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毒科学家的兵法

58岁的张永振，做事总是很快。

他喜欢开快车，雨天也不减速。他每天都要在集中的时间段里快步走1万步，快到团队里的年轻人都觉得吃力。他回复各类信函、邮件的速度，也快到和他隔着时差的朋友觉着奇怪，他是不是不睡觉？

只要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你就能明白，2020年1月，他成为第一个向世界公开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科学家，一点儿也不意外。现在的他，身份是一名病毒学家、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

张永振想要快。

从2001年开始，张永振才决定专攻病毒研究。这一年，他36岁。同龄人里，他的朋友、病毒学家石正丽已经留法学成归来；他后来的合作伙伴、英国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尔姆斯也已经有所成就，而他刚刚起步。只有比别人快，才能争得生存空间。

张永振常把“每个人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哪有什么弯道超车”挂在嘴边，但进到他实验室团队的人都清楚，在这里做研究，没有996，只有8107。

2017年，张永振的第一个博士后陈燕玫进组时，他还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做研究。当时，他是这样做表率和督促的。每天7点不到，张永振就已经在办公室里坐着了，晚上他又有睡办公室的习惯，他的办公室又是离大门最近的那间，有人进出，他都看得到，活脱脱一个“人形打卡机”。

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张永振睡办公室，爱德华·霍尔姆斯很惊讶。当时，他得到的解释是：想要追上其他科学家。

若你以为张永振急于求成，一定误解了他。他想的是：“速度和激情是连着的，我要是这样—说着他缩头耸肩，做出小心翼翼握方向盘的样子—我就完了你知道吗？”他需要一股冲劲，“没有激情，任何事情都做不好”是他的信念。

张永振的性子也是又刚又直。

2007年，林献丹在一次狂犬病学术会议上认识张永振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专家“挺敢说的”。和几位学术权威讨论时，张永振很直白：在这一点上，我不赞成某某教授的意见。他不是那种为了表示谦恭，放弃学术立场的人，但在愈发“以和为贵”、做“好好先生”的学术讨论里，张永振的“直”显得不那么合群。

有时就连合作者，也觉得张永振很难沟通。

陈燕玫看得很清楚，原则问题上，他不能将就。你很难从他那里听到“这样也行”的勉强妥协，而是“这样不行，如果你们改不了，我就不参与这个课题，就不要挂我的名字了”。

对于认定正确的事，受到责难的他敢反呛对方一句：“我做错什么了？”

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要想实现超越，的确少不了勤奋和高效，刚直的性子也让他无须耽于人情世故。但无论是成为爱德华·霍尔姆斯口中那个“改变了病毒学的人”，还是最先公开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成为“拯救了世界”的人，张永振之所以脱颖而出，源于那独属于他的使命感和科学巧思。

他深受新疆兵团的熏陶，会不自觉地用军事术语来打比方。他做科研，像攻城略地，要讲战略战术，抓主要矛盾，他从“大的科学问题”出发，课题得提前三五年布局，完成一个就是攻占了一个山头。

成为病毒科学家

3岁时，张永振得了脑炎。上世纪60年代，这是一类很危险的病，得过的孩子，大多不是死了，就是傻了。

当时他四肢僵直，说不了话，持续了将近50天，医生都估摸着他没救了。可张永振偏偏挺了过来，神志清晰。也许命运眷顾，张永振就是要成为与病毒和平共处的人。但直到2001年，病毒才进入张永振的研究视野，这时，他已经36岁了。

也许命运眷顾，张永振就是要成为与病毒和平共处的人。

人类用电子显微镜第一次看到病毒的时间，至今也不到100年，病毒比细菌更小、更神秘，我们对它的认知极其有限。上世纪末，抗生素已经普及，细菌性传染病相对可控。但哪怕只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乙肝，疫苗也还没有普及，而艾滋病，更是连疫苗都没有。

张永振决定，要从细菌研究转向病毒研究，而且，是要主动发现新病毒。

这个想法就像大海捞针，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交流时，爱德华·霍尔姆斯最初就认为：发现新病毒能做出成绩，但做不出大成绩。但张永振看准了，这里面一定藏着“大的科学问题”的密钥。

究竟看不看得准，还得实际去验证。

2010年，在溯源引起出血热的新发病毒时，张永振的团队意外发现了另外两条另类的病毒序列。

这两条序列来自湖北荆门一头牛身上的蜱虫，和引发出血热的病毒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们和已知病毒唯一的交集是，和黄病毒（能引发乙脑、登革热等疾病的病毒类型）的两个基因序列相似。

他们按照黄病毒的结构特征，破解它的全基因组序列，但3年过去，团队想尽办法却一无所获。负责破解它的博士哭着来找张永振：张老师，做这个3年多了，结果我一篇文章发不出来，我也要评职称，我怎么办？

张永振转换思路。基因组序列分节段和不分节段，是病毒分类的一个重要规则，代表着不同的演化方向。有没有可能破解方向错了，眼前这个新病毒并不是不分节段的黄病毒，而是分节段的其他病毒？

新的分析证实了张永振的假设。他们又在样本数据库里找到另外两个节段，终于破解了这一新病毒基因组完整的四个节段，张永振将它命名为荆门病毒。

就像人类是从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病毒自然也有演化。病毒学家早就想知道：分节段的病毒与不分节段的病毒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荆门病毒第一次为这个猜想提供了证据，在二者之间搭起了桥梁，也把我们对病毒乃至生命起源进化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后来，《自然·微生物学评论》用一张配图揭示发现荆门病毒的意义：在病毒起源进化的过程中，分出了两条路，一类病毒朝着黑夜去了，一类病毒朝着白天去了，而荆门病毒就站在岔路口的起点上。2015年，荆门病毒的故事入编英文版《病毒学原理》这一经典教科书。

由此，张永振第一次证明了，发现新病毒能做出大成绩。

如果说，这一发现起初有运气的成分，那么2016年，那篇发表在《自然》上—通过发现1445种新病毒向学界宣告“重新定义无脊椎动物RNA病毒圈”的论文，则是张永振看准之后、稳扎稳打做出来的成果，并彻底扭转了爱德华之前“发现新病毒做不出大成绩”的看法。

定战术，一网打尽

求索科学真理的路上，有的人挑简单的事做，有的人就乐意知难而上，张永振属于后者。他认为，“任何事情只要一低头，这就麻烦了”“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绝对不能用到这儿”“退一步，障碍就永远是个障碍”。

他又和打仗联系在一起，战场上是有督战队的。“你要往后退，一下子士气没了，仗没办法打了，逃兵都是要被干掉的。”

可自然那么大，病毒那么小，究竟怎么找才能一网打尽？光凭一腔热血不顶用。

2019年，在成为张永振的博士生之前，吕嘉昕就从复旦的硕士导师那里听说了张永振的研究思路：张老师做的是用宏转录组（一项可以检测细胞RNA的基因测序技术）发现病毒。当时，吕嘉昕一听就愣了：“还能这么玩？”

他知道病毒是什么，也知道宏转录组技术是什么，但是把它运用到新病原发现，他从来没有往这个角度去想。“因为我们以前的认识，宏转录组是用来做人体细胞基因表达的。”但下一秒，这个新颖的想法就捕获了他，对啊，“他完全可以这么做。这么玩应该很好”。

原先，病毒学家发现、测定新病毒，更普遍用的是宏基因组技术，但这项技术的缺陷在于，它主要用来检测DNA，而自然界里大部分是RNA病毒。靶子没对准，当然很难发现RNA病毒。这也是2011年以前，人类发现新病毒效率不高的关键。

看到别人埋头找DNA病毒却事倍功半，张永振想的是另谋出路。“既然是RNA病毒占多数，我们就要想办法，得要测RNA而不是测DNA。”说着说着，他把桌子敲得咚咚响，以示重点。

有时，事情之所以看上去难，先是欠缺一个巧思。

看到别人埋头找DNA病毒却事倍功半，张永振想的是另谋出路。“既然是RNA病毒占多数，我们就要想办法，得要测RNA而不是测DNA。”

“科学，Ideas First。我不是因为有了某一项技术，我才去做某件事儿，我是因为要做某一件事儿，想我得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甚至去创造方法，这才是国际一流实验室要做的。”张永振说。

就像诸葛亮“草船借箭”一样，张永振借来了宏转录组技术，一下子就在策略上把病毒一网打尽。“不管是DNA病毒、RNA病毒还是细菌，只要它们还活着，就都有从DNA转录到RNA的这个过程，我们测的就是RNA，不就把所有（可能致病的）生命形式都测到了吗？”

成为目前世界上发现新病毒最多的科研团队，光靠宏转录组技术还不够。

在进入实验室、纳入宏转录组技术的视线之前，病毒是先从自然界里被捕获，因此，选择采样现场、保证样本质量同样关键。张永振选采样现场像找金矿，他还要找存储量大、种类尽可能多的，铁矿和小金矿都不行。

要想尽可能高效地发现病毒，需要退回原点。病毒需要宿主，它们会寄宿在动物、植物甚至细菌身上。要想找到更多病毒，就要先找到多种多样的宿主，进而考虑，哪里的生物多样性更高。

2007年，张永振就在布局采样现场了，一个点是温州，另一个在武汉。选温州，是因为它“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尤其复杂多样的山林，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武汉地处“千湖之省”，而水是生命之源。之后，他又把海洋生物纳入视野，再往后，医院也成为一块拼图。毕竟病人被感染了，一定是到医院去，而医生也需要借助科学分析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像攻城略地一样，局面就这样一点点打开，张永振才能真的做到尽可能多地把病毒一网打尽。

十多年里，他先通过研究狂犬病、出血热，理清病毒和宿主的关系，后在研究新发出血热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荆门病毒；接着他以荆门病毒为突破口转入节肢动物，发现节肢动物是病毒进化的心脏；又通过节肢动物拓展到所属的无脊椎动物中，发现更多病毒；再反向从脊椎动物中完成一个闭环—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发现了5500多种新病毒。

爱德华·霍尔姆斯是在2012年认识张永振的，11年的跨国友谊里，他是张永振蜕变和超越的见证人。“张的研究革新了我们对病毒世界的理解，他告诉我们，完整的病毒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元。他重新书写了病毒学的教科书。”在回复南风窗的邮件里，爱德华不吝赞美。

科学不是靠努力就能追赶上，真正让张永振实现超越的，其实是他的“Ideas”，以及为实现它的各种谋划。

“病毒学纯基础的东西，Eddie（爱德华的昵称）一定比我厉害，我是因为有新疆兵团的历练，大的问题，我看得比他准。虽然我起步晚，但我能抓住重要的科学问题，这是我的优势。”张永振道出他的秘诀。

但如果资源充足、条件允许，张永振何尝不想做更多更快更容易的？这还是形势所迫，逼出来的本事。

他曾经跟博士后导师徐建国院士诉苦：您是所长，钱多人多，撒10张网能捞到鱼就可以了。对我这个穷人来讲，一网撒下去必须捞上鱼来。网朝哪里撒，我得先练眼力，还得撒得准、捞得多。等在别人后面，轮不到我了。

也许，当初他所处的环境和战场一样，是穷山恶水、弹尽粮绝，必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又一次和打仗联系起来。战场上都是拿命来拼，开战前，定要先谋划战略和战术，要攻下哪里，从哪突击，用火箭炮还是迫击炮，必须克敌制胜。一招不慎，就是全军覆没的事。下一秒他就转了回来：“科学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