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这些地方打成一锅粥

2023年爆发或延续的局部战争与冲突，在某些地方仍旧激烈甚至白热化。当和平世界的人们聚焦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新事物时，俄乌前线的步兵可能在冰冷的战壕中躲避铺天盖地的炮火，非洲萨赫勒地区陷入政变和内战的怪圈，哈以冲突下的巴勒斯坦儿童苦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品和药品……

这一切都提醒世人，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并不能阻断战争的发生，争取和平的努力仍然任重道远。而回溯2023年下述五场战事的起起落落，有助于掌握当前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

俄乌战争—停滞的堑壕战

俄乌战争从去年2月的俄军“多路并进、直捣基辅”，经过亚速钢铁厂之战、赫尔松之战，转入“顿巴斯战役”（俄军奋力拿下北顿涅茨克），再从去年9月的乌军哈尔科夫大反攻和11月的赫尔松市易手，进入了漫长的消耗战和堑壕战阶段。

尽管2023年上半年的巴赫穆特战役无比血腥，但总体上俄乌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稳定。下半年乌方开始又一波反攻，在扎波罗热地区夺取多个村镇，在赫尔松州成功渡过第聂伯河，在河东建立了桥头堡。俄军除了在阿夫迪夫卡发动反击合围，总体上处于守势。这主要和俄军“动员兵”需要训练成军、损失的坦克需要补充有关。

乌克兰今年的反攻持续数月，进展不大，原因是俄罗斯在乌东和乌南长期经营，建立了由雷区、“龙牙”、反坦克堑壕、步兵战壕、反炮兵阵地组成的纵深防御阵地。乌军尽管有美西方支援的豹式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还有英国训练的“北约旅”担任主攻，却未能获得预期进展，反而伤亡巨大。

同样，俄方进攻顿涅茨克以北的阿夫迪夫卡，也死伤惨重。这种攻势方损失比防御方严重的情况，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翻版。一战中无论是德军发起的凡尔登战役，还是英法联军的索姆河攻势，攻方都蒙受严重的人员和装备损失。

俄罗斯当局期待，随着乌克兰的有生力量在反攻中耗尽，西方伙伴会丧失对泽连斯基政府获胜的信心，会减少乃至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样乌克兰只能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停战。普京在11月22日出席G20视频峰会时表示，需要结束俄乌战争这一悲剧。面对普京的“和平攻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欢迎。

泽连斯基政府为了不让西方放弃乌克兰，同时也为了恢复1991年的俄乌边界，坚持在交战线发动攻势，甚至在俄境内也发动两次针对俄铁路的破坏性袭击。而由于反攻代价沉重，乌国内也出现休战与媾和主张。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公开表示，如果没有西方提供的新装备，乌军将无法取得有效进展。乌克兰拉达（议会）执政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抱怨，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让乌克兰“接着打”，破坏了去年3月的俄乌伊斯坦布尔会谈。

乌军总参谋部认为，俄军在两年的战事中损失坦克超过5500辆。尽管俄乌在战损统计上相差很大，但目前俄方将大批苏联时期封存在西伯利亚的T-62老式坦克运往前线，可见一线部队的T-90、T-80和T-72坦克损耗很大。普京发出“和平攻势”，既有施压乌克兰走向谈判桌的考量，也是基于自身战损过重而谋求“止损”。

由于乌克兰不放弃恢复1991年国界的目标，2024年俄乌战争大概率会继续打下去。但美国的某些智库已经在思考俄乌停火方案。现在提得比较多的就是“交战线冻结冲突”。该方案试图以朝鲜半岛“三八线”停火分治为模板，在俄乌交战线实行停火。不过，俄方认为这个方案明显在给基辅政府喘息的时间，因而表示反对。

乌克兰拉达（议会）执政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抱怨，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让乌克兰“接着打”，破坏了去年3月的俄乌伊斯坦布尔会谈。

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11月20日提出，乌克兰未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可作为整体加入北约。这和“交战线冻结冲突”相比又进了一步，隐含着对俄合并乌东四州的默认。但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俄方依然不松口。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讽刺说，不如北约将巴以都纳为成员国，这样“大家都幸福了”。在战场没有明确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找出一个当事双方都能接受的俄乌冲突冻结方案，仍然困难。

外高加索—俄乌战争的“蝴蝶效应”

今年9月，阿塞拜疆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夺取了亚美尼亚族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完成了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统一。

阿军的神速进展，要归功于阿塞拜疆对国际形势的把控能力。长期以来充当亚美尼亚保护者的俄罗斯，不断将大批俄军从各个边疆区调往乌克兰前线，甚至驻亚美尼亚的俄军也被抽调。这对于阿塞拜疆总统小阿利耶夫而言，无异于“天赐良机”。第三次纳卡战争，也就成为俄乌战争在外高加索的“蝴蝶效应”。

令人诧异的，不仅是阿塞拜疆的“闪电战”速度，更是亚美尼亚现政府的不作为和俄罗斯的“袖手旁观”。

长期以来，“保卫纳卡”就是亚美尼亚的政治正确，且纳卡的亚族人一度在亚美尼亚政坛扮演主导角色。亚美尼亚第二任总统科恰良就出生于纳卡，在苏联解体前曾担任过5年纳卡州卡拉巴赫丝绸厂党委书记，是纳卡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亚美尼亚第三任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也出生在纳卡，坚决主张纳卡不能被阿塞拜疆统治。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的不作为，可以解释为亚美尼亚尚未从上次纳卡战争的失败中恢复元气，毕竟打仗拼的不是意气，而是实力。亚美尼亚在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中，被阿塞拜疆的无人机摧毁了大部分装甲部队，在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为了保卫本土，帕希尼扬不顾“保卫纳卡”的政治正确，采取了“袖手旁观”的策略，也是囿于自身实力的无可奈何。

普京政府采取了放任阿塞拜疆的策略，一方面是因为亚美尼亚亲西方的帕希尼扬政府逐步疏远了莫斯科，另一方面也是不想“分心”在俄乌战场以外，更不愿为此得罪阿塞拜疆的“后台”土耳其。所以，普京一改叶利钦时期对亚美尼亚的袒护，转而承认纳卡是阿塞拜疆领土。

非洲萨赫勒—内战和政变之弧

位于非洲萨赫勒地区东部的苏丹，在今年4月爆发了内战。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司令达克罗，起兵反抗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至今胜负未分。同年7月26日，萨赫勒地区西部的尼日尔发生了政变，总统卫队扣押总统巴祖姆，接管了政权。连同先前发生政变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萨赫勒地区形成了“内战和政变之弧”。

以上的内战和政变，或多或少都和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有关。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曾导演震惊世界的瓦格纳6月兵变，后在8月23日的空难中死亡。而在他蹊跷死亡的两天前，一段在非洲拍摄的视频被公开，其中普里戈任称瓦格纳正招募人员，以“让俄罗斯更伟大，让非洲更自由”。

近年来，瓦格纳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建立了涵盖安保、军事训练和黄金开采的产业链，号称“瓦格纳帝国”。瓦格纳在非洲大陆的深度经营和介入，和苏丹内战、尼日尔政变等重大事件有某种关联。

早在2017年巴希尔当政时期，瓦格纳集团就已涉足苏丹的黄金开采。巴希尔下台后，瓦格纳和苏丹实权人物、快速支援部队司令达克罗搭上关系。瓦格纳背景的M-INVEST公司将苏丹开采出的黄金用飞机运出喀土穆，送往俄罗斯设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的军事基地，然后运回俄罗斯本土。彭博社认为，在苏丹今年内战前，累计40亿美元的黄金被运回俄罗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估计，运回俄罗斯的黄金总值为134亿美元。

作为回报，瓦格纳为达克罗领导的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提供军火和训练。这种“黄金换军火”的交易，使得达克罗的势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和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争夺大位”的实力。尽管尚无证据表明达克罗选择在今年4月突然发难是受到瓦格纳的“唆使”，但是快速支援部队的壮大明显和苏丹—俄罗斯的黄金交易相关。

尼日尔政变之后，西共体国家扬言干预。在尼日尔有驻军的前宗主国法国，对于干预有心无力，角色相当尴尬。8月5日，西方媒体指瓦格纳成员以顾问的名义乘飞机抵达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向政变军人集团表达了支持。尼日尔遂成为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外围“角力场”之一。

无论是苏丹的内战，还是尼日尔的政变，从本质上说，都是非洲欠发达国家政治建构失败的产物。苏丹内战，肇始于巴希尔的“武装力量二元制”。巴希尔下台后，原本在威权领导人统一指挥下相互制衡的苏丹两支军队失去了效忠对象，为了争夺权势和资源，开启了内战模式。

达克罗的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和尼日尔军政府，都得到瓦格纳佣兵团的帮助，原本为亲西方势力所控制的非洲内陆地区，已被撕开一道豁口。

尼日尔政变从内因看，仍是部分欠发达国家的通病—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军队的权力关系，在骄兵悍将面前，“文人治军”沦为空谈。从外因看，达克罗的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和尼日尔军政府，都得到瓦格纳佣兵团的帮助，原本为亲西方势力所控制的非洲内陆地区，已被撕开一道豁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丹内战和尼日尔政变都体现出俄罗斯和西方大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政治角逐，也是俄乌战争的一种“溢出效应”。

“黑天鹅”事件—加沙战争

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色列战争，是2023年的“黑天鹅”事件，成功将世界媒体的注意力从俄乌战场上转移，也削弱了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哈马斯“孤注一掷”出动精锐部队袭击以色列城镇、定居点和军事基地，劫持大批以色列人和外国侨民为人质，招来了以色列的全面军事报复。以军在地面部队协作下实施了约1万次空袭，并占领了加沙市的立法委员会大楼和哈马斯宪兵总部，甚至用炸药整体摧毁了加沙最高法院。

以色列官方承认，截至12月4日，以军在攻势行动中战死76人；而最初在哈马斯“10·7袭击”中，以军死亡325人，以警死亡59人，辛贝特（国家安全局）死亡10人。以方在“10·7袭击”中的总死亡人数，原统计为1400多人，后以方剔除外国人和哈马斯死者，修正为1200多人。

在埃及、卡塔尔的斡旋下，以色列签署为期四天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表示哈马斯之后每释放10名以色列人质，以军将延长停火协议24小时。

以色列接受临时停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国际社会要求停火的压力不断增强。不仅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要求以色列停火，而且玻利维亚这一拉美西班牙语国家已经宣布和以色列断交，欧盟重要成员西班牙也发出可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声音。联合国安理会更是通过马耳他提案，要求实行人道主义停火。二是以色列军事行动未能直接解救人质，国内人质家属组织的抗议活动声浪渐大，以色列政府不得不依赖谈判解救人质。

临时停火头四天，哈马斯按协议分4批释放共50名以色列人，另外释放23名泰国人、1名菲律宾人和1名俄罗斯人。之后，协议先后各延长两天和一天，哈马斯又释放31名以色列人（含2名俄以双重国籍者），另外释放4名泰国人。前后停火一星期，哈马斯共释放110名人质，据信仍扣押着137名人质。

临时停火协议12月1日到期后，以军随即发动新一轮攻势，不久进入加沙南部汗尤尼斯市中心，与哈马斯展开激战。协议之所以未能再延长，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双方都把停火作为战术性调整—“安全先生”内塔尼亚胡把武力打击作为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手段，而哈马斯激进派试图给以军造成重大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获利”；从谈判本身来看，哈马斯手中一些年轻的以色列女性因服过役，被认为奇货可居，哈马斯更“叫价”用以色列男兵人质交换剩余的数千巴囚犯，与以方优先确保所有妇孺获释，且按比例释放巴囚犯的策略不符，是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哈马斯手中一些年轻的以色列女性因服过役，被认为奇货可居，哈马斯更“叫价”用以色列男兵人质交换剩余的数千巴囚犯，与以方优先确保所有妇孺获释，且按比例释放巴囚犯的策略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