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变的世界，正在失衡？

“疾变”，是近几年世界发展的关键词之一。2020年疫情发生后，世界各国本该携手解决问题，却难以互信；今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暴火，或将改变现有的劳动关系、引发未来世界秩序的震荡……这些漩涡般的变化，有的是“积怨已久”的旧疾集中爆发，有的是无法预估的“黑天鹅”，有的是无法回避的阶段性更新。

面对漩涡、意外与诸多“无法回避”，我们似乎再也回不到过去，但总要找到方式继续“过下去”。5年前，北京大学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写作了《枢纽》，探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体”在世界中的位置，试图回答“何谓中国”的庞大命题，一时成为现象级的书籍，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也引发了广泛的探讨。

5年过去，世界疾变，《枢纽》下篇中有关当代现实的诸多论述，也遭遇了上述这些“意外”带来的挑战。在本次《枢纽》的再版中，施展在末尾增补了一章，将新思考与新现状结合，以历史哲学的写作方式对“何谓中国”的命题再度寻找答案。

“疾变”中的世界面临何种失衡？人工智能会将人类带向何方？中国如何在政治经济及科技的变化中自处？近日，南风窗专访了施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球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

南风窗：这次《枢纽》再版的变化是在末尾增补了一章。这本书原本使用的阐释框架和思考方式，是否依然适用于增补的部分、能够解释疾变的世界和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

施展：基本的阐释框架没有改变。这5年间，《枢纽》引起读者广泛关注、质疑的主要是对现代部分的讨论，所以我的增补是对这部分质疑的回应及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进一步演化的构想。

在上一版《枢纽》中，我谈到中国是全球经贸双循环中枢纽型的存在。很多人关注到这一结论，但很少再进一步关注到，一方面，我谈到这种“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的存续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它的存在还意味着国际秩序中新的全球分配正义的可能性。

“全球经贸双循环”能存续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确保自己拥有从第一循环—也就是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循环当中持续获取贸易红利的能力，才能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方式将贸易红利向第二循环转移，从而让中国成为全球贸易转移的中间环节。要做到这些，前提是中国必须能提升自己的产品附加值，如果不能提升的话，这种“全球经贸双循环”是有可能会坍塌的。如何提升产品附加值？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创新。而创新本身又是有条件的，它需要一种足够自由的，允许人们去更多地冒险与尝试的环境。

如果“全球经贸双循环”能够持续，就有机会带来新的全球分配正义机制，突破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体系：中心国家把贸易中的所有好处占全了，外围国家只能成为廉价商品的倾销地，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地。中国跟西方之间在经贸层面的竞争关系，会使得外围国家在全球贸易红利分配当中获得过去所没有的机会。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为全球分配正义带来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一个鼓励创新的、相对自由的环境。如果那种环境受到压制，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虽然在5到10年之内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但可能会陷入一种残酷的内卷状态，这种状态对后续未来秩序的演化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30年前，全球有70%以上的贸易是制成品贸易，中间品贸易不到30%；30年后的今天，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制成品贸易不到30%。

南风窗：疫情、贸易战、俄乌冲突是这几年世界变化的关键词。很多人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似乎再也回不到曾经平衡的世界了。今天的世界正面临怎样的“失衡”？

施展：在我看来，和30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全球的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正在日益分离。30年前，全球有70%以上的贸易是制成品贸易，中间品贸易不到30%；30年后的今天，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制成品贸易不到30%。

这就意味着全球30年前绝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而到了今天，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一个复杂产品，从原料到最终成品，诸环节所发生的物理空间，我称其为“经济空间”，那么我们可以说，经济空间跟政治空间变得日益不一致了。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推动。在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一致的情况下，这些宏观政策尚且不一定能达成目标；在两个空间不一致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途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断裂，就更难达成目标。再如贸易战，如果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某个国家专门针对另一个国家发动贸易战，就真的能够把那个国家的产品阻拦在外。但如果这个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生产的话，阻拦就很难达成了。

这些例子都在说明，规范与现实、范式与问题之间的失衡，需要一种新的反思。

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但将带来社会分化

南风窗：近期，ChatGPT的横空出世被广泛讨论。比起疫情、贸易战、俄乌冲突这样的事件，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带来怎样的新秩序？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施展：贸易战、俄乌冲突更像是过往矛盾的汇聚，通过疫情这个偶然事件将矛盾集中爆发出来，是“不破不立”中的“破”。爆发之后如何去“立”？这三个事件肯定给不出办法，人工智能也不是一定能解决“立”的问题，但可以提供新的可能性：新秩序的成立，需要新技术在底层做支撑，但同时要有新的观念在顶层做引导，中间层的新制度设计要跟上。人工智能从底层技术支撑的角度带来了新的变化，是一种可能性的开始。

南风窗：ChatGPT这类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不会让大多数人变得多余？未来，人工智能会替代人吗？

施展：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取消原本的很多职业，带来部分失业。但同时，它也会创造更多的、从前根本想象不到的新职位、新行业，从而拉动更多的就业。以往每次有新技术出现，人们都有过这样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虑了。

这次有一个区别在于，以往任何技术的演化迭代和扩展速度都没达到过人工智能的这种速度。从前的技术变革，人们还算有相对从容的时间可以过渡，但现在这个过程可能会加快，其中的“间隔”也可能会导致一定时间内的社会撕裂，但像此前一样，这个过渡期也终究会过去。

人工智能会替代很多职业，但它替代不了一般意义上的人。ChatGPT看似有很强的创造力，但这个创造力实际上基于人对它的提问，提问越有创造力，它呈现出的“创造力”就越强。但它本身是无法去提问的。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两个“我”是不同位阶的。“我正在思考”，是谁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是一个“更底层的我”观察到了一个“次底层的我”正在进行观察和质疑。更底层的那个“我”如果开始被观察，一定是有一个“更更底层的我”在对它进行观察，之前的那个“更底层的我”又变成了一个“次底层的我”—永远得有一个最底层的“去观察而不被观察的我”去质疑、去理解，那个是自我的基础。

因为它是去观察而不被观察的，就意味着无法用算法来进行模拟—任何算法模拟的“我”，都是被观察着的自我，而不是最底层的不被观察的自我，算法想要模拟的那个对象，是一个永远无法被观察到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无法出现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也就替代不了人。

未来的人类社会可能会发生巨大分化，能提出好问题的人可能只占1%，而这种分化同样也会带来社会撕裂，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分配机制重新弥合，就会带来更深远的问题。

南风窗：是否存在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安全”的工作？

施展：真正有创造性的、从0到1的工作无法被替代。比如，我们对人工智能说“画一幅梵高风格的小猪佩奇”，它能够画出来，看上去似乎很有创造力，但这实际是从1到n—小猪佩奇是现成的、梵高风格也是现成的。未来，这种被伪装成脑力活儿的体力活儿将会被取代。

人工智能不能替代人，但能够替代那些不会提出好问题的人。未来，谁能够创造性地提出好问题，谁就能让人工智能为他所用。未来的人类社会可能会发生巨大分化，能提出好问题的人可能只占1%，而这种分化同样也会带来社会撕裂，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分配机制重新弥合，就会带来更深远的问题。新的分配机制背后也需要新的伦理观等配套，这些都可能因为人工智能重新被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也不新鲜，只是距离上一次颠覆太久，人们有些忘记了。我们如今，可能正走到新一次“重新定义”的门口。

彼此的认知应当触达真实

南风窗：这些年间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国际对中国角色的认知，有怎样的变化？

施展：中国自身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经济上很强大，但这个强大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强大当然意味着要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对这一责任不能抽象讨论，必须有具体的政治经济学路径，但给出这一路径的前提是需要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有实质性的理解。目前，中国的强大与中国的责任之间，有一个“间隔”—人们看到了强大，但没有足够想清楚强大对应的具体责任。于是，讨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念式的探讨，并最终堕落到一种观念的争吵，真实的状况、对现实的理解反而被遮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呼唤一种新的范式反思：过往的范式很容易把人们带入观念的争吵，而无法触达真实的问题。

至于国际对中国的认知，这几年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我们能看到那种国际社会调查中对中国好感度的下降—原因有很多，别人的原因我们管不了，但自己的原因还是可以反思的，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说不清楚，肯定也是原因之一。此外，疫情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变得前所未有地吃力，这种吃力也会带来相互的不理解。

南风窗：如今的全球化进程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

施展：不能说全球化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而是中国在这样疾变的世界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地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这需要落实在一套具体的国际治理秩序、落实在一种国际制度中。任何一种制度若想获得可持续的生命力，都需要一个前提：正义和利益必须同构。没有利益，无法完成自我再生产；没有正义，无法获得认可，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关于制度、正义的思考，都需要对眼前发生的变化有把握，不能与物理现实之间有太大的断裂，否则探讨又会成为观念游戏。

我们需要怎样的正义观？中国应该努力推动哪种国际规则？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回到现实的变化中。只有充分理解了现实，才能探讨“期待”。如果认识始终与物理现实有距离，那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中国的自我期待，都可能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