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冲突

在中国，最为成功的理论，除了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进化论。曾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深植人心。可是今天来看，对社会领域持续进步的乐观笃信，正在动摇。回归适者生存的原意，用演化，而非进化的思路来解释和理解人类社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

复旦大学的包刚升教授在新著《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展现了从演化论角度解释人类政治的学术野心。人类政治从何而来，又将到何处去？此刻的我们，正身处哪里？该书描绘了一幅颇为宏大的人类政治图景，使我们得以在全球政治坐标中定位自身。

包刚升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史，曾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日前，南风窗记者在复旦大学，就政治演化、有效国家、当今全球政治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专访了包刚升教授。

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

南风窗：你的政治演化框架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他那里，世界进步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你提出政治演化的王权、封建、立宪、民主的这条脉络中，政治演化的动力是什么？

包刚升：我以理性人假设作为起点展开论述。在政治场域，理性人会有两个基本诉求，一个是倾向于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另一个是倾向于保卫自己的基本权利。

这样，在真正的政治博弈中，博弈的结果不是由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相对实力决定的。政治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体好比一个个政治物种，它们或许出于自身需要，或许由于资源稀缺，在同一个空间中进行竞争，并遵循适者生存的机制。这是政治演化的基本动力。

当然，政治演化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现在回头看，经济社会的进步作为一个长期现象，构成了政治博弈的外部变量，经济上的进步会影响到个体和群体，乃至政治物种之间的博弈方式。还有一些外部的冲击事件，比如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政治博弈。有些文明兴起了，有些文明衰落了，可能就和地理、气候、环境的变迁有关。

南风窗：政治演化是有方向的吗？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政治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大。

包刚升：不仅不同时间维度上的政治体有差异，而且不同空间维度上的政治体也有差异。

今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可以看到人均GDP五百美元左右的政治体。我在书中论述的“脆弱国家三角地区”，在地图上看基本是从中亚到西非再到东非的马达加斯加这三个点所构成的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区域里，集中着人类到目前为止发育水平最低的一些国家，国际新闻里的大量冲突暴力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它们实际上还面临着初级阶段的政治问题，即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跟这一地区相比，其他许多发达地区的政治体早就解决了基本的国家问题和秩序问题，它们甚至也基本解决了立宪和民主的问题。从这个视角看，演化不仅是有差异的，而且长期来看也是有方向的。

但我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演化在短期中未必就是有方向的，即人类政治演化未必是时时刻刻向着我们今天认为更文明或更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我常常提及的一个案例，就是蒙古帝国对于欧亚大陆广大地域的征服。

南风窗：古希腊的波利比乌斯曾提出政体循环的理论，他认为政体会在王制、贵族制、民主制、僭主制之间循环往复。我们如今看世界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常常会有一种历史重演的感觉。

包刚升：前现代流行循环论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类当时固然有技术累积，如轮子、马镫、火炮、印刷术的发明等，但总的来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在经济与技术上的进步是比较有限的。公元500年的一个欧洲人，假如沉睡了一千年突然苏醒，可能发现醒来后的社会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前现代，人类可能更倾向于社会是循环的。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1820年左右开始，世界经济的增长曲线由平缓变成了陡峭，后发展国家甚至可以达到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更容易认为历史是在进步。所以，现代人更不容易持有循环论的观点。

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1820年左右开始，世界经济的增长曲线由平缓变成了陡峭，后发展国家甚至可以达到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更容易认为历史是在进步。所以，现代人更不容易持有循环论的观点。

回到演化论，我刚刚讲到过，从短期看政治演化不一定是进步的。特别是在前现代，在政治竞争中，军事和武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谁如果能组织起最强的武力资源，谁就会胜出。征服别人之后，这个政治体的政治、经济、观念的特征，就会成为它所征服领域的主导性模式和流行标准。

而这种征服不一定都是进步的。比如，蒙古帝国当时在欧亚大陆拥有最强的武力资源，但如果从文明程度去考量，它相比周围的政治体，特别是相对于中国中原的农耕政权是更为落后的。

从长期看，人类政治演化大体上还是往着进步的方向在发展。比如，国家越来越成为保护公民个体的一种基础制度设施，暴力的运用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少。尽管有人说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死了很多人，但如果考虑当时地球人口的总量，那么跟古代社会相比，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率还是大幅下降了。从这些指标来说，人类在政治上还是在不断进步。

我想，这一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而可以在技术、制度、观念上不断累积，二是因为那些充分发挥个体自由与创造力的政治体借助创新机制，最后赢得了竞争的优势。

南风窗：在你看来，什么样的问题是人类解决了就可以不再遇上的，什么是人类会反复重蹈覆辙的？

包刚升：这个问题蛮难回答的。回看历史，欧亚大陆上兴起过许多古代帝国，而且有些帝国统治时间非常长。奥斯曼统治了600多年，中国的明清基本都在260年以上，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它们其实都解决了基本的国家问题和秩序问题，但是它们都面临着阿克顿问题的长期困扰。有了权力之后，权力就可能被滥用；有了国家，国家就可能会异化；有了统治，统治本来应该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但结果有可能只是照顾少数人的利益。

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在前现代，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周期性的王朝更替来克服这些危机的。而对于今天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演化出来的政治秩序，对它们来说还是奢望。它们可能还需要走一条反复摸索的道路。

从建立有效国家到有效约束国家

南风窗：在书中，你将主要的政治问题总结为四个：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托克维尔问题。它们又可以被归结为两大类问题：如何建立有效国家，如何有效约束国家。在这里，你隐含的意思是，一个有效的国家，和一个理想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你如何理解这两者的距离？

包刚升：当我说有效国家的时候，它主要指一个政治体完成了基本的国家构建。比如它能够垄断武力，建立税收系统，有纵向一体化的官僚制。这样的国家大致都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内部有较长期的和平，没有大规模的叛乱与暴力，国家不会经常被推翻。但是，有效的国家和理想的国家还是两回事。

我在书里专门讨论了君主统治模型，历史上欧亚大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符合君主统治模型。而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政治模型，主要是最近两三百年才出现的—当然，英国拥有现代政体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除了内乱时期，君主统治模型一般就是有效国家，但是君主统治模型很难避免阿克顿问题。没有国家固然不好，因为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内乱状态，但有了国家就一定好吗？实际上，国家产生以后又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仅仅有效国家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有效解决阿克顿问题带来的困扰，人类必须在洛克问题和托克维尔问题上有所进展。前者是通过立宪和法治来约束国家，后者通过大众参与来约束国家。从历史演化的进程来看，这两个阶段基本上也是循序渐进、依次推进的。

所以，如果既有有效国家，又能有效约束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政治体就拥有了相对较好的、至少是可接受的政治秩序，但它离一个“理想国家”恐怕还有距离。

比如，发达国家基本上解决了洛克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托克维尔问题，但它们是否就是“理想国家”呢？恐怕还很难这样说。

南风窗：许多后发国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国家，比起约束国家，它们更希望找回国家的自主性，发挥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你看来，这类国家会如何演化下去？

包刚升：如果我们去观察世界版图上的“脆弱国家三角地区”，就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些国家的政治发育还很不完善，比如，非洲的族群政治就是部落社会演化不充分的遗留物，这就容易导致一个国家里几个族群之间互相恶斗，甚至发生内乱。这类政治体的首要问题，是要塑造一个基本有效的国家，建立起武力系统、官僚系统与税收系统，使国家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当然，最好还能拥有相当的合法性和认同。

为了有效解决阿克顿问题带来的困扰，人类必须在洛克问题和托克维尔问题上有所进展。前者是通过立宪和法治来约束国家，后者通过大众参与来约束国家。

但是，仅有国家构建也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政治问题一定会随之而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其腐败程度甚至远超独立之前的欧洲殖民统治时期。这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已经基本解决政治腐败问题，而对于这些当时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来说，它们还远远没有解决政治演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这些国家要面对和解决的。

这些国家后续的政治演化，我猜想，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次序论的路径，即按政治演化的次序先建立有效国家，然后再逐步解决统治不规范和权力被滥用的问题。很多后发展国家都有可能会走这样的路径。

但是，还有第二种路径，就是同时把霍布斯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一起解决。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那就是美国。美国在打完独立战争之后，召开制宪会议，既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要考虑中央政府和政治家的权力是否会被滥用。所以，美国人早期在构建国家时，同时把洛克问题和阿克顿问题考虑进去了。他们既考虑如何构建有效国家，又考虑如何通过一整套制度来有效约束国家。当然，美国那个时候离民主还有很大差距，投票权也是后来才慢慢普及的。

南风窗：统治者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一定重合，对于已经获得权力的统治者来说，为什么会愿意主动约束自己，去解决阿克顿问题，解决洛克问题？

包刚升：从来没有哪一个前现代的统治者，愿意主动放弃权力，所有放弃权力的行为基本上都是被迫的。君主被迫放弃部分权力的逻辑，简单来说，是君主所面对的一个集团或群体的相对实力显著上升，到了君主已经无力实施有效镇压的程度。这样，权力的让渡才成为可能。

我曾与一些法学家交流，他们在论述1215年英国《大宪章》时，聚焦于讨论《大宪章》若干关键条款的文本及其规范意义。而我作为一个政治学教授，更多看到的是《大宪章》背后武力资源的较量与平衡。《大宪章》的诞生，是贵族和国王打出来的，国王打不过贵族，就只好按照贵族的要求签订一份协议，跟贵族们分享权力。但等国王回到自己的城堡，获得自由，实力有所恢复，他又说《大宪章》是被迫签署的，因而是无效的。然后，贵族跟国王又开始发生武力冲突。所以，武力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结构上看，英国贵族之所以在武力资源上能跟国王势均力敌，主要原因就在于封建主义体制。政治学界之前似乎并没有把封建主义在政治演化过程中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我看来，封建主义就是人类近现代政治演化的关键。

我这里讨论的封建主义，不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是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它是国王和贵族、领主和附庸之间根据土地的赐予而形成的一整套复杂的契约关系。君主或领主需要提供土地，并给下面的人提供保护，而附庸或贵族需要向国王或领主表示效忠，同时在战时需要带着自己的重装骑兵，跟随国王的军队一起打仗。当然，他们有时候还需要承担一定的财务或财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