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陈清泰:国企改革做对了什么
作者: 何子维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如何顺利实现目标?文件起草组特地把一个人请过来—陈清泰。
时择其人。这位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国家智囊,曾躬体力行国有企业改革,有积淀,更勇于拓荒。
人逢其时。陈清泰能在巨变之途上,留下坚决奔走的身影,为国家贡献心力,是基于责任,更是源于热爱。
南风窗记者在《陈清泰文集》出版之际,展卷重读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改革者的精神财富,并访问了陈清泰本人,温故而知改革之新。
要政策不要钱
南风窗:1984年你走马上任,成为“二汽”(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第三任厂长,你任内遭遇过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陈清泰:1960年代,中国“备战备荒为人民”,地方建设小三线,中央建设大三线。为应对国际局势,继一汽之后,二汽作为“大三线”的建设项目生产汽车。
步入1980年代,正当二汽大踏步向前迈进之时,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中央宣布减少投资规模,二汽被列入“停缓建企业名录”。
为打一场中国汽车工业翻身仗,约10万人远离大城市,自愿到湖北的十堰山沟艰苦创业。二汽的规模已初具雏形,只要添把火,企业就能起来,一旦熄火,人与设备的去留就是巨大且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国家减少投资,但不要停止投资,所以写了两份报告递给国务院。可国家的经济状况已到谷底,无力再给二汽投资。
南风窗:只能自己寻出路。
陈清泰:对。恰逢国家提出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有所松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为改变局面,我思考,二汽能不能在国家大的改革背景之中寻找出路,于是,请求国家在给二汽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同时,也给部分指导性计划。
前者完全按计划走,后者则按指导性价格购买材料,生产出的产品由企业自销,利润留成作为自有资金完成二汽续建任务。二汽已经有一定基础,生产的民车有销路,但计划内的赚不着钱。而在商品短缺的年代,只要能自销,就不愁没有买主。
南风窗:如果完全按计划走,利润有多薄?
陈清泰:计划经济时期,二汽组织生产的是国家计划内产品,生产出的产品要交由物资部门统购统销。至于卖给谁、价格定多少,皆由国家说了算。利润很薄,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1980年,国务院同意在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同时给一些指导性计划,也就把二汽从“停缓建”名单中摘除。在这之后,我们对中央的改革政策情有独钟,希望将其研究透彻,再用好、用足。比如,在汽车的多品种车上做文章,生产改装车、专用车等,以及组织维修零部件等的售后服务公司,它们都会是一笔笔收入。
1982年,时任副总理万里到二汽考察时,我们提出“要政策不要钱”、学习首钢搞承包的方案。二汽提出,以1981年上缴利润1.7亿元为基数,每年7%递增上缴国家的条件下,实行“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
国家很快批准了二汽在1982—1986年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方案。不要钱且上缴国家的部分每年还有7%的递增,1983年,国务院同意二汽的承包计划再延长五年。
就这样,承包制不仅拯救了二汽,使其没有陷入很多三线企业的悲惨境地,而且为二汽规划中长期发展创造了条件。
南风窗:二汽实际每年的利润增速是多少?
正如孟少农院士所说“小厂做大车、大厂做小车”,由于小车(轿车)批量大,尽管二汽过去没有生产轿车的历史、重新申请轿车资格非常困难,但市场就在那里,我们不肯也不能与现实妥协,轿车生产必须尽早布局。
陈清泰:1980年代中期,二汽产能还处于“爬坡”阶段,如果再把改装车、专用车加起来,释放的产能可能还要更大,收入每年可增长10%甚至更多。总的来说,内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与变革,发展资金上有较大增长潜力。
首先是人的思维破冰
南风窗:改革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否遇到阻碍?
陈清泰:当然有插曲、有曲折。那时候,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为“一包就灵”,甚至宣扬要“横向无边,纵向无底”。厂内开始有人呼吁,是不是厂里也可以分层经营承包,每一层都对总厂承包,同时可以进入市场、独立经营?
实际上,这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弄清楚,是不是每个专业分厂都可以独立面对市场、决策投资,但内部分层经营承包已经进行得热火朝天了。
各个专业厂可以“经营”,就为二汽周围那些倒买倒卖的提供了机会,为那些假冒组装汽车的创造了条件。一段时间里,冒充二汽的产品进入市场,一些用户反映二汽产品质量下降,落得口碑尽失。局面难以为继,但要使其停下来,等于动了他人利益,阻力很大;费了很大劲才把底下的销售权陆续收回。
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二汽是为“准备打仗”在荒僻的山沟建设的“三线大厂”,是一个典型的全能厂,大部分零部件为自制,这使得各个环节几乎都达不到规模经济。生产成本高昂,但又不能没有,怎么办?
为了改善产业结构,我们在全国最早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利用各地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与二汽的产品、技术优势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实现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开启了企业集团化的道路。
南风窗:汽车生产是非常精密的组织工作,搞专业化生产才能有效益。
陈清泰:是。中央对这件事非常关注,因为它对改善产业结构起到了龙头引领作用,1980年为此组织调研组,到南方几个省市调研。第一次调研的组长,是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
他们调研发现,所到之处看到那些曾经的汽车厂大都没有正规的产品、没有技术、也没有什么市场,处在欲进无路、欲退不甘的境地。政府和企业都非常愿意与二汽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迫切期盼通过合作,获得稳定的技术、稳定的产品、稳定的市场。
二汽经多次调研、研究和座谈讨论,决定成立联营公司。最初,选中8家联营企业,很快发展到200家。
南风窗:二汽抓住了时代的机会,与国家有了稳定的经济关系,也为自身规划中长期发展留出了时间与空间。下一步又怎么走?
陈清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二汽考察时,在他的支持下,我们争取到了外贸自主权。在企业中,二汽首先设立了进出口公司,在香港地区、美国、欧洲设立了三个外事机构。
进入198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轿车需求快速增长,车的来源几乎全靠进口。上汽和一汽已开始通过与外资合作的方式,启动轿车的研发与生产。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汽车产品的结构也将随之变化。根据国际经验,最终在汽车总销量中,轿车将占80%左右,卡车等商用车占15%左右。正如孟少农院士所说“小厂做大车、大厂做小车”,由于小车(轿车)批量大,尽管二汽过去没有生产轿车的历史、重新申请轿车资格非常困难,但市场就在那里,我们不肯也不能与现实妥协,轿车生产必须尽早布局。
趁着承包期间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我们就向国家提出方案。等到二汽宣布要做轿车,国际大公司几乎全都过来谈合作了。
南风窗:为了抢占中国市场?当时有哪些企业?
陈清泰:包括日本的丰田、日本的富士重工、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通用等,一共五六个国家的16家企业都想打开中国市场。
为了选择理想的合作方,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全球逐个筛选。调查工作持续了两三年,几个合作对象在技术、管理上各有千秋,而谈判又风云变幻,最终我们选择了在战略利益基础上有合作诚意的法国雪铁龙。

南风窗:为什么是雪铁龙?
陈清泰:雪铁龙配合中方向法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法国政府同意向这个项目提供全额政府混合贷款,提出软贷款占52%,年息2%,还款期30年,宽限期11年;出口信贷占48%,年息8.6%,还款时间从设备安装完毕的6个月后开始,10年还清。
在一场手术的休养期,我起草了二汽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原则,反复尝试用最简短的话,表达更深的含义,最后提出“视现状为落后”的企业基本哲学。
对中方来讲,这个承诺意味着二汽的建设已成为不需动用国内外汇的项目,外汇平衡问题被分散在30年内解决,大大缓解了合资公司外汇平衡的矛盾。1989年12月,我们在巴黎签订了合同。
南风窗:现在回头来看,二汽众多的企改思路超越了时代。你抓管理、促改革的思维从哪里来?
陈清泰:逼出来的,要不然就“死”掉了,队伍就散了。
从饶斌、黄正夏等建厂老一代领导起,都是创业型的,也都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很敏感,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在国家改革的大形势下寻求出路。
此外,在推动企改的过程中,包括我在内的几家企业一把手还曾组团到美国、日本的企业,考察大型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这对我的帮助很大。
南风窗:考察期间,你最关心什么问题?
陈清泰:企业制度、组织结构。
二汽做横向经济联合,内部有30多个工厂,外部有约200家联营企业。当时的组织效率并不高,只能说是“凑合”。但要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汽车公司,组织结构的问题就会进一步暴露。
为了让企业从国有工厂转变为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公司,我把欧盟的专家们请来,专门讨教如何建立公司制度;后来又请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经济学家到二汽调研企业改革;福特副总裁麦克唐纳到二汽考察,我也向其讨教了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权力分配问题。
为此,我在厂里组织了一个小组,研究制定方案。我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开始在二汽推行“三层次管理体系”,最终实现发展、生产、销售各司其职,权责到位,三个层次协调运转,保证二汽不断获取更高的效益。
我还关心企业如何构建凝聚力,近10万人在各个不同的岗位工作,如何达成“二汽人”的认同感?我认为,需要建立企业文化,建立共识。1989年初,在一场手术的休养期,我起草了二汽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原则,反复尝试用最简短的话,表达更深的含义,最后提出“视现状为落后”的企业基本哲学。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南风窗:对几万人的国有大厂来说,二汽这次的闯关和转型是一场大革命。你从国企大厂长到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国企改革的历程,身份的转换对你自身而言也是一场大革新。
陈清泰:1991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到二汽考察,之后让我到北京去。二汽的改革工作没有完成,我有些犹豫,但岗位的变化,没有影响我继续持续关注产业发展和国企改革等领域。
我调任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后,遇到的问题与在二汽时经历过的,有不少相似之处,我并不感到生疏。同时,二汽的企改历程,让我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了解得非常深。
1992年10月,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转折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