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丰盈的灵魂都来了

因为闰月，2023年的夏日被推迟，直到5月假期过去，暑热才开始缓缓降临广州。较之以往更漫长的春季，让“红”和“绿”在这座城市的碰撞变得更柔缓了。

红色和绿色，是百年前鲁迅对广州作出的评价：“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

绿与红，表现了某种矛盾性。它有鲜明的红，但与同样作为红色基地的西南、西北不同，广州的红，是在热烈、动荡的革命气息之中，又羼杂一份历来稳阵的平静和浪漫。

如今鲜有人记起，在千年商都之外，历史上的广州，曾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政治重镇。

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军阀政府在镇压革命的同时还加强了文化围剿，与此同时，在国际潮流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此起彼伏。

彼时，诸多文化名人、作家诗人先后南下广州。从郭沫若到鲁迅，从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创造社”主力，到后来的茅盾、巴金。他们在广州短居或常住，留下了深嵌历史的印迹，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终生影响。

百年后的今天，或许更值得追问：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究竟靠着什么理念和力量吸引了鲁、郭、茅等作家？他们在南方的实践和思想，又对整个革命征程起到了怎样长远的影响？

遥望历史，太多与民族命运有关的重大事件与广州密不可分。从两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广州起义，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广州长久以来开放自由的独立精神，天下为公的平民精神，重商轻官的传统，都在此地铸就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人文风气。

现代化以后的广州，仍然保留着这股岿然的公民气质。扎根民生的媒体不厌其烦地走街串巷，为一种荔枝的风味踏破铁鞋；CBD对面的城中村藏着拍不完的电影；大街上随处可见人字拖和颓T，原汁原味的方言自然流淌，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切换成你熟悉的语言。

以人为本、为先的风气不仅包裹着生活，也影响着政治。以人的长足幸福为第一旨意，同时坚守不可撼动的家国底线，这就是广州历久弥新的主人意识。

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如果广州是一个美人，于外，她将举重若轻的“松弛感”演绎到极致，于内，则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和雄风。

红与绿的交辉

1927年1月18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抵达广州黄埔，直到9月底离开，正如天气一样，他的思想和生活，都经历了一次由寒冬到暖秋的巨大变化。

按原计划，鲁迅赴粤原本打算做两件事：一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励写些文字”；另一个，便是与许广平团聚。

以人为本、为先的风气不仅包裹着生活，也影响着政治。以人的长足幸福为第一旨意，同时坚守不可撼动的家国底线，这就是广州历久弥新的主人意识。

多年后，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这么认为：在广州的这200多天，“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期，也是最浪漫的时期”。

鲁迅抵达广州那天恰好是农历的腊月十五，已有过年的气氛，虽然鲁迅自称不过农历新年，但年二十八那天，他还是没经受住广州花市的诱惑，和许广平、孙伏园去逛了半天的花市。

不过，当时的鲁迅，对于广州的期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他刚在厦大经历了学校里的派争、难吃的食堂，很是烦郁，对南方的革命形势也并不看好。

在1月25日的中山大学学生欢迎会上，鲁迅先直言“广东是旧的”，鼓动青年“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

但紧接着，他又自称“我并非一个斗争者”，“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对于自己矛盾迂回的心态，鲁迅倒也坦诚：“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

广州的确给了鲁迅一次缓冲和沉淀的机会。那几个月，他领着每月500大洋的薪水，有爱人好友伴身，一面游山玩水，田野郊郭，河畔茶楼，在南国渐入春夏的环境里调整自身，一面在形势的变动下转换自己的革命思想，看见了新的希望。

到广州不到半年时间里，鲁迅就产出了序文、译文、札记、杂文、历史小说等共56篇作品。有趣的是，他在日记中记录下的外出食饭、品茗共有43次，在广州期间创作的杂文数量，也恰好是43篇。

今天，要在广州寻溯鲁迅的踪迹，除了曾为中山大学大钟楼的鲁迅纪念馆，向南近珠江一公里左右的白云路西段，还藏着鲁迅住过的另一栋公寓。那是一座低调的鹅黄色西式建筑，到今天也绿荫环绕，环境清幽，走几步路就有小桥流水。

由于希望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来，在大钟楼住了两个月后，鲁迅搬出校园，住进了白云楼公寓。在这里，他潜心完成了《朝花夕拾》和《野草》的编订。《野草》的题词，或也可作为溯源鲁迅那段时间的一种思想索引：“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在广州期间的鲁迅，从未停止思考知识阶级、文学命运与革命前途之间的复杂关系。

1927年3月，鲁迅到岭南大学演讲，主题是纪念葬于市郊黄花岗的广州起义先烈，于是有了一篇《黄花节杂感》，提醒大家要关注革命如何在广州存续与发扬：

“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革新与创造，算是郭沫若在广州期间的重要主题。正如他在一篇为“凿死”自己原有“混沌”思想而作的序文里所说的，“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

在广州时期的鲁迅，的确同时经历着生活上的舒缓和思想上的动态修整。尤其是“四一五”白色恐怖过后，鲁迅愈发看见了革命的反复性和繁复性，开始更独立、辩证地思考现实议题。

虽然他也曾批评过广州和中山大学，比如人浮于事的机关和部门，工友们的聒噪和粗俗，但总体而言，鲁迅与广州之间的邂逅短暂而深刻。1927年4月中，鲁迅宣布辞职，中山大学却给他将工资开到了5月底。

在致好友章廷谦的信中，鲁迅作下这么一句评价：“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文学与革命的联姻

在鲁迅来广州之前，中山大学还叫“广东大学”，是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两所重要革命学校之一（另一所是黄埔军校）。

1926年7月9日，10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彼时的广大文科学长毅然辞去了每月薪俸360元的职位，投笔从戎，参与北伐。

这位文科学长就是郭沫若，那时，他才只在广州工作了4个月。

4个月前，在瞿秋白的推荐下，郭沫若由上海南下，出任广大文科学长。刚一上任，他就提出了一个“文科整顿计划”，倡导学生自由选课，推行文科革新。

郭沫若顶着被刁难和排斥的压力，“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最终推动了计划的顺利实施。

革新与创造，算是郭沫若在广州期间的重要主题。正如他在一篇为“凿死”自己原有“混沌”思想而作的序文里所说的，“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

站在历史后台往前看，广州将郭沫若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改造成了革命战士。事实上，在赴粤前，他已经感受到了现实斗争和理论战线的感召，来广州后，开始进一步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国内社会革命的热情，也随着岭南热情的夏天蓬勃生长。

在广大宿舍里，郭沫若写下了《我来广东的志望》：“总之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不过，究竟何为“珠江文化”？

关于珠江流域鲜活生猛的野性，包容流动的积极风气，历来无需赘言。但每每谈及人文与艺术，岭南却免不了受一遭“贫瘠”之类的评价。

若结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误解实在根固。

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就是在广州十三行，率先实现了用信息交流和公共表达推动社会发展，为城市留存记忆；现代的红色文学，在广东也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早在20世纪初，朱执信、杨匏安等人就开始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11月，与《新青年》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太阳社发起人杨匏安也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了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后来成立于30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广东作家也以七分之一的占比，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力量。广州“左联”的诞生之地，就安静坐落在今日的越秀区文德路上，一座安静掩映在榕荫中的红砖壁楼。

如今讲“革命文学”，广义上得追溯到清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小说界革命，紧接着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但真正的红色文艺实乃自广州兴起的。

广州以实干的社会性格，温润内敛的城市气质，让革命与文学在此地碰撞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动能和火焰。

百年前大革命时期，热火朝天的文人南下，都为当时的广州注入了巨大的文化活力，也为今天的广州渲染了一抹鲁迅所说的“红”。

还有学者指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核心成员集体南下，是革命与文学“由暧昧真正走向联姻”的标志。 按照鲁迅的说法，所谓“革命文学”，往往是革命在前，文学在后，“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1926年的广州，先是举办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北京那边，中共中央决议准备北伐，“三一八惨案”后，全国民众对反帝反军阀的热情高涨。

就在郭沫若抵达广州的3个月前，即1926年1月，茅盾（沈雁冰）也从上海南下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期间，茅盾忙于处理宣传部事务、主编《政治周报》，极少写文学文章。但有一次，他被拉去给广州全市中学生作演讲，当听到对自己的介绍是“文学家”时，茅盾一时起意，放弃了原本想讲的“党八股”，改从希腊神话谈起。

他先讲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种下来给人民，继而阐述火为何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接着，他高声道：“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因为不懂广东话，茅盾一边讲，陪他来演讲的陈其瑗一边听，一边替他翻译，听到最后，一边翻译一边鼓掌。“陈其瑗送我回宣传部时在汽车中对我说，有许多人对全市中学生讲过话，都把听众催眠了。我这次效果这样好，真是破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