所有时代。由此，“当代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意义”便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投身批判的信念。

“可以用几句话就把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思想结构打倒”用来评价韩炳哲的写作，恰如其分。

此外，认识韩炳哲，还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劳动”和“异化”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劳动”作为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活动方式，是人们表现自己生命，进而决定人的意义世界的价值尺度。而问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分工的强制”规定了“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必须始终处在给定的范围之内。

由此，分工的强制性和异化劳动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计划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得益于非自愿分工而成倍增长的生产力，成为某种异己的、在人之外的强制力量，正“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即“异化”。

然后，还有福柯的影响。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自17世纪以来，权力不再表现为君主掌握生杀大权，而是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等规训机构的围墙，则是用来实现权力纪律、分割规训社会正常与异常的疆域。

而韩炳哲“宣判”规训社会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在范式上，21世纪的社会已经转向了“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作为“自身的雇主”，成为了积极剥削自己的“功绩主体”。人们在“we can do it！”所代表的肯定性暴力和必须“成就自我”的压力中筋疲力尽。

以上这些，构成了我们进入韩炳哲式批判的入口。

自由使我自缚

过度劳累导致的精力耗尽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是21世纪的主要病症。那么，在社会病理学上，这些心理疾病是如何产生的呢？

韩炳哲的阐释是：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关系造就了功绩社会内部的系统暴力，其高明之处在于这是一种“无需统治就可发生的系统性暴力”，它积极扩张、兼容并包，把所有人都囊括在内，甚至把雇主变成了自身的奴隶，让所有人变成系统的囚犯。

韩炳哲进一步宣称，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劳动关系已无法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阐释，剥削不再是以异化劳动的方式来进行，剥削的逻辑变成了“自由和自我实现”。他认为，后现代的绩效主体处在名为“效率”的绝对命令之下，却把自己幻想为“拥有绝对主权的个体”，这样的个体不屈从于任何人或者机构，而是执着于一种 “积极扩张自己、完善自我、解放自己的信念”。

要命的是，对于功绩社会的生命而言，始终存在一个富有魅力的理想自我，作为“超我”，它严格而无情地控制着个体的真实自我。只有按照理想自我去建设和改造自身，才会被视为是合目的性的“自由之举”，“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主体，内化要“成就自我”的压力，继而以“一切皆有可能”为纲，来激发基于自愿性质的自我剥削。直到把自己耗尽之前，这种自我剥削不设边界和上限。

在韩炳哲的阐释中，流行的心理疾病体现的，恰是专属于当今时代的自由危机，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历史阶段，“自由已经转化为束缚”。

“自由”原本作为约束的对立面，意指免除束缚，如今却导致了无尽的束缚。

这意味着，自我将被困在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自我和永远试图实现自我而不得的鸿沟之间，变得日渐消沉疲惫。集主仆角色于一身的个体，将一直处在无法彻底放松的屈从状态，时时受倦怠感侵扰，而当他/她精力枯竭不再能够继续劳作时，真实自由在理想自我面前，就立刻被认定为“一个失败者”，个体继而被淹没在自我指责和羞辱之中，抑郁症就会暴发。

因此，在韩炳哲的阐释中，流行的心理疾病体现的，恰是专属于当今时代的自由危机，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历史阶段，“自由已经转化为束缚”。他指出，也许过去的社会形态更压抑，但人们如今并没有变得更自由，自我剥削代替了他者的压迫。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针对主体自我的病理学分析，转移到韩炳哲对作为主体的人所面临的外部社会的分析。一种一般性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它表现在哪些方面？

他做出的诊断是：“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引发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我们生活在一个来自他者的否定性消失殆尽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同者的肯定性”。系统只生产臃肿不堪、千篇一律的同质化信息和数据，以及有着毫无美感的滤镜、夸张的语气和无差别的干笑音、背景音乐永远突兀的短视频，在这里可以作为生动的脚注，此般“充盈的空虚”滋长出一个个同质化的泡沫球，阻塞了我们触达他者的路径。

我们生活的时代缺乏否定性。立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了便于资本的流通和循环，通过生产和消费，试图把一切都纳入可交换、可比较的商品范畴。金钱作为一个糟糕的身份授予者，拒绝受其剥削的，则被系统性地予以排除在外。最后，人生活其中的社会图景，放眼望去，只剩下难以区分的同质化，身份认同被消解在同质化的地狱中，最终导向意义的丧失。

当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成为定义今日世界面貌的结构性因素，新自由主义成为威力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一。现实是，一方面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快速发生且完成，社会的上升空间整体封闭，全球性流动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整体性地丧失了变革的动力。这些结构性的转变作用到个体身上，变成了社会中仅存一种徒劳的生命焦虑，而焦虑指向的唯一目标便是“确保在无序中苟活下来”。奴隶的生活状态，担心无法苟活的焦虑，已夺走了很多人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生命力。

新自由主义社会，又被韩炳哲描述为生存型社会。置身其中，生命被降格为生存，生存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席卷韩国社会的全民健身狂潮，恰如其分地呈现了这种歇斯底里的生存形式。生命的本质被归结为生产和绩效，主体在系统中被降格为一个有待优化的客体，人陷在飞转的停滞状况和深度无聊里，最终导向抑郁和僵死，只有死亡才能宣告自我优化努力的终结。

必须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叙事

当韩炳哲被问到“有没有可能是你将我们的处境灾难化处理了？”他回答道：“我的目的不是把世界灾难化，而是描述它。我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职责就是解释我们身处的社会。哲学在于说出真相。”

当我们将视线重新拉远，回到托克维尔，回到克尔凯郭尔，回到尼采，那些从千差万别的观点出发来思考人类未来的人，无一不受到一种危机意识的激发，即“人感到自己的未来受到了威胁”。关于社会状况令人绝望地混乱、人们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意识，事实上并不是当下时代独有的精神状况。

当一般大众满足于文化和物质繁荣，具有独立头脑的思想家却怀着不安的预感。近代以来的每一代思想家都是如此，尼采注意到欧洲虚无主义的到来，无情地诊断其病症。而在利奥波德·兰克1840年的日记中，我们读到“：在以往的时代，伟大的信念是支配的原则，是作出伟大努力的基础。现在，人们满足于发表宣言。一切都毫无结果，一切都半途而废”。

今天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不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现成答案，不是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伙伴关系，而是世界通行的时髦话、世界范围的交往工具的传播，以及某些娱乐活动的广泛普及。

立足当代，韩炳哲的分析，区别于过往哲学家的忧虑，激励他做这些批判的危机意识，独特之处可能是：“现在的人感到自己没有未来”。功绩社会的一般性状况，呈现为严丝合缝的结构性力量以社会性抛弃来威胁人的生存。的确，相比于历史任何时期的人，现代人都更易于改变其社会地位。

孱弱个体的自我意志所指向的有限可能性，远没能成为塑造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的能量。现实是，把个人局限于社会及其的某一规定位置的限制性力量，已经构成成为一种普遍可察的束缚感，啃噬活力，消耗年轻的生命。

所以他开出的药方是，“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培养新的意识、建立新的叙事，以反对现行的社会信条”，把我们从飞转的停滞状态中解救出来。

最后，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和雅思贝尔斯，回应韩炳哲对异化劳动概念在这个时代已经失效了的判断，回到坚实的唯物辩证法和对现实的人的关照。异化劳动依然是普遍性的处境，交往力量的势弱当然有个体的回避因素，但大环境始终是基础和前提，而不应该过于苛责个体，反思也需要注意边界，不要落到话语的窠臼里一直自我追责。

哲学家无力回答时代向哲学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不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现成答案，不是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伙伴关系，而是世界通行的时髦话、世界范围的交往工具的传播，以及某些娱乐活动的广泛普及。

这个世界的同质性，以及人们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统治这一点，尚不足以概括我们所处历史阶段的全新特征，因此，关于当代状况的种种概念和有趣批判，最好被视为一些激励的因素，激励个体自己去寻找通向所发生的事物之根源的道路。

“我”作为一个拥有智识的人在努力运用我的能力，来审视和理解我身处其中的状况，这是改变自身处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