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在寻找自己的友伴

“你如今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这句颇为流行的网络语，浅显却恰切地说明，人是如何成其所是。尤其，读什么书，与怎样的心灵同行，会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和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结构和情感方式。

4月11日，南风窗记者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小兵就此展开对话。唐小兵的研究涉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出版有研究晚清民国报刊史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关注知识分子史的《与民国相遇》，以及记录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遐思见闻的《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等著作。在严肃阅读衰微之时，他主张“有抵抗的阅读”，倡导知识贵族精神。

重新睁眼看世界

南风窗：想请你谈谈，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唐小兵：今天回头来看，198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重新睁眼看世界，引进和翻译了大量西学。

我这些年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候中国在思想文化艺术领域，跟欧洲、美国基本上是同步的。后来这个进程中断了，人们进入格式化的思维和话语空间，精神结构是同质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接续和世界的联系，公共文化空间也打开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展现了那时候活跃的公共生活。许纪霖教授指出：“1984年，是奥威尔同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描绘的可怕岁月，但在中国却是走向新启蒙的历史时刻。在这一年的思想界，出现了当时来说并非那么引人瞩目的几件事情：‘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和新一代青年学者开始成为《读书》杂志的主流作者。第二年，北京一批学院的知识分子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那时候知识界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焦虑感，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民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明的主要架构应该从哪里来？能否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时的人重新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好像又重新回到100多年前魏源、张之洞身处的晚清世界。所以，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延续。如我们历史学系的谢天佑教授写的一本书，与坊间流传的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抄写本形成相互呼应，都是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性。

这中间有个插曲：1980年代庞朴、朱维铮等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引入余英时先生的中国史研究文集《士与中国文化》，后来还有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等一些文化史著作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节、缓和了80年代激烈的反传统思潮，使人们意识到，其实中国的传统也并非一无是处，在现代的视野之中仍旧有它相当积极的一些成分。

余英时的著作，重提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以及书院文化、清议精神、君子人格等，这些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它们打开了新的认知视野，让人们知道，中国传统是特别丰富多元的，并且不同时期有很多变化，内部有不同的精神动力，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来说，对于当时中国流行的反传统浪潮起到了“反思平衡”的作用。

余英时的著作，重提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以及书院文化、清议精神、君子人格等，对于当时中国流行的反传统浪潮起到了“反思平衡”的作用。

1980年代的各种派别和取向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态度的同一性”，都趋向于寻求改革的道路，至于怎么改，方案不一。中国从近代以来都是如此，我们学过法国道路、英国道路、德国道路、美国道路、俄国道路，不断尝试。我校思勉高研院杨国强教授说，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求弯道超车的过程，我们总是要找到不同的蓝图，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迅速地实现中国的全面复兴，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的重负。

到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分化，并且有一系列论战。关于这一段历史，可以参考许纪霖教授等共同完成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

在我看来，主要的变化，一个是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是1994年前后，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许纪霖等老师主要发起和讨论的。因为90年代中国社会世俗主义潮流兴起，很多年轻学者都下海了。人们突然发现，“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知识分子好像又被边缘化了，也感到人文精神正在丧失，所以重提人文精神，提倡不能屈从于主流的成功哲学，要讲人的解放、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

在这个进程中，人们也慢慢发现，市场经济并不像1980年代人们所期待的，会带来更深层的变化。市场经济是来了，但它似乎像魔鬼一样把一切吞噬了，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金钱的关系。在人文反思中，知识界也认识到，启蒙不是单线的，而是复线的，就像阿伦特所讲的，是一个复数的多重启蒙的结构。这个社会需要稳健的、温和的、多元的启蒙理念。比如，像90年代初王元化先生发表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就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深刻反思。

另外，整个1990年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学热和中国传统的复兴，强调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很多学者也开始跟进，新儒家兴起，国内有蒋庆、陈明、陈来等，国外有哈佛的杜维明，“里应外合”。

南风窗：代表中产趣味的大众文化在这时候也兴起了，并在此后蓬勃发展，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产的趣味、价值观覆盖和统御了中国当下文化的几乎所有面向。

唐小兵：关于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1990年代后期特别流行的读物是《格调》，讲究小资趣味。那时候很多人对未来都有一种中产阶层的浪漫想象，这类读物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以及各种关于生活方式的主题书。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各种跟上海有关的书籍的出版引发了对民国上海的怀旧热潮。这种怀旧背后隐含的，也是对1950年代后被系统压抑的大众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召唤和重温。199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各个地方的都市报几乎遍地开花，而这些都市报的很多版面都是在讲授中产阶层的美好生活如何可能。

总体来说，1990年代是比较多元的，特别热闹。到2000年前后，网络出现了，观念和思想的战场变得更加广阔。这个潮流一直持续，我觉得大概到2010年前后，开始慢慢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和网红时代，从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急剧转型为流量为王的时代。

已出现代际差异

南风窗：你提到1980年代以来，我们是重新睁眼看世界，意识到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复杂的，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打交道方式。同样，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也越来越丰富而多维，但现在网络上，那种重回简单的、两极化的趋势似乎很明显。

成庆认为上一代人更多关心政治议题，而他更关心怎样让社会释放出更多的空间，让更多的意义能灌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命之中。

唐小兵：如果思想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话，对世界的认识应该是更多元的。

这些年我一直倡导严肃阅读，倡导理性主义，倡导知识贵族精神，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贵族和精英阶层在公共领域被污名化，丢失了审慎平衡的品质，那么公共空间里的声音必然会走向两极化。我也的确感到，彼此有善意的文化越来越稀薄，大家缺乏一种聆听和理解的意愿，总要压服对方或者妖魔化对方。我们需要徐贲老师在《明亮的对话》里所说的那种公共说理的能力，陈嘉映老师也出版了《说理》一书。

我在《与民国相遇》这本文集里，引用了民国学者萧公权的关于“言论自由和自由言论”的一段话，他的意思是：并不是有了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就一定有自由言论，自由表达的能力是需要训练、需要养成的，也需要规则，尤其是需要有理性能力和常识感的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来提高社会的“观念的水位”。

南风窗：所以也有一种讲法，我们原以为在公共意见市场，道理越辩越明，但后来发现，事情远比这复杂。争吵是一个表象，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蛮迷茫的，也容易感到虚无。

唐小兵：上海大学历史系成庆老师是我的同门，有时聊天，谈到与许纪霖老师之间的代际差异，成庆认为上一代人更多关心政治议题，而他更关心怎样让社会释放出更多的空间，让更多的意义能灌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命之中。成庆兄在上海大学开设佛教思想史的课程，也办了一个禅修社，并且在上大那里的永福庵经常办一些读书会和禅修会。他从事的这种跟社会建设和心灵建设有关的工作，在我看来同样意义重大。

这里反映了代际差异。对于许老师这代人来说，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要和经济的市场化、权利的保障、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有关系。按照阿伦特讲的，要有一个圆桌，我们才构成这个世界。而在他的学生成庆看来，为什么认为人的心灵和公共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认为人的意义迷失、困惑、焦灼是完全私人化的？按照自由主义的经典命题，一个人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似乎完全是个人的偏好，政府或者他人对此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该告诉他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才是良善的生活，而应该为每个人追求他所认定的良善生活提供基本的政治架构和社会支撑。

我其实更认同成庆的想法。当人生的各种复杂性都呈现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不论政治是否清明和上轨道，我们还是会有存在意义上的精神危机。这并不是某个单一维度能够解决的，这样来想，其实人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我的朋友、非虚构作家杨潇徒步重走西南联大西迁之路，写了《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是很有意义的，是跟前人形成意义联结并超越精神内耗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能找到一个生命的支点，能找到和同龄人、父母、家庭、社会的良性互动，使人的内在自我不断扩展，就会发现人不是那么单薄的，社会的震荡对人的影响也可以不具有根本性，或者说个体面对时代的巨变甚至社会的震荡，他会有一种内在的抵抗感来捍卫完整的自我。

南风窗：我也察觉到代际之间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如今许多年轻人开始上山、进入寺庙、求佛、算命，我们也报道过一些这样的年轻人。这里面的心态是，我的命运、我的生活似乎陷入一种我不可控的境况，但是再上一代人是一种更积极的、自我负责式的心态。

唐小兵：这是一个宿命文化慢慢崛起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巨大变动中，人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系统和结构（或者说存在）的巨链是如此卑微、如此渺小，难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沈从文一直保持着生命的韧性。他生前有一个访谈，那也是他唯一的影像，他说自己一辈子相信智慧比钱财、比权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他从来不悲观。

当人的生活因为种种原因主动或被动隔离，像孤岛一样原子化生活，缺乏跟外部世界的连接感，意义感当然会很单薄。这也和今天可接触的、可获得的思想资源越来越匮乏有关。如果认知不到更多东西，甚至连真实的世界都无法看见，他就觉得他所看到的就是全部世界。而人的生命力和意义感是要从历史、文化、土壤、故土、国家、各方的认同里慢慢生长起来的。遗憾的是，加速内卷的应试教育把一代人生命的野性过度消耗掉了，导致人的内在激情整体性衰退。

我之前看望钱理群老师的时候，他讲，中国变化很大，世界变化很大，要活过这个时代，既要有生命的韧性，也要有生命的智慧。很多年前，在北京一个新书活动上，香港作家陈冠中讲，年轻人要活出时代的矛盾，把所有的焦灼、困惑、挣扎，种种问题，转化为思考，转化为心灵的成长。这样，人的生命和心智才能得到扩展和充实，能够不忧不惧地面对自己的处境。

这当然很难，但我们可以向历史汲取智慧、汲取力量。看看王鼎钧的回忆录、齐邦媛的《巨流河》、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那是一些怎样的社会磨难和人生苦难，又是怎样的精神意志啊。我寒假重新读了复旦大学张新颖老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1940年代以后一直遭受很多批判，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去历史博物馆做解说员，但他从未放弃对文化和写作的热爱，在极度困境中撰写了很有价值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一直保持着生命的韧性。他生前有一个访谈，那也是他唯一的影像，他说自己一辈子相信智慧比钱财、比权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他从来不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