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ADHD患者的多重宇宙

又一个截稿日的凌晨，无法工作的我打开小红书，第一条推送是一张条形图：“关于时间都去哪儿了”，90%的长度上标明“选择性无视自己的to do list，同时感到很愧疚”。

介绍随后展开：“这是ADHD的启动困难日常。”推送的下一页是to do list，翻到后面，“ADHD患者尝试XXX补剂后，戒掉了拖延症”—图穷匕见，这是一个保健品的推广文案。

广告的表述让我心存疑虑，但“想做而做不到”的困扰，在我的生活中是如此真实。显然，这样或轻或重的痛苦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在此之前，我对ADHD的了解仅限于“多动症”。我想弄懂，这些困扰和ADHD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边摸鱼，一边崩溃

老袁是一位编剧，30岁，她的工作安排十分粗暴：每天写4500个字，上午2300字，下午2200字，每写1000字可以休息一会儿。她告诫自己，写出下一个1000字之前，“一眼手机也不能看、一口零食也不能吃、一首歌也不能听”。

但这种安排只在10%的时间里奏效，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自暴自弃疯狂敲打乱码，直到凑够字数。

她想寻找一个出口—躺平，连刷20小时小红书、抖音，获取即时的廉价多巴胺；或者信教，她从书架顶把《古兰经》翻了下来，第一句话是“他的全名是阿布·菲达·伊玛顿丁·伊斯玛仪·本·欧麦尔·本·凯西尔。古莱什族，原籍巴士拉，在大马士革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第一个句号就让她望而却步，信教需要耐心，耐心是她最没有的东西。

她还有睡眠困扰，她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一台挂满后台程序的旧电脑，还会随时蹦出弹窗广告，一种永恒的噪声让她经常忘记自己要做什么。

作息紊乱也常常发生在27岁正在美国读计算机科学PhD的米线身上。

一个平凡的夜晚，他从实验室回到家，跌入了一场番茄鸡蛋面的意识流烹饪，“冰箱里还有虾，加一点”“哎，蛋还有不少，再加一个吧”“哎，番茄味没煮出来，再煮十分钟”……层层累加后，一碗“番茄虾仁牛肉厚蛋面”做完已经凌晨两点半，导致他第二天中午11时多才起床。

到了实验室，他开始沉迷于游戏，随后又接到诈骗电话，直到下午三点半都没正经启动工作。为了弥补，他在实验室工作到更晚，回家饿了又想做饭，在拖延和失能的环环相扣中，他的入睡时间漂移到凌晨四五点。

米线陷入了“崩溃循环”，连续四天凌晨4时之后睡觉，睡眠质量变差，体力精力不足；每天都想“今晚12时早睡，弥补昨天晚睡的不完美”，结果过了12时还没睡就开始自我放弃。

他称自己有“时间盲症”，“时间就如同我的注意力一样混乱，大把的时间‘咻’地一下就消失了，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完美主义又让他对整点的时间敏感，于是最典型的行为就是“凑整”，希望“17：00—18：00要好好学习”，而不是“17：13—18：22要好好学习”。如果整点没有开始做事，他就会觉得“不完美”，想要在下一个整点开始做事，随后一拖再拖。

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缺陷带来的困境其实很早就出现在了米线的生活中。他从小就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没法好好听课，只靠“聪明”维持成绩。到了初高中，他有意识地跟老师讲“对口相声”，老师说一句他重复一句，老师提一个问题他立马回答，以交互的方式跟上节奏。应试教育阶段，在师长督促下高度结构化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米线的注意力缺陷，他考上了一所知名“985大学”。

A DHD（At 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完整的名字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这个‘小名’有时候就容易把它‘大名’的很多特点给掩盖了。”

大学更加复杂的课业，迫使米线采取“时间代偿”的手段。一般同学周内10小时左右就能学好的一门课，他要堆到15甚至20小时，才能考出好成绩。后来输入型的学习变作竞赛、科研等输出型任务，对自我规划组织能力的要求水涨船高，米线开始觉得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几乎是做一个项目失败一个项目。

米线一直想读PhD，但所在的专业申请竞争高度激烈，他不得不“曲线救国”先读硕士。在大学后期和硕士三年，他为发论文吃尽苦头。硕士毕业的第一年，他进入了一家北京的初创科技公司，此时执行功能的障碍更加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首先，米线拿到一个项目，公司里的人只会告诉他要实现某个模块的功能，然后给他一些参考资料。他需要自己先摸索清楚为了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哪些步骤，合理地分解任务。接下来，他要把各个步骤按照难度和重要性排列并预估时间，从而将所有事项安排进这个项目所属的工作周期内，一项项落实下去。

这听起来很顺畅，但米线在每一步都会出问题。首先，他没有分解任务并区分优先级的能力，畏难情绪让他跟“好难我不行”的心态反复拉扯，完美主义常让他陷入何为“最佳方案”的过度思虑；其次他无法合理预估时间，常常消耗大量时间在一个本来很容易的问题上。

接下来他的注意力问题又会出现，如果眼下看的东西他不是特别感兴趣，就会疯狂走神；任务之间的切换也是难题，比如他在连续收集复制数据一段时间熟练后“上头了”，这时候工作要求他要开始写代码处理这些数据，他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进入新的工作状态；逼近deadline时，还要花费心理成本来安抚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最后“事已至此明天再说”。

“反正就会陷入一种你是真的想努力干活，但是却不由自主在摸鱼的状态。”米线说。

我真的是ADHD吗？

在成长和受教育历程中，米线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外部评价，以上的困扰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为外人所知，他习惯性地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望。硕士期间他学业受挫，毕业时又遭遇变故不得不暂缓深造，在安定医院诊断出了焦虑、抑郁状态，他开始持续寻求心理咨询。

咨询师抽丝剥茧解决了他的情绪问题，但发现他执行工作的困难得不到解释。碰巧他所在的机构有针对ADHD儿童的咨询服务，他的咨询师向他提及这种可能性，并推荐他做了成人ADHD自查量表，但诊断只能由有资质的精神科医生作出。米线随即挂上了一个月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的号，确诊了ADHD。

ADHD（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完整的名字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这个‘小名’有时候就容易把它‘大名’的很多特点给掩盖了。”北大六院儿童门诊的主任医师钱秋谨专注于ADHD的临床和科学研究已经有20余年了，门诊上，她见过太多儿童和成人ADHD。

ADHD的主要表现包括注意力障碍和多动冲动，可以分为三个亚型。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晰，通常认为是多基因遗传再加上环境因素共同累积或者交互作用，遗传度达70%以上。

ADHD在儿童期就有所表现，对其常见误解之一就是“小孩病”。2013年5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把ADHD列入“神经发育障碍”的范畴，强调其是一个需要在全生命周期中关注的问题。两年后，中国首个成人ADHD诊断指南《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于2015年12月发布，强调成人ADHD的临床表现与儿童期ADHD相似，但多动症状会随年龄增长而减轻，代之以内心不安的主观体验。另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有30%～50%的ADHD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

深圳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主治医师王中磊告诉我，随着公众对精神卫生认知的发展，成人ADHD的就诊量有所提升。过去成人因为儿少科的年龄限制，患者往往要现场等待或电话预约，今年深圳市康宁的成人精神科门诊增加了一个成人多动症亚专科的门诊，可以线上挂号为儿少科分流，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

钱秋谨同样表示，近10年成人ADHD的就诊率逐渐提高。“其实大家来就诊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有的人丢三落四，容易忘事；有的人比较拖延，什么事儿都到最后一刻才完成。前期大把的时间也没有真正很痛快的娱乐休闲；有的人总是容易发脾气不耐烦，影响了人际关系；有的人很冲动，比如冲动消费或者是冲动地发表意见……方方面面主要还是围绕着ADHD的核心症状。”

“正常”到“障碍”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往往是处在从头到尾的某个中间阶段。大众所言的“病了”，在医生看来称作“障碍”更合适。

并非有注意力不集中等体验就能被诊断为ADHD。ADHD患者遇到的困难要严重、频繁许多，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可以自主控制、用意志力克服的，它关乎大脑的生理结构。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正常的。”王中磊表示，“正常”到“障碍”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往往是处在从头到尾的某个中间阶段。大众所言的“病了”，在医生看来称作“障碍”更合适。“障碍就是有东西阻拦你了，损害到你的社会功能了，比如已经没办法完成学业，经常被批评，社交产生矛盾，职场受挫。决定要不要就医，要感受它有没有给你带来切身的痛苦。”

当代碎片化的信息流、共现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疾病，也会造成人们难以集中注意力。区分后天引发的注意力问题和ADHD的标准在于，判断这些症状是否在小时候就已经出现。钱秋谨告诉我，目前ADHD没有类似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生物学指标，以面诊访谈为主，依照通用标准DSM-5做描述式诊断。

成人ADHD确诊，除了需要分别在“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和冲动”条目下，各满足9条中有5条对上的症状标准外，还要排除情绪因素、生活事件的干扰，防止过度诊断。“病程在成人期至少要有半年以上，然后追溯到小时候，这个病是发育的问题，12岁之前要有症状，满足儿童期ADHD的诊断（需要分别在“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和冲动”条目下各满足9条有6条的症状标准），确诊概率才比较大。再追问一下有无其他共患病，整个诊断才会比较完整。”

时尚单品？

在哈佛医学院任教20多年的注意力缺失领域权威专家爱德华·哈洛韦尔，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一书中写道：“诊断是希望的起步。和其他病症不同，注意力缺失症只需要确诊，并经过治疗，患者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变。对其他医学疾病而言，诊断只是指点治疗方向的工具；而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

老袁确诊ADHD的契机，是同她合作的导演发现她粗心大意剧本里总有错别字，提醒她可能有ADHD。“我当时都不知道ADHD是什么，很生气，我想如果你觉得我写得不好就开除我，为什么要说我有病呢？”

好在导演太太是心理学方面的博士，给老袁打电话解释了ADHD的特点。老袁“轴劲儿上来了”，一定要去最权威的医生那里搞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和一群小孩在北大六院候诊区“一起看了很久《小猪佩奇》”，医生说她高度疑似并推荐她加入了六院针对成人ADHD的团体CBT科研小组，为此她又跑了两趟医院，做了诊断会谈、认知功能检查、脑诱发电位、脑电波测试等等检查，最终确诊。

她看着“冲突监测能力受损”“执行控制能力边缘”“额叶认知功能异常”这些描述，开始明白ADHD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疾病”，人的认知能力、行为特点、性格特质等都和人的大脑发育、结构有很大关系。

大脑中有约1000亿个神经元，神经元通过穿越突触的化学神经递质在大脑内传播信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负责控制大多数ADHD症状中的行为。ADHD患者的大脑，虽然和其他人一样制造了这些化学物质，但是它们功能失衡，不能在突触间有效地释放和回收，所以患者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注意力。

另外，每个人的“出厂设置”有所不同，前额叶控制人的执行功能，帮助人们完成计划、分类、重要性排序、辅助记忆和评估结果等方面的重要任务，而ADHD患者大脑的前额叶发育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