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和精神障碍共处

时隔6个月之后，我再度陷入低潮。

身为记者的我，在又一个无法按时交稿的晚上，向妈妈求助，表示自己需要正式的治疗。

“我可以带你去精神病院看一看。”妈妈说。那是她熟悉的、往返20余年诊疗取药的地方。作为一名资深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听筒里妈妈的声音很平静，她说可以带我去看看，以打消我的焦虑，“但那儿，并没有你希望的那样有用”。

关于交稿，我的上一次失败尝试，在半年前的除夕。

彼时，两年没有回过家的我，接到主编的约稿—过年返乡，回望家庭。虽然这是媒体每年新春的惯例动作，但我的为难显而易见。前年除夕，爸爸跟他的新妻子和未满一岁的新小孩在一起，妈妈住在老家的精神病院，而我留守在1800公里之外的广州，我们一家像天南地北的三座孤岛。而除夕，也是我的生日。

这一次返乡约稿，我本来是抵触的，但是又没有拒绝。因为我心里存有一丝希望，想借着“记者”这份工作的名义回家，探索我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小孩，应该怎样去看待自己的父母，怎样看待家庭，怎样回归常态、获得幸福。

遗憾的是，我失败了，而且“交稿失败”所带来的沮丧在半年后又席卷了我。

当下，我想将自己从工作秩序的全面崩塌中解救出来，最快捷的方式也许就是回到半年前，让我从那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中降落。我不知道这样的诉说是否正当，但我相信，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困顿，困在其中的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更多在公共场域失声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他们身边有相似境遇、需要支持的人。

这是一个讲述普通家庭里每个人如何同精神障碍共处的故事，我们身在其中，相互逃离又彼此羁绊。

回 家

下定回家的决心，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虽然答应了编辑的约稿，但仍旧改签了两次机票，直到正月初二，才悄悄登上回家的航班。

放假前，妈妈说她非常非常想我，但老家还有阳性病例，嘱咐我不必冒险勉强返乡，我顺势答应。对于爸爸，之前我因为一次争吵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已达一年之久，更没人敦促我回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索性向他们默认，今年也跟去年一样不回家。

直到我拖着虚浮的双脚，恍恍惚惚地过了安检，才忙不迭掏出要写稿的借口，瞒着爸妈，只告诉了姑姑：我马上回来，拜托晚上家里分给我一张床睡。

我们一家的疏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妈妈的病。

这场精神疾患从我1996年出生的除夕暴发，或许是因为当年的生育观念相对守旧，条件有限、照料不周，妈妈和奶奶一家产生龃龉，她很快入院并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开始了在躁狂和抑郁的波峰波谷间载沉载浮的斗争史。

躁狂像滔天的潮水，将人卷起抛向高空。一个小小的偶发念头，对常人而言，只是颗种子，但在躁狂发作时会迅疾地生根破土发芽，抽枝后开出一朵朵花，果实结出又落地，不一会儿一片茂密的森林已然拔地而起。每分每秒的想法都像大爆炸的宇宙，人会妄想自己是天选之子得了神谕，不眠不休地追随自己的直觉乃至幻觉，做出任何事情，直至意志和体能都被燃尽，在一片废墟上陷入虚脱。

而抑郁则像漫无边际的沼泽，人的能动性衰减，感到舒适和安全的活动半径急剧坍缩，出门困难，不能跟人会面，不愿听见声音，躺在床上起不来，会用一种言语和词汇之外的东西混沌地进行思考，读写和表达能力消失，最终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模糊了。在极其严重的自杀尝试的瞬间，人生就已结束了一次，再次主动或被动地回返现实后，会遭遇一种能把人封印住的认知失调的陌生感。

妈妈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困境中挣扎的，而我的描述，仅仅是冰山一角。

我想向你讲述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它是平静的、幸福过的，和许多人的家庭都一样。

因为这一切的时间原点是我的出生，所以每年除夕，我们的小家都会经历一个旧账被掀开的痛苦时刻。直到2018年尾爸爸和妈妈离婚，它才宣告结束。因为从此往后，除夕夜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

但在我不得不讲述了这些极端的家庭情况之后，我想向你讲述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它是平静的、幸福过的，和许多人的家庭都一样。

在介绍妈妈时，我极少提到她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我更愿意告诉别人，她是位有30多年教龄的老师，她在师专读的专业是历史，但她教过生物、也教过数学，还在职业生涯中期，从小学调到初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工作一丝不苟，拿了五花八门的教学奖项。

她也是个称职的母亲。她的独生女儿安稳地长到27岁，一路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一所好学校，也在一线城市谋得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疾病折磨着我的妈妈，但是没有摧毁她。

在我读幼儿园前，她便病情好转出院，在爸爸的持续监测下，通过咨询、服药，在十几年间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

妈妈住院时，我也被奶奶和姑姑照顾得很好。她出院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生活，我在和睦宽松的家庭氛围里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我的家里，沙发和床上总是堆满了闲书和时新刊物，我的爸爸拥有十里八乡的第一台胶卷相机，后面又升级成了数码相机。

他是一位语文老师，很文艺，思想开明，爱看小说和电影。2010年我恰好升入他所任教的高中，我们“狼狈为奸”，遇到无聊的阅读题和作文他会帮我去网上找答案，在我压力大时，他甚至去骗我的班主任，说他的女儿生病了，牵着我的手大摇大摆穿过门卫，回家吃零食追剧睡大觉。

我们一家有过很多幸福的时刻，因为小县城里的老师和学生的作息时间高度一致，所以我几乎每顿饭都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我们在客厅里端着碗一边看电视一边谈天说地，再分头去学校。我们也会一起放假，所以有许多一起出游的机会，妈妈也像所有女孩一样爱美爱拍照，他俩改完作业我写完作业，就一起去附近的郊野玩耍。

“我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才初二回家。”想着过去的事情，我这么跟在机场接到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解释。

因为师傅很健谈，而我想掩盖无人问候的窘境，我对司机说：“我爸妈他俩在家做着饭等我回去呢！”在言语的一来一往中，我甚至不得不，把这顿想象中的饭描绘得越来越具体。

实际上，爸爸再婚后，再也没有来机场接过我了。刚刚唯一知道我航班落地的姑姑，正在上班。没有人在家里等我。

窘 迫

我和师傅在车里的谈笑风生被一个陌生来电打破。“请问您是？”我接起电话。

“我听你姑说你回来了。”右边听筒里传来的，是一年多没听到过的我爸的声音，左边，网约车师傅投来目光。我瞬间因为谎言被拆穿窘迫到失语，向爸爸解释自己怎么回来的声音，越来越小。

但，比我更窘迫的是我爸。

沉默地行驶了半小时后，我被放在姑姑家门口，我打电话问还在上夜班的姑姑钥匙在哪里，不一会儿就有人从楼道里探出身子—是我爸。

他头发白了许多，看起来还比原来矮了一点儿，我意识到我们已有整两年没见过面了。

他想要像往常那样接过箱子，但我把背包塞给他，假装目不转睛地提着箱子上楼，箱子太重了。

到了姑姑家的客厅，不知是因为太久没见的难为情，还是北方室外的天寒地冻，他放下行李，讪讪地搓着手。

断联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我的爸爸，唯一的交集发生在我的视频软件上。

两年前，我把一个我不常用的视频平台的会员账号给了我爸，给过就忘了。直到去年的十一假期，我为了一期人物采访，登录上去连续几天看一档冷门节目，无意打开了历史记录，才发现，那一个账号里另一个人的密密麻麻的观看痕迹。

无疑是我的爸爸。他在看电视剧，时间非常规律，几乎每一天都看到凌晨4时甚至清早5时。

在公司加班的我，把他的视频观看记录投屏到大荧幕上，一条条往下翻。

我仿佛看到，他在白天，陀螺一样地为了学生和重组的家庭劳神费力，也许只有夜深人静才有自己一点点清净的时间，侧躺着，把亮度调到最低，在小小的播放器里逃离日常。

他还会上火的时候生点口腔溃疡一类的小毛病吗？十一长假，他还会像以前带着我一样，带着他的新家人回奶奶家摘石榴和柿子、烧柴火炖土豆排骨吗？

公司空无旁人。我大哭一场。

终于再见了。我有机会当面问问他过得怎么样，但就在旁边，他的新小孩 （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陌生的孩子）刚满一岁、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正是需要大人每时每刻关注的时候。

爸爸一边照料小朋友，一边和我就这样面对面地坐在姑姑的客厅里。

望着万家灯火，他也哭，我也哭，哭到晚8时，他牵着我回家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话，话头常跟着小孩的积木一起，落在地上，摔出脆响。

2020年也是在十一假期，我回老家放松过节，和爸爸一起在妈妈家和奶奶家之间往返，上山下河好不快活。彼时爸爸和妈妈已离婚近两年，但我和妈妈都觉得除了分居，日子跟以往没有太大差别。家里有东西坏了或者有大件需要采买，爸爸会第一时间上门来办得利利索索，得了好吃好喝的会给妈妈送来一份，需要按时去医院复诊取药他也会开车陪同。

而分居，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妈妈的病情从2014年开始有反扑的迹象，如果一定要归纳出一个诱因，也是不可理喻：那年夏天我上大二，进医院拔了两颗蛀牙，这种性质的入院没有人会在意，但精神障碍这桩事似乎就是这么没有道理可讲，妈妈为此开始偶尔情绪失控。

我还记得2014年的那一年除夕，妈妈突然开始无厘头地回溯往昔的创伤，暖水瓶、陶瓷杯被摔了一地。我和爸爸无力劝解，又觉得妈妈这样子，我们作为家人是有些许责任在身上的，崩溃极了。

晚上7时多，我和爸爸，我们两个逃出门去，漫无目的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乱晃，望着万家灯火，他也哭，我也哭，哭到晚8时，他牵着我回家了。

我们三个打开电视，热了晚饭，伴着春晚的背景音，端出了我的生日蛋糕，像刚刚几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在我后来常年在外求学工作的日子里，我相信，爸爸曾独自一人无数次地面对过类似那晚一地鸡毛的场景。

和精神障碍共生，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知道妈妈尽力了，她已经努力地好好维持了那么多年，平日跟我的交流里从未流露出异样；

我更知道爸爸尽力了，他知道那些只是病理性的表征，他长久以来努力累积经验，一次次把冲突平息过去。

但人的意志是会日复一日地被消磨的。所以，当我在考研结束的那一天，被他们轻描淡写地告知，他们已经离婚，我豁达得很，甚至安慰他们：拉开一点距离，反倒让彼此都轻松。

但这种天真的豁达和我与爸爸的“革命情谊”，在2020年的十一假期产生了裂隙。爸爸让我跟他去参加一个饭局，我很乐意地跟他一起出发。因为妈妈精力有限，陪他吃饭是我从小到大常做的事，而且不管席上有谁、我长到多大，爸爸总会给我夹鸡腿、剔鱼刺。

那一天，上完菜我们一桌人刚开始吃，一位看起来很腼腆的孕妇阿姨缓缓挪步进来，她坐得离我不远，我举手之劳帮她布菜，还搀扶她去洗手间。

饭局结束后，我和爸爸回了奶奶家。

在我们漫不经心地在天井的石榴树下吹风谈天的时候，奶奶提起那个阿姨，爸爸连忙讲她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卖乖说：“是噢，我还扶她去洗手间。”话一说出口，一个我从未料想过的事实攫住了我—爸爸再婚的时候我在出差，忙得不可开交，对此并没有实感，而那位孕妇阿姨的身份不言而喻。

奶奶应该没想到，爸爸从头到尾没跟我提起过任何事情。爸爸眼神躲闪，露出窘迫的神色，我本能地转移了话题。

而此刻，我的余光又捕捉到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窘迫神情浮现在爸爸脸上—那个小朋友从姑姑家的客厅，憨态可掬地朝我扑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