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吴慷仁的攻城略地

台湾地区演员吴慷仁，凭借《富都青年》中聋哑人“阿邦”一角，首次角逐最佳男主角。在11月25日晚的颁奖礼上，张艾嘉宣布，吴慷仁一举夺魁的时候，台下的他，掩面而泣。

颁奖台上，吴慷仁说：“我是一个不太懂得表演的人，我27岁才入行，我从每次经验累积很多‘我自己’，慢慢感受自己的重量，慢慢地收，慢慢感受自己的不同，我想下个阶段会更好。”

吴慷仁入行的伯乐、导演李启源曾形容吴慷仁，“像花豹一样，只挑准好的猎物”。而他也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偶像是李雪健，希望像他一样，一直演到老，在演员的行列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这部成就了吴慷仁“最佳男主角”的《富都青年》，正是这只“花豹”扩张领地的一次成功挑战。

11月初，吴慷仁与《富都青年》导演王礼霖、演员陈泽耀来到厦门金鸡国际影展，并拿下了“年度期待华语电影”的荣誉。在金鸡影展的采访室里，他们跟南风窗诉说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跳出“舒适圈”

一场不起眼的戏，却是吴慷仁心里“最难演”的戏。

电影《富都青年》里，吴慷仁饰演的阿邦瞒着阿迪（陈泽耀饰），跑回了意外发生之地。高大却黑瘦的他，藏匿在后巷里，双眼无光，淡淡地凝视着路上疾驰的摩托和轿车，此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阿邦和阿迪两兄弟，是马来西亚富都小城里没有身份的“黑工”，因意外到来，两人走到穷途末路，如何逃脱？还能不能活下去？要怎么样继续活着？从这个异邦的故事里，吴慷仁提取了一个普世的命题：“身份是个大课题，回到我们自身，你可不可以跟自己和解？”

自接下这个角色开始，吴慷仁一直在摸索着“阿邦”的状态。为了这个角色，台湾媒体形容：“戏约满满的吴慷仁为参演该片，抛下一切飞到马来西亚。”

他与同为主演的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一道，白天在巴刹进行田野调查，晚上回到剧组下榻的饭店，一个人沉静地待在房间里，消化整理着一整天观察到的信息，一点点地把现实的养分注入“阿邦”的角色里。房间里的电视，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直到后巷这场戏—也是影片故事的转折点，吴慷仁才终于感觉到，“我就是阿邦”，是一名没有身份的聋哑人。他想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却无法言表，像极了“阿邦”的一生，无法说出完整的话，未被外人听见自己的心声和想法，只剩愤怒和绝望。

最后，阿邦选择了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壮烈的句号，也让跟自己没有血缘但胜于血亲的“弟弟”阿迪，好好活着。《富都青年》用两兄弟的故事，在命运无常面前，叩问人要如何为自己而活的答案。

距离电影杀青已有一年了，拍摄时被新冠笼罩的氛围也散退得几乎无痕。

和南风窗聊到“最接近阿邦”的这场戏时，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吴慷仁，微微放松了绷直的身体，语气里明显有了一丝释然和放松，带着岁月痕迹但湿漉漉的眼睛里流露出满意。

“虾子”和鸡卵

2020年年末，导演王礼霖在监制李心洁的推荐下，给吴慷仁转达了一份剧本大纲。

彼时的吴慷仁，演艺生涯来到了新阶段。由他与贾静雯主演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在2019年播出后赢得了华语世界极大的关注，这被外界视作台剧重新崛起的标志。

从2009年的台湾偶像剧《下一站，幸福》中的悲情男二“花拓也”开始，搭着台湾偶像剧“末班车”入行的吴慷仁，历经了10年跌跌撞撞，终于陪伴着这个行业走到了新的纪元。

吴慷仁白天在巴刹田野调查，晚上一个人沉静地待在房间里，消化整理着一整天观察到的信息。房间里的电视，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吴慷仁如今被外界视作“台剧一哥”，拥有“教科书般的演技”。他是《我们与恶的距离》里被敌意包围也坚持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王赦，是从白先勇小说改编的民国大戏《一把青》里走出来的飞行员郭轸。一众经典角色，让他揽得多项演艺大奖。

近期，作为“高产户”的吴慷仁还有一批剧集在热映：《模仿犯》里神经质与脆弱感并存的检察官，《有生之年》里大大咧咧却一心寻死的中年普通男人，还有《此时此刻》里目睹妻子出轨后决意报复的丈夫。吴慷仁多变的面孔，最接近角色状态的演技，折服、迷倒了一批观众。

但他仍不满足。吴慷仁这时候也想再进一步。身兼自己经纪人的他，目光锐利，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剧本。此时，这只“花豹”，瞄准了王礼霖递过来的大纲。陌生的国度，新鲜的题材，封闭的环境，作为外来者的吴慷仁，演绎好这个故事，有难度，但在“强敌”面前，花豹的征服欲才会更强。

“怎么办，他来了”，收到吴慷仁“请缨”时，王礼霖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出来。采访中，他向南风窗重现了他当时的意外。

王礼霖是马来西亚先锋电影人，作为摩尔娱乐公司的创始人，他长期关注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曾作为监制和制片人制作一系列现实题材电影，如由张艾嘉与陈泽耀主演的《分贝人生》、李李仁与林心如主演的《迷失安狄》，都曾分别在上海和台湾被中国观众看到。

但直到《富都青年》，入行15年的王礼霖，才以导演身份首度拍起电影。2020年时，王礼霖因太过忙碌突然生病，躺在病榻上的他，盯着天花板想：“如果明天我就闭上眼睛走了，我的遗憾是什么？其中一点好像说，我还没当到导演。”

怀着一种紧迫感，王礼霖出院后，着手准备自己的导演生涯第一部作品，并邀请了演员李心洁首次担当电影监制。正是李心洁的推荐，成就了吴慷仁和王礼霖的合作。

作为一名“新人导演”，面对“台剧一哥”的主动争取，王礼霖最初有点受宠若惊。但长年的制片工作经验和对马来西亚社会的了解，让他得以迅速写出了一份完整的剧本。

一对没有血亲但相依为命的兄弟中，阿迪性格外向，阿邦则是沉默内敛的聋哑人。两人在马来西亚做“非法移工”，本地人的时薪，他们拿不到一半，但他们其实活得很开心。兄弟情以及和睦的邻里关系，让他们甘之如饴，直到一场意外到来，甘苦平凡的命运倏忽笼罩着迷雾。

自从拿到剧本起，一连串问号就如热锅里的爆米花一样迸进吴慷仁心头。阿邦的外形和气质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比手语才符合人物的性格？兄弟俩是如何看待自己“黑工”的身份和生活的？吴慷仁决定潜入真实多样的生活里寻找答案。

2022年5月，吴慷仁比开拍早一个月来到马来西亚巴刹。当地已进入旱季，少了云层的遮盖，太阳变得猛烈火辣。吴慷仁用了不到半个月，就把自己全身的皮肤晒到发红、发痛，“像一只虾子”，他自嘲道。

这是他为了把自己变成当地人而做的准备。几乎每一次进入新的角色，吴慷仁都会“自虐”一番。减重好几公斤，增肥几十公斤，晒到皮肤发红发黑。但他不想就这些作为演员在外形上的准备工作讲述太多。

尽管晒黑和减重效果显著，在第一次定妆时，吴慷仁心里依然不踏实—表演角色是简单的，但吴慷仁想要的，是成为角色本身。

吴慷仁曾经难以想象：“没有身份的人，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的？”而作为马来西亚人，陈泽耀对于“移工”这一群体的生活，依然抱有很多疑问。外界总会赋予所谓的“底层群体”悲凉的形容词：贫穷、苦难、不平等。那是因为外来者的视角，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离得太远，在“同温层”效应愈发明显的今天，刻板印象无疑更重。

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吴慷仁与陈泽耀来到移工们生活的社区，进行开拍前的田野调查。他们在菜市场学习杀鸡，放血、拔毛、开膛，一气呵成，两人已练就了熟练的刀工。而在习得技法之外，两位演员以平视的姿态，看到了和自己原先头脑中不一样的生活。演员和角色的生命，变得充实和丰盈。

吴慷仁说，移工们的生活样貌是很珍贵的社会切面，他们并不如外界的悬浮想象那般困苦，而是会因劳作能养活自己而内心感到充盈。在杀鸡时，他们能掏出还没生出来的鸡卵。一天下来，杀几百只鸡，能凑到五六颗鸡卵，可以当场直接生吃，也可以赠送邻居好友，那是一天辛苦劳作的惊喜回报。

但甘之如饴的背后，有粗粝的一面。在马来西亚，移工无论到哪里，裤兜都是鼓鼓的，那不是钱包，是护照，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合法打工的证明，以便在警察搜查时能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否则就像《富都青年》里展现的那般，没有身份的“黑工”们，在警察上门搜查时，只能躲在堆满杂物的后巷，或是逼仄的旧楼梯里，如果被抓到了，只有小黑屋的待遇。

移工之外，聋哑人的生活，是真实社会的另一个切面。受访时，坐在南风窗记者对面的吴慷仁，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在视平线、双肩之间和胸前划出了一个框。那是一个足以囊括眼睛、嘴巴、神情和手势的位置，是摆动手语普遍的位置。

一天下来，杀几百只鸡，能凑到五六颗鸡卵，可以当场直接生吃，也可以赠送邻居好友，那是一天辛苦劳作的惊喜回报。

吴慷仁和陈泽耀跟着专业人士学习手语，但过于标准的手语，可能也缺少了人情味。他们又去和聋哑人打交道，跟着他们一起吃饭、工作。原来，性格迥异的人，摆出的手语也各有千秋。性格寡淡的人，手语幅度小，节奏慢；性格刚烈的人，摆动手的位置，可能会突破这个虚拟的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两位演员面前打开了，吴慷仁去融入、观察、思考、提出疑问，接着去观察、思考，如此循环往复。慢慢地他才意识到：“我们完全理解错（移工的真实生活），（如果）我用我心里的苦去诠释阿邦这个角色，是错的。”

塑造角色，要介入真实的生活，如同将一盘取自大地还带着潮湿温热气息的粘土，在工匠手上不停地揉搓、按捏。“阿邦”的角色，一点一滴地被吴慷仁塑造了出来。

额头上敲鸡蛋

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富都青年》的底色。

电影里，有着如沙石般粗糙的生活条件。

阿邦和阿迪住在一间昏暗逼仄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灯，一张四方桌。那是剧组在巴刹当地找到的一间真实存在的房间。开拍前一天，剧组曾让吴慷仁和陈泽耀去睡一晚，提前感受两兄弟的生活条件。

陈泽耀记得，当时他和吴慷仁一进到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在床上爬来爬去的跳蚤，他们当场就被劝退了。说到这里的时候，现场两位演员同时大笑起来，神情不见一丝苦状，是“两兄弟”心领神会的默契和苦中作乐的态度。

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下，人的温情恰似房间里唯一的挂灯，虽然微弱，但足以照亮黑暗的角落。阿邦和阿迪，没有血亲关系，但因为相似的“黑户”“移工”的身份，他们在童年相遇，并从此相伴。两兄弟每天挤在一张床上，白天分别去打散工，傍晚回家，水煮蛋是他们一贯的晚餐。他们拿着鸡蛋，互相在对方额头上敲破蛋壳。

额头敲鸡蛋的动作，取材于王礼霖小时候的观察。在读书时，王礼霖班上有一名家境普通的同学，每天都带一个鸡蛋到学校，但他不会把鸡蛋往桌面上敲，而是直接磕在额头上。

这是一个带着痛感的动作，成为王礼霖为两兄弟特意设计的亲密动作，却成功地让观众记住了。这让两兄弟长年积累的默契有了显形。这种默契很容易在我们的采访现场被察觉，吴慷仁和陈泽耀之间依然互相用剧中“哥哥”“弟弟”的身份互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