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外交助推全球文明倡议

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演讲，其在讲话伊始即连续发出了七个引人深思的“现代化之问”，并在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基础上，代表中国向世界公开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思想前提，以“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引领，以“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前进动力，以“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实践路径，其宏旨即在于同国际社会并肩而行、携手共进，“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这四个“共同倡导”的核心理念，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回答了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需求，高屋建瓴地帮我们廓清了“为什么需要交流互鉴”“为什么能够交流互鉴”“交流互鉴些什么内容”以及“如何进行交流互鉴”这四个面向的重要命题，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最终水到渠成地奏响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兼具深度建设性与高度可操作性的时代宏音。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跨入新时代的中国，连续三年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诚意十足、力重千钧的公共产品。不单如此，振聋发聩的全球文明倡议之理念主张，还与曲径通幽的公共外交之精神底蕴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微妙的同频共振，既立体折射出身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之胸怀、使命与担当，更全景呈现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之信心、恒心与初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凝练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藉此从公共外交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在联动视域，来考察前三句“美”字，恰如其分地可被视作是上述二者在核心理念融通上的关键链接与着力支点。而最后一句“同”字，则几乎不言自明地揭示出二者在终极愿景践行中的殊途同归与大美无疆。

各美其美，尊重文明多样性

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形态进化的理论观点来看，当人类彻底摆脱了原始社会的蒙昧状态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即开始步入文明时代，并大体呈现出逐步递进的不同文明形态。客观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一度是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和全球化的引领者，既推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也推动过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及某些国际关系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与延伸。

自近代以来，凭借几次摧枯拉朽的科技革命的有力加持，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占据了相对于非西方国家的领先身位，由此催生出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比如，从“民主和平论”到“历史终结论”、从“文明冲突论”到“大国政治悲剧论”、从“霸权稳定论”到“失败国家论”等等，不一而足。

其中由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可谓是影响最大、流毒最广的理论视角之一。它以“文明”为分析单元，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进而断言，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源所在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并将伊斯兰文明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之一。

“全球文明倡议”是继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跨入新时代的中国，连续三年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诚意十足、力重千钧的公共产品。

“9·11”恐怖主义事件的血腥一幕，似乎刚好“证实”了“文明冲突论”的先验式论断，使得其声名大噪而广为流传，俨然成为衡量全球文明优劣的一把“量天尺”。然而事实上，亨氏“文明冲突论”其骨子里所铭刻着的天然优越感，以及将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简单极化造成二元对立所裹挟而来的人为焦虑感，始终脱不掉“西方中心论”那种“唯我独尊”的虚骄与偏执。

而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公共外交，主张的是一种力求平等的交流过程，即在公共外交实践运作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环节，是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努力寻求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权利的平等”。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所言，“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

以此观之，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对于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论”那股子谜之自信的摒弃，彰显了对于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众所周知，自然界唯有保持生物多样性才能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此一理，世界文明也必须保持文明多样性，进而维系健康的文明生态环境。对此，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不失为针对过往几百年间“西方中心论”的超越颠覆与纠偏反正。

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于自诩为文明样板，特别是某些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将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包装成“普世价值”在全球四处兜售，甚至自命不凡地认为对非西方文明肩负着“文明开化使命”，一手造就了数不胜数的世界文明厄难。

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有云：“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文明标准，也不存在任意一个堪足衡量所有文明的尺度，承认并尊重世界诸多文明与生俱来的多样性，乃是实现寰宇和谐共生的重要前提。“各美其美”，而不是一味“仿美”，方能为世界文明之树枝繁叶茂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美人之美，欣赏文明独特性

不同的社会文明承载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种历尽沧桑巨变的文明形态，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独特性、地域性和时代性。当前，全世界总共有20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500个民族，如此之多各具特色的文明皆深深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之中。当今世界国家、地区的体量可论大小强弱，但文明的性质绝无优劣高下之分。每种异质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不同文明之间正是藉由彼此参照、互为鉴戒、消化吸收融通，才能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尊重文明多样性，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而在此前提下，欣赏文明独特性，则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要求。这就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需要努力加深对于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本质差异性的系统认知，我们更当认真了解文明诞生的土壤及其独特之处，充分理解文明创造的主体及其思维方式，公允看待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及其复合作用，并合理研判文明在当下以及未来延续影响的态势及其时空跨度。

公共外交实践运作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环节，是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努力寻求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权利的平等”。

公共外交主张，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始终保有一种相互借鉴、彼此尊重的健康理性心态尤为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超越零和。全球文明倡议全然彻底地跳脱了西方文明极度自恋的傲慢与偏见，大声疾呼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这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增强文化自觉、构建文化自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不容小觑的强劲助推作用。强调应当高度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重新发现”各国历史文化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价值，推动其最终真正达成一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实践运作情势来考察，无论是公共外交还是全球文明倡议都一致要求，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务必将注重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作为一项具备长期战略投资价值的底层逻辑，在高度欣赏本体文明独特性的同时也真诚欣赏其他文明独特性，既不搞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狭隘主义，亦不搞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虚无主义。

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和普世主义精神传统，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之下持续扩散，使得立国尚不足三百年的美国在对外交往中却时常以“文明代言人”自居，妄图以本国的所谓“优秀文明”取代其他国家在其眼中的所谓“落后文明”，美式民主成为西方对外输出的最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形式。

已历数千年厚重文化积淀的中华文明，从不曾中断而绵延至今，泽被中外。在古代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积极倡导的“兼爱”“非攻”“和为贵”等充满睿智哲思的理念，连同建筑、书法、绘画、戏曲、功夫、中医中药以及衣冠服饰等，共同构成一面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巨幅拼图。

在现代层面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共处观，“合作共赢”“予取平衡”的包容发展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互利互让，协商解决”的矛盾处置观，“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关系观等，无不是既折射传统中国特质又反映现代中国风貌、既深具中华文明底蕴又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核心价值理念。

21世纪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主要反映的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国际话语权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分配”状况实际上是极不均衡的。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正因为此，我们在挖掘保护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藏时，必须充分尊重文明独特性，谨遵“美人之美”式良性规则，而切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盲目大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霸凌行径。

美美与共，寻求文明共同性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系列“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接踵而至应接不暇，全球经济受疫情所累增速放缓，局部热点地区为战争阴云所笼罩，大国竞争愈演愈烈，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面临着“新冷战”的危险。

然而越是时局维艰，我们越要保持恒心定力，把握有利契机继续鼓励不同文明之间的“双向奔赴”，让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赋能”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和社会，发挥增进了解、加强互信、建构友谊、促成合作的灵动效用。

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掣肘，21世纪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主要反映的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国际话语权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分配”状况实际上是极不均衡的。西方发达国家仰赖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先发优势，使得西方话语体系俨然成为世界范围的“流行话语”模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囿于自身发展水平所限，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则陷入一种显失公平的“寡言失语”境地。

某些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操控着国际话语议程设置权，意欲通过霸权话语将其臆造的“西方文明先进、其他文明落后”的等级性文明观加诸他国散布全球，即便是身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难逃被它们用意识形态的“红色滤光镜”、种族宗教的“黄色滤光镜”和商业竞争的“绿色滤光镜”折腾得国家形象扭曲变形的命运。

公共外交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双向式互动，而不是单向式灌输。借助于公共外交这一件双向互动建构的有力武器，有利于构建起外国公众对于本国思想文化、外交政策、国家形象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从而有效提升本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而服务于该国的外交战略意图和国家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