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暴露狂”的十年悲喜剧

“这是家的呼唤！”

前不久，我如释重负地交掉一篇稿子，只想逃跑，一跃而起买了张机票从广州飞到上海，地铁转自行车冲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宛平南路600号的绿色路牌下龇牙咧嘴地对出六字接头暗号，这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把在路牌前手舞足蹈的视频发给几位相熟的朋友，内心涌起一股轻松的愉悦：看，我在这儿，我是不是可以歇会儿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距离抑郁症只差挂个号进医院，这在当下似乎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我们一面想要为“要搞砸了”“想停下来”寻求一个解释，一面又惧怕真的被贴上白纸黑字的精神问题标签。在这样薛定谔式的抑郁中，我认识了一位“过来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东北女孩李四季。

她先转述给我一个“很新的观点”：“就算没有被下疾病诊断，也完全允许脆弱和低谷。”从被抑郁情绪击垮制定了周密的自杀计划，到真正走入精神科，她花了8年时间。好消息是，感觉重度抑郁不一定是抑郁症；坏消息是，她最终确诊了双相障碍，住过26天院，现在每天要吃24片药。

她又身体力行地告诉我：“就算不正常也没关系，能治。”她形容自己的中学是“没有医生的精神病院”，大学又轮番遭遇挂科、延毕，症状“五彩斑斓地发作”，日子过得像《变态心理学》的目录。但仁医、良师益友将她从深海捞起，她写作、跳舞、讲脱口秀，“快乐的事情，我感谢生活；不快乐的事情，我感谢生活提供的素材”，把社交媒体账号“在精神病垂类彻底养成”，从病耻第一名变成了“精神暴露狂”。

她给自己的公共表达作了解释：“不希望别人把我的苦难看得太轻，也不希望我把自己的苦难看得太重。”十年病史，重要的可能不是“克服”抑郁和躁狂，而是怎样与自己的内心乃至这个世界相处。双相是一个我们应该修补自己生活的信号，活过来，把自己打碎后再拼起来，就已经是史诗般的进步了。

以下是李四季的自述。

“小小孩怎么就这样了啊”

我对第一次去精神科问诊的样子记得特别清楚，那是2021年9月26日下午一时半，在我老家沈阳的陆军总院，医生说我是“焦虑状态”，我说我不想吃药，她给我开了18盒中成药。

在已知异常的前提下，这似乎是最轻的诊断，亲友皆大欢喜，而我啼笑皆非。这好比我被车撞了，浑身是血地爬到医院，“医生，救救我吧！”医生哈哈一乐：“没事儿皮外伤！”然后大手一挥给我开了18盒创可贴。

但误诊也有我的责任，也许病耻感捂住了我的嘴，因为我本能觉得对一个陌生人坦白“我13岁就抑郁了做了自杀计划想跳楼”这件事太荒谬，这天早上九点半才睡着的我只告诉医生，我从两年前开始失眠，这几个月还吃不下饭。

我大学阶段显著的失控的确是从2019年开始，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挂科后，我不自知地落入一场又一场盛大的崩溃，白天喘不匀气，晚上睡不着觉。我开始擅自服用褪黑素，但就算吃药也会清醒地躺到凌晨四五点钟，勉强活着。

最初产生就诊的念头是在抑郁剧烈发作的2020年10月，我躺在床上，走马灯一样地思维反刍，依着中学同学的推介找来了SDS抑郁自评量表，结果是中度抑郁。当时面临4门专业课结课考试，我想拿个诊断申请缓考，但既害怕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不被确诊，又害怕确诊后我无法接纳自己的病情，最终我还是没去医院。

连续逃避补考和重修后，我来到大四的关口，高数补考再次挂科，线代我直接在开考前落荒而逃，错过了如期毕业的最后机会。考前考后我不知打开了多少次量表，结果都是非常稳定的重度抑郁，我受够了，如果确诊了抑郁症就休学治病。

误诊也有我的责任，也许病耻感捂住了我的嘴，因为我本能觉得对一个陌生人坦白“我13岁就抑郁了做了自杀计划想跳楼”这件事太荒谬。

医生在病历本上简单地记录着：生物节律紊乱，伴食欲差。

我又补了一句：“我今年看完辽台春晚和央视春晚都躺在床上半哭不哭的。”医生笑了，她在笑我，我感觉被冒犯了。

“你有没有特别兴奋的时候？”她接着问。

“没有！”我知道她要问什么。2021年5月，我为了写韩剧《窥探》的剧评购入了一本讲心理变态的《天生变态狂》，这本书的作者患有“躁郁症”，也就是双相情感障碍，我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表现和“轻躁狂”对应起来。

“我多给你开了一个量表，因为我们要排除一种可能性。”“是双相吗？”我接道。

“你还挺懂。”轮到我笑了，我随即回避了所有涉情绪不稳定与暴力倾向的选项。毕竟，谁会真的想自己被认定为六大重性精神疾病之一呢？这是要上报的，跟一辈子。

就这样，我拿到了“焦虑状态”的诊断。我问医生，SCL-90症状自评量表里抑郁均分4.0怎么解释，这个分数高得吓人，她说这是焦虑引起的抑郁情绪。仅仅是抑郁情绪吗？

“是双相。”2021年11月1日，中山三院的甘照宇医生对我说。

“怎么可能？我没有他们疯狂购物那些症状！”我连忙反驳。

“喝醉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醉了。”甘医生画出一条剧烈起伏的波浪线，是我双相情感障碍的心境图表。他继续解释：“首先，你的情绪不稳定。其次，抗抑郁药对你不起作用。然后，你的抑郁症状不典型，有两极化的特征，既嗜睡又失眠，既厌食又暴食；抑郁还有季节性，秋冬抑郁，春夏自行缓解。”

我还是操纵了量表，心境障碍问卷得分是个有点虚假的0，但我坚持说全了8年病史，甘医生也从半小时问诊的蛛丝马迹中把我揪了出来。

“你每天都抑郁吗？”“不是，它偶尔会给我放几天假。”这是一会儿抑郁一会儿躁狂的快速循环。“我抑郁的时候会强迫自己运动。”这是既会抑郁又会躁狂的混合发作。单纯抑郁的人想死但无法行动，抗抑郁药会加剧我的循环和发作，让我在想自杀的同时又有能力去实施。

“那这次怎么写？”我的确很担心重性精神病这回事，即使误诊已经令我病情加重。

“先写得笼统一点喽。”甘医生在病历上写了“心境障碍”，在过去的诊断标准中，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同属心境障碍，不必上报。

“不用再做物理测量了吗？”万一不是双相呢？我还想挣扎一下。

“如果你想快点确认，可以住院。”

“那就不用了。”住院要花钱，可我们家已经在贷款了，因为卷入了一系列官司，官司的开头是我有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病史的舅舅跳楼身亡。我知道20年前，我妈也曾带舅舅进过精神科，精神障碍是对我们家族的诅咒。

时间回到最开始发病的初二上学期，我13岁，开始喜欢晚上躺在床上发呆早上再写作业，盯着天花板生命在流逝的感觉让我着迷。混沌的黑夜转明，梦里也在写作业，醒着也在写作业，心脏开始不舒服，我妈气急败坏地把不锈钢碗扔到我脚边：“小小孩儿怎么就这样了啊？”

我在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考砸后，第一次做自杀计划，那一天，我无数次想象自己混在放学的人流中，躲开来接我并要骂我的爸妈，吃加黑椒酱的手抓饼，再吃麦当劳……然后站上某栋高楼纵身一跃，但老师拖堂了，我的计划从第一个逗号起即告夭折。自那之后，每当我看见窗台、铁轨、河流，都会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

我捏着病历和处方笺走出甘医生的5号诊室，去门诊西药房取药，仿佛宇宙中只有我在漂浮。阿立哌唑口崩片，手心里深蓝色小小一盒，我曾惧怕药物的副作用，但眼下不吃我可能会死。

我不明白，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变成了这样？

东北育才宇宙

如果要试着找原因，我这个病的毛线团，线头在我的中学—东北育才，一所结合了人大附中和衡水中学两所名校特征的超级中学，东三省最好的学校之一。我毕业时班上有18个在籍高考的同学，据我所知有精神问题诊断的就有6个。

我有一位学长叫郑执，他是个作家，在作品里反复书写自己纠结拧巴的中学时代，说：“我青春期最剧烈的精神困苦，就在那几年。”他在写精神病题材的小说《仙症》里，放置了连续三个月不说一句话的真实情节，拿了奖出了名，简直是我的嘴替。

从2011年我有幸参与这所学校的一项超常教育实验开始算，我在这里待了7年。

心脏病确诊那天，我在医院洗手间镜子里看见我毫无血色的嘴唇和面颊融为一体，内心充满了矛盾的快意—原来我不是无病呻吟，我的痛苦事出有因。

这项实验先是在全沈阳市四、五年级报名的数千名小学生里，通过初试筛选出前240名左右进行复试。复试是为期一星期的试读，由初中部、高中部或超常教育实验部的老师进行授课，语、数、外、物、化五门科目较为固定，政、史、地、生和日语、法语也会在不同年份成为考核项目，前80名初步入选超常教育实验部。

这80名“超常儿童”在经历一学年的教学、不定时的试读和最终的分流考试后，会有30名“幸运儿”正式升入超常教育实验部，在四年后参加高考。与我同时参与实验的，就有后来的一名16岁的沈阳市高考理科状元。

而我是在分流考试中被剔除掉的实验失败品。

这一学年里，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分流考试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说她在练习册上做过阅读原题，练习册的名字叫作《3年高考 2年模拟》。世上也没有那么多爽文，我有次考了年级倒数第一，有两个同学凑上来问我考倒数第一有什么感受，后来他俩一个去了剑桥，一个去了北大。

我坠落回常态班，念完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但我依然活在比较中，大家又很精英贵族，又会拼了命搞成绩，不管在哪个向度，我都觉得自己是不可回收垃圾。

高一的时候，地理老师问我们知不知道巴黎气候大会，有位同学直接举手说她要去，后来她上了斯坦福；我下一级的学妹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理科裸分680在清华学医。许多人从初中开始刷托福，我初三下学期的前桌后来去了耶鲁，还有日语特长班的同学高一就会考N1，每年有十几个人会去东京大学。

那时学校有一句口号叫作“停水停电不停周练，断粮断草不断月考”，几乎每天晚自习都有考试，周周排名，周练又尽是些偏、难、怪的题目，每周末都发一张反馈单，印好班级大榜，外加各科反馈，要求家长签字，学生和家长都绷紧了神经。

熬过初二的发病、初三抑郁混合愤怒带来的暴饮暴食，我终于在高一那年做了心脏预激综合征的射频消融术。心脏病确诊那天，我在医院洗手间镜子里看见我毫无血色的嘴唇和面颊融为一体，内心充满了矛盾的快意—原来我不是无病呻吟，我的痛苦事出有因，错的是你们！这种感觉，我在双相确诊时竟有了再一次的体会。

我的世界，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更为彻底地崩塌了。

我的姐姐高考失利转而复读，这样的焦虑和恐惧一直笼罩我到高考。高二分文理后开学第一天，我拿着高一下学期期末九科年级大榜，把全班同学的文科六科成绩算出来，我第三—我觉得我上不了北大了，我完了。

我在那天晚上的第一节晚自习开始哭，怕影响别人学习只能很克制地哭，之后我就不上晚自习了。我太害怕排名了，逃避了晚自习，就意味着逃避了周练，紧接着，又逃避了阶段考试。我厌学，经常畏惧到起不来床，后来在正课也哭，但没有一个老师会为了我的眼泪停下来。

这次抑郁一直弥漫到高二下学期，直到高三年级的沈阳市二模出分，有位学长的父亲急火攻心晕倒后，头磕到电视机角去世了。我突然警醒，我至少得先活着。

后来我向甘医生求证：“高二够不够重度抑郁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够了，你以为还不够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