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吴慷仁的攻城略地
作者: 黄茗婷
台湾地区演员吴慷仁,凭借《富都青年》中聋哑人“阿邦”一角,首次角逐最佳男主角。在11月25日晚的颁奖礼上,张艾嘉宣布,吴慷仁一举夺魁的时候,台下的他,掩面而泣。
颁奖台上,吴慷仁说:“我是一个不太懂得表演的人,我27岁才入行,我从每次经验累积很多‘我自己’,慢慢感受自己的重量,慢慢地收,慢慢感受自己的不同,我想下个阶段会更好。”
吴慷仁入行的伯乐、导演李启源曾形容吴慷仁,“像花豹一样,只挑准好的猎物”。而他也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偶像是李雪健,希望像他一样,一直演到老,在演员的行列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这部成就了吴慷仁“最佳男主角”的《富都青年》,正是这只“花豹”扩张领地的一次成功挑战。
11月初,吴慷仁与《富都青年》导演王礼霖、演员陈泽耀来到厦门金鸡国际影展,并拿下了“年度期待华语电影”的荣誉。在金鸡影展的采访室里,他们跟南风窗诉说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跳出“舒适圈”
一场不起眼的戏,却是吴慷仁心里“最难演”的戏。
电影《富都青年》里,吴慷仁饰演的阿邦瞒着阿迪(陈泽耀饰),跑回了意外发生之地。高大却黑瘦的他,藏匿在后巷里,双眼无光,淡淡地凝视着路上疾驰的摩托和轿车,此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阿邦和阿迪两兄弟,是马来西亚富都小城里没有身份的“黑工”,因意外到来,两人走到穷途末路,如何逃脱?还能不能活下去?要怎么样继续活着?从这个异邦的故事里,吴慷仁提取了一个普世的命题:“身份是个大课题,回到我们自身,你可不可以跟自己和解?”
自接下这个角色开始,吴慷仁一直在摸索着“阿邦”的状态。为了这个角色,台湾媒体形容:“戏约满满的吴慷仁为参演该片,抛下一切飞到马来西亚。”
他与同为主演的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一道,白天在巴刹进行田野调查,晚上回到剧组下榻的饭店,一个人沉静地待在房间里,消化整理着一整天观察到的信息,一点点地把现实的养分注入“阿邦”的角色里。房间里的电视,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直到后巷这场戏—也是影片故事的转折点,吴慷仁才终于感觉到,“我就是阿邦”,是一名没有身份的聋哑人。他想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却无法言表,像极了“阿邦”的一生,无法说出完整的话,未被外人听见自己的心声和想法,只剩愤怒和绝望。
最后,阿邦选择了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壮烈的句号,也让跟自己没有血缘但胜于血亲的“弟弟”阿迪,好好活着。《富都青年》用两兄弟的故事,在命运无常面前,叩问人要如何为自己而活的答案。
距离电影杀青已有一年了,拍摄时被新冠笼罩的氛围也散退得几乎无痕。
和南风窗聊到“最接近阿邦”的这场戏时,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吴慷仁,微微放松了绷直的身体,语气里明显有了一丝释然和放松,带着岁月痕迹但湿漉漉的眼睛里流露出满意。
“虾子”和鸡卵
2020年年末,导演王礼霖在监制李心洁的推荐下,给吴慷仁转达了一份剧本大纲。
彼时的吴慷仁,演艺生涯来到了新阶段。由他与贾静雯主演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在2019年播出后赢得了华语世界极大的关注,这被外界视作台剧重新崛起的标志。
从2009年的台湾偶像剧《下一站,幸福》中的悲情男二“花拓也”开始,搭着台湾偶像剧“末班车”入行的吴慷仁,历经了10年跌跌撞撞,终于陪伴着这个行业走到了新的纪元。
吴慷仁白天在巴刹田野调查,晚上一个人沉静地待在房间里,消化整理着一整天观察到的信息。房间里的电视,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吴慷仁如今被外界视作“台剧一哥”,拥有“教科书般的演技”。他是《我们与恶的距离》里被敌意包围也坚持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王赦,是从白先勇小说改编的民国大戏《一把青》里走出来的飞行员郭轸。一众经典角色,让他揽得多项演艺大奖。
近期,作为“高产户”的吴慷仁还有一批剧集在热映:《模仿犯》里神经质与脆弱感并存的检察官,《有生之年》里大大咧咧却一心寻死的中年普通男人,还有《此时此刻》里目睹妻子出轨后决意报复的丈夫。吴慷仁多变的面孔,最接近角色状态的演技,折服、迷倒了一批观众。
但他仍不满足。吴慷仁这时候也想再进一步。身兼自己经纪人的他,目光锐利,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剧本。此时,这只“花豹”,瞄准了王礼霖递过来的大纲。陌生的国度,新鲜的题材,封闭的环境,作为外来者的吴慷仁,演绎好这个故事,有难度,但在“强敌”面前,花豹的征服欲才会更强。
“怎么办,他来了”,收到吴慷仁“请缨”时,王礼霖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出来。采访中,他向南风窗重现了他当时的意外。
王礼霖是马来西亚先锋电影人,作为摩尔娱乐公司的创始人,他长期关注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曾作为监制和制片人制作一系列现实题材电影,如由张艾嘉与陈泽耀主演的《分贝人生》、李李仁与林心如主演的《迷失安狄》,都曾分别在上海和台湾被中国观众看到。
但直到《富都青年》,入行15年的王礼霖,才以导演身份首度拍起电影。2020年时,王礼霖因太过忙碌突然生病,躺在病榻上的他,盯着天花板想:“如果明天我就闭上眼睛走了,我的遗憾是什么?其中一点好像说,我还没当到导演。”
怀着一种紧迫感,王礼霖出院后,着手准备自己的导演生涯第一部作品,并邀请了演员李心洁首次担当电影监制。正是李心洁的推荐,成就了吴慷仁和王礼霖的合作。
作为一名“新人导演”,面对“台剧一哥”的主动争取,王礼霖最初有点受宠若惊。但长年的制片工作经验和对马来西亚社会的了解,让他得以迅速写出了一份完整的剧本。
一对没有血亲但相依为命的兄弟中,阿迪性格外向,阿邦则是沉默内敛的聋哑人。两人在马来西亚做“非法移工”,本地人的时薪,他们拿不到一半,但他们其实活得很开心。兄弟情以及和睦的邻里关系,让他们甘之如饴,直到一场意外到来,甘苦平凡的命运倏忽笼罩着迷雾。
自从拿到剧本起,一连串问号就如热锅里的爆米花一样迸进吴慷仁心头。阿邦的外形和气质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比手语才符合人物的性格?兄弟俩是如何看待自己“黑工”的身份和生活的?吴慷仁决定潜入真实多样的生活里寻找答案。
2022年5月,吴慷仁比开拍早一个月来到马来西亚巴刹。当地已进入旱季,少了云层的遮盖,太阳变得猛烈火辣。吴慷仁用了不到半个月,就把自己全身的皮肤晒到发红、发痛,“像一只虾子”,他自嘲道。
这是他为了把自己变成当地人而做的准备。几乎每一次进入新的角色,吴慷仁都会“自虐”一番。减重好几公斤,增肥几十公斤,晒到皮肤发红发黑。但他不想就这些作为演员在外形上的准备工作讲述太多。
尽管晒黑和减重效果显著,在第一次定妆时,吴慷仁心里依然不踏实—表演角色是简单的,但吴慷仁想要的,是成为角色本身。

吴慷仁曾经难以想象:“没有身份的人,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的?”而作为马来西亚人,陈泽耀对于“移工”这一群体的生活,依然抱有很多疑问。外界总会赋予所谓的“底层群体”悲凉的形容词:贫穷、苦难、不平等。那是因为外来者的视角,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离得太远,在“同温层”效应愈发明显的今天,刻板印象无疑更重。
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吴慷仁与陈泽耀来到移工们生活的社区,进行开拍前的田野调查。他们在菜市场学习杀鸡,放血、拔毛、开膛,一气呵成,两人已练就了熟练的刀工。而在习得技法之外,两位演员以平视的姿态,看到了和自己原先头脑中不一样的生活。演员和角色的生命,变得充实和丰盈。
吴慷仁说,移工们的生活样貌是很珍贵的社会切面,他们并不如外界的悬浮想象那般困苦,而是会因劳作能养活自己而内心感到充盈。在杀鸡时,他们能掏出还没生出来的鸡卵。一天下来,杀几百只鸡,能凑到五六颗鸡卵,可以当场直接生吃,也可以赠送邻居好友,那是一天辛苦劳作的惊喜回报。
但甘之如饴的背后,有粗粝的一面。在马来西亚,移工无论到哪里,裤兜都是鼓鼓的,那不是钱包,是护照,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合法打工的证明,以便在警察搜查时能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否则就像《富都青年》里展现的那般,没有身份的“黑工”们,在警察上门搜查时,只能躲在堆满杂物的后巷,或是逼仄的旧楼梯里,如果被抓到了,只有小黑屋的待遇。
移工之外,聋哑人的生活,是真实社会的另一个切面。受访时,坐在南风窗记者对面的吴慷仁,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在视平线、双肩之间和胸前划出了一个框。那是一个足以囊括眼睛、嘴巴、神情和手势的位置,是摆动手语普遍的位置。
一天下来,杀几百只鸡,能凑到五六颗鸡卵,可以当场直接生吃,也可以赠送邻居好友,那是一天辛苦劳作的惊喜回报。
吴慷仁和陈泽耀跟着专业人士学习手语,但过于标准的手语,可能也缺少了人情味。他们又去和聋哑人打交道,跟着他们一起吃饭、工作。原来,性格迥异的人,摆出的手语也各有千秋。性格寡淡的人,手语幅度小,节奏慢;性格刚烈的人,摆动手的位置,可能会突破这个虚拟的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两位演员面前打开了,吴慷仁去融入、观察、思考、提出疑问,接着去观察、思考,如此循环往复。慢慢地他才意识到:“我们完全理解错(移工的真实生活),(如果)我用我心里的苦去诠释阿邦这个角色,是错的。”
塑造角色,要介入真实的生活,如同将一盘取自大地还带着潮湿温热气息的粘土,在工匠手上不停地揉搓、按捏。“阿邦”的角色,一点一滴地被吴慷仁塑造了出来。
额头上敲鸡蛋
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富都青年》的底色。
电影里,有着如沙石般粗糙的生活条件。

阿邦和阿迪住在一间昏暗逼仄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灯,一张四方桌。那是剧组在巴刹当地找到的一间真实存在的房间。开拍前一天,剧组曾让吴慷仁和陈泽耀去睡一晚,提前感受两兄弟的生活条件。
陈泽耀记得,当时他和吴慷仁一进到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在床上爬来爬去的跳蚤,他们当场就被劝退了。说到这里的时候,现场两位演员同时大笑起来,神情不见一丝苦状,是“两兄弟”心领神会的默契和苦中作乐的态度。
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下,人的温情恰似房间里唯一的挂灯,虽然微弱,但足以照亮黑暗的角落。阿邦和阿迪,没有血亲关系,但因为相似的“黑户”“移工”的身份,他们在童年相遇,并从此相伴。两兄弟每天挤在一张床上,白天分别去打散工,傍晚回家,水煮蛋是他们一贯的晚餐。他们拿着鸡蛋,互相在对方额头上敲破蛋壳。
额头敲鸡蛋的动作,取材于王礼霖小时候的观察。在读书时,王礼霖班上有一名家境普通的同学,每天都带一个鸡蛋到学校,但他不会把鸡蛋往桌面上敲,而是直接磕在额头上。
这是一个带着痛感的动作,成为王礼霖为两兄弟特意设计的亲密动作,却成功地让观众记住了。这让两兄弟长年积累的默契有了显形。这种默契很容易在我们的采访现场被察觉,吴慷仁和陈泽耀之间依然互相用剧中“哥哥”“弟弟”的身份互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