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一个君主的死与生

《宋太祖》

不同于一般的评传，宋史研究学者顾宏义的《宋太祖》一书，在一派细密严谨的考据中展开，如同一间满是挂毯的屋子，每一份嵌入书中的史料，都是一张虚虚实实的词语挂毯，我们在其上辨认那古老的威仪，仿若在雨后的水泊中辨认自己。

对一位古代君主来说，一部聚集于其心灵世界的传记似乎总会欠缺一些严肃性。君主的形象被言说包裹，这些言说往往沾染着意识形态，如同层叠的浸过香料的裹尸布。他们最终的神圣性有赖于死亡，只有在死后，他们才会被制成精致、无害且不朽的木乃伊。

只有被密封在晦涩的春秋笔法中，君主们的形象才会像木乃伊一样，拥有似是而非的药用价值：13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人将木乃伊粉视为一种良药，甚至1721年英国的一部药典中，仍有用木乃伊粉治疗疝气的药方。似乎对于我们，一位完美且超然的古代君主，就是治疗现代国家痼疾的良方。

2014年逝世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其著作《新史学》中说道：“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他的史传《圣路易》，正是由此种史观结晶而成，在雅克·勒高夫那里，传记是将历史具体化的一种方法。故在叙述完路易九世生平的一卷之后，勒高夫又续上一卷单独的史论，以纠正传统传记中存在的文本预设，即个人相对历史的绝对重要性。

《宋太祖》的视角与野心虽不像《圣路易》般宏大，但其细密画式的考掘却打开了一个空间，既开向史学学者，又开向普罗大众。宋太祖一生中有颇多掌故，其中不少已融入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之中，如“杯酒释兵权”“斧声烛影”等迷案，个中是非几乎无从辨认。

君主赵匡胤的死亡，在顾宏义看来，是一出麦克白式的权力腐蚀人心的悲剧。曾经友爱的兄弟，因皇权而暗生隔阂。虽然约定了兄终弟及的所谓“金匮之盟”在细节上有诸多疑点，但顾宏义认为，“金匮之盟”本身并非虚构。史学家张荫麟的《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首次提出“金匮之盟”伪造说，指称其为急欲复相的赵普为讨好宋太宗而炮制出的谎言。

不过，作为现今各种近乎阴谋论的伪造说的源头，张说的破绽亦不在少数。南宋陆游指出，依五代旧例，“后唐秦王从荣以长子为河南尹，又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故当时遂以尹京为储贰之位。至晋天福中郑王重贵、周广顺中晋王荣，皆尹开封，用秦王故事也”，故而，身为开封尹，在太祖出征之际代行朝政的赵光义，当视为太祖之储君。赵光义继位后，又以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太祖之子赵德昭亦封武功郡王，位在宰相之上。由此可见，“金匮之盟”所规定的兄终弟及，尽管最终并未成为现实，却像暗线一般埋伏在史册之中。

然而，“斧声烛影”一案却为这对兄弟的故事画上苦涩的句点。后世之人常望文生义，将此一掌故解读为，在雪夜的烛影中，太宗用斧子弑杀了自己的兄弟。也有人纠正，此处的“斧”，是作为文房用品的玉斧，并不能用来行凶。在顾宏义的观点中，“斧”乃是太祖用以防身的手杖，而太宗虽并未在席间直接弑兄，却下毒酒将太祖毒杀。我们不会知道，在人生终点，这位君主的权力是否幻化为极致的疯狂与孤独，就像《族长的秋天》中的那位“族长”，他可以占有一切，予取予夺，唯独不为人所爱。

宋朝在太祖太宗兄弟手上铸成，接替五代，作为一个长期统治汉地的王朝，成中国古代朝代兴替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论及朝代兴替，似乎，在古代中国，维柯式的“历史循环论”不仅仅是悬浮的理论构想，而是渗透入国家政体肌理中的一种宇宙观。我们观察到此种理论最显豁的表征：这片土地上，朝代兴替如潮涨潮落，但与海相切的沙滩却没有改变。一种神秘的引力牵引历史之往复回环，如沙砾般的我们，卷入其中，无法抽身。

由此，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汉学界出现了一种地理决定论，德裔美国汉学家魏特夫在其名作《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东西方的分野在于东方社会凝固、专制的特性。魏特夫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发现，贯穿全国的水利工程，往往有赖严密的基层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的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君主制的最初形态，即在治水之中形成。这并非偶然，而是稻作农业社会的必然。

魏特夫的学说，现时常被学界视作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秦制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有其半衰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如它们的开国君主所愿的那样国祚永延。对这些开国君主而言，为尽量延长王朝的寿命，蜕下前朝政治制度的陈旧外壳就是必要的。虽则蜕下一副壳，底下仍是一副花样不变的新壳，龙虾不会因为蜕壳就变成螃蟹。但历史的潮水，终究会在每一粒细小如沙的瞳孔里蚀出新的地貌。制度细小的演变，较之宫闱秘闻，更能显示出历史多样的可能性。

由唐入宋，中国文化转向内在。1922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指出，随着庶民文化的兴起，货币经济的出现及世族政治的解体与君主独裁的形成，宋代的中国已由中古迈入近世。

宋太祖赵匡胤，处在这历史的关节之上。若我们信任内藤湖南的假设，细究太祖年间的诸多变化，便可窥见这近世的雏形。后周显德7年，即公元960年，赵匡胤透过陈桥兵变从龆龀之年的周恭帝手上，夺取了后周政权。

不同于五代时期的军事政变，在宋人的记载中，赵匡胤还师汴京时，并未像后周太祖郭威一样“夯市”，即纵兵劫掠。宋代理学家邵雍认为，宋朝之所以能够终结五代乱局，其重要原因在于“革命之日，市不易肆”。同样，为安抚百官，登基后的赵匡胤全盘继承了前朝的官僚系统，昔日同僚皆在原职留用。不过，实际的行政权力却悄然转移至赵匡胤亲信手中。有翊戴之功的名相赵普，在太祖践祚初期，仅授以枢密直学士之职。

《宋史·赵普传》中称赞此事体现出“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的淡泊。但实际上，宋太祖如此安排，乃是因为在五代时期，枢密院之权较宰相为重。郭威建立后周时，其心腹幕僚王溥，即任枢密直学士。以低阶官员掌握实权，分散行政权力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跪受君令的军机处，即是这绵延不断的君主独裁化进程的最终产品。

前朝的三名宰相，虽有宰相之名，却形同囚徒。《邵氏闻见后录》中载：“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即太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君臣“坐论之礼”的废止，即在太祖一朝，尽管宋朝以“刑不上大夫”闻名，然而其政体已日趋依赖专断的卡理斯玛式领袖，正如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一朝时的变化，当中古帝国面临内部与外部的剧烈危机时，它们常常选择断尾求生的方式，削弱其行政机关，使权力集中于最高统治者。但拜占廷的方式，是将多余的机制撤去，宋朝集权化的转向，却是不断增设新的冗官，以分散原有行政官员的权力。

宋之后，以征服者心态统治中原的元廷，将宋朝政体设计中潜在的专制倾向呈现出来，如同一只刺绣精美的荷包，一俟翻转，即成为血淋淋的舌头。廷杖制度自元代创立，一直延续至明代，士大夫的尊严在皇权面前沦落至一文不名。

宋太祖一朝，处在几千年中国古代史的中间地带。他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开创的时代，也是过渡的时代，既在五代大崩溃的延长线上，也迎向一个偏重文化而非武力的近世文明。宋史研究之所以在海内外繁盛，即在于此。历史层递累积成今日的我们，我们如同岩层中的煤，经由世代的地壳运动而逐渐成形。若说神话与传说是我们文明最初的火花，它们作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而存留，晚近的历史塑造出我们当代社会的心理层面。唐宋变革期文化、制度的诸多转型，则构成近世文明的肌肤与骨骼，如同不断拖长的倒影，投之于今日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