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震云遇到孟非,独立表达是门学问
作者: 王小豪
采访刘震云和孟非,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一位是素以幽默著称的大作家,一位是犀利深刻的“名嘴”,两人都是“说话”的高手。
他俩坐在一块儿,“东拉西扯”、妙语连珠、机锋尽出,用文化人讲相声来形容,大抵不错。两人虽然年龄上差了十几岁,却因为是难得可以凑在一块“说废话”的对手,成为了相识多年的好友。
这次,刘震云受到孟非邀请,成为《非来不可》的常驻嘉宾。两位大叔带着一众年轻艺人畅游大江南北,从呼和浩特、成都、南京一直到上海、大理,在深度游中领略当地独特的文化兴味。平时难得有时间相聚的二人,趁此机会在节目内外聊了个痛快。
节目录制间隙,我在大理与他俩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深入接触,一场让人“头晕目眩”又意犹未尽的对谈就此展开。
“废话搭子”
11月的大理,清晨非常寒冷,上午9时,刘震云和孟非先后到达我们约定的酒店咖啡厅,刘震云身着朴素的深蓝色厚衣,孟非穿着厚夹克,戴了顶棒球帽,和我面对面坐了下来。在要了壶绿茶润润嘴后,我们的对谈正式开始。
“刘老师、孟老师,你们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什么事情上面?”我抛出一个日常的话题,试图拉近彼此的距离。
刘震云悠悠地说道:“你知道《水浒传》里的花荣是个副知寨,当时宋朝是文官制度,武将受文官的制约,所以花荣这个副知寨……”
这个回答一时让我摸不着头脑。孟非见我不解,打趣道:“他说话绕,你忍耐一下。”
停顿了一下,刘震云继续悠悠地讲,从华融谈到宋江,从宋江谈到林冲,他说话时喜欢带着调侃式的笑意,谈到兴头上,偶尔会用指节叩桌,或者扭头注视着虚空,停顿个两三秒。五六分钟后我才明白,他要讲的原来是,自己没有梁山好汉们的十八般武艺,所以到现在依然只是做好写小说这一件事。
像在为刘震云的话作注脚般,孟非紧接着话头讲道:“我明白刘老师意思,这就好比有的人开面馆,赚了点钱就想着扩张,找资本开连锁店。”比起刘震云不紧不慢的说话风格,孟非的语速急切,说话时喜欢竖起食指放在胸前,像是要画出语言的形状那般挥动,接着他把话题引向自己:“但我好像不是这种性格。我就好像拉磨的驴,一圈又一圈,一转就是十几年,眼看着到现在,我大概就会这样退休了。”其实,他和刘震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这看似是一种工作方式,其实是一种工作态度,看似是一种工作态度,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看似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认知,看似是生活的认知,其实是对人的认知。”对孟非的这番自我评价,刘震云立刻给予了“一句顶一万句”式的回应,说罢看向孟非,扬了扬头,等待着对方的赞同。
孟非损道:“还有排比句。”刘震云笑眯眯地回应:“排比句显得有文化一些。”
这种对话场景,在和他俩的对谈中反复出现。就像刘震云在《延津与延津》一文中所写,延津人日常见面,绝不以正经话应对,皆以玩笑招呼。他俩之间的谈话,就颇有些这样的兴味。如果抱着精准、直接的期待和他们对话,很容易被这样语带调侃的说话方式绕得不知所措。
某种程度上,他俩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正是因为两人能够“说上话”。在刘震云看来,朋友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结成的朋友,凑在一起往往是为了谈事情。另一种是无意识成为的朋友,或许不常见面,但总能相谈甚欢。
刘震云和孟非的友谊,就属于后者。笑称看《非诚勿扰》长大的刘震云,和孟非最初相识于朋友的饭局,两人聊着聊着就发现,彼此之间特别能搭上话,而且凑在一块总是不谈正事,尽“说废话”。
就像下棋要“棋逢对手”才够意思,“说废话”也要话赶着话、你来我往才有滋味。刘震云和孟非,就是这样“旗鼓相当的对手”,过硬的文化和语言功底,让两人把闲篇扯得滋味甚浓。
在刘震云看来,朋友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结成的朋友,凑在一起往往是为了谈事情。另一种是无意识成为的朋友,或许不常见面,但总能相谈甚欢。
“说一句,对方马上能知道第二三句,你甚至可以直接跳到第六句。”能够进行这种跳跃式的谈话,是爱说话、会说话的刘震云与孟非彼此惺惺相惜的主要原因。
高手对招,总能理解对方的弦外之音。刘震云不喜应酬,两人约饭,他会用延津式的问话方式打探:“小孟,你会不会在咱们喝酒喝高兴了,聊到什么人了,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啊?”
孟非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刘震云不想把这顿饭变成应酬,委婉地和他讲呢,于是就给他打包票:“房间里除了服务员进出,没别人。”
见面后,往往两人酒酣耳热地聊上两三个小时,转头过后,谈过些什么忘个一干二净。在孟非来看,这是最酣畅快意的享受。“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愉快。”
“你知道更好的是什么吗?”刘震云对我说,“他来北京找我吃饭,从来不用我买单。”接着又补充一句:“我不断得逞,足见孟老师的憨厚;如果意识到了还不断请客,可见孟老师人品。”
孟非趁机反击:“你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人品吗?”
“我觉得把这种做人的机会让给朋友更加厚道。”刘震云笑着回击。
随着谈话的进行,我逐渐卸下“采访者”的身份,开始享受他俩这种“不着调”的谈话方式。这种“不着调”既是一种说话习惯,也是一种表达策略,他俩都十分擅长用这种“不着调”来消解严肃,再从中产生出新的严肃。消解的,是假模假样的端庄;产生的,是鲜活的个性和生命力。一些饶有兴味的内容,往往在这种东拉西扯中得到了活灵活现的表达。
在《非来不可》的节目里,他们一起走遍了大江南北,但刘震云仍然不忘推广自己的故乡延津。在节目的Q&A环节,工作人员问刘震云,最想推荐大家去的地方是哪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延津。
延津,不仅是刘震云的故乡,也是他小说里核心的地理空间。《一句顶一万句》的两个篇章,分别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化用了《圣经》里“出埃及记”的典故,也赋予了延津一股史诗气质;前两年新出的小说《一日三秋》,也围绕延津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故事展开。
于是我问他,延津这个地理空间对于他的创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刘震云朝我俯了俯身子,郑重地说:“延津最近有一个大举动。”
正当我准备仔细记录的时候,后面的话让我哭笑不得:“孟老师准备到我们西老庄租两三亩地开始春耕秋种,深入基层了!”然后他开始大谈自己如何联系村长,村长又是怎么准备招待孟非等一系列后续事宜。
当我还在分辨这些话里的虚实时,话轱辘又转到了他们村“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故事。
刘震云说,自己有个表弟,生了三个孩子,分别取名叫纽约、巴黎和伦敦。他经常和别人讲,他们村儿有纽约、巴黎和伦敦,旁人惊叹:“刘老师您这话说得好深刻,您的意思是世界在你们村,你们村又在世界。”
“不是,我们村真有仨孩子就这么叫,每天都在村里跑。”他说,村里的广播站(他不忘插一句:“孟老师适合到这里来工作”)经常播报,昨天纽约犯了什么错,被打了,今天伦敦撒了什么欢,也被打了。
孟非这时接腔道:“这仨名字有意思,纽约被打了,伦敦想帮腔,也被打了。牛啊,玩弄世界于股掌之间。”
两人又进入彼此熟悉的磁场当中,哈哈大笑起来。眼见话题朝着脱轨的方向发展,刘震云突然把话锋转向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延津,介入,对于写作者而言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就延津写延津,那顶多是个乡土文学,对写作者没有意义。就如《一句顶一万句》里从外头来的神父老詹,老詹走后来了老孟,延津才会有活力,这就是介入者的重要性。”
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他之前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欲写延津,须有延津之外的因素注入,也就是介入者的出现。是谁来到了延津,激活了五行八作和形形色色的延津因素和因子,诸多因素和因子发生了量子纠缠,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艺术结构问题。”
同样的意思,透过“说话”表现出来,得趣之余,更显得意蕴悠长。
表达者的坚持
相较于刘震云寓言式的表达,孟非说话更为犀利直接,常说些朴实无华的大实话。不过,深谙说话之道的他,在坦诚之余也不失老辣与圆熟。
在我试图挖掘他在平日生活里的状态时,他直言“采访我会让你很沮丧”。他称自己是一个“半退休的俗人”,平时的爱好就是出去玩、喝酒、吃饭。“有哪一件爱好显得很高级,拿得出手的?没有。”
不难从这个回答中感受到他的诚实,但这样“一竿子捅到底”,也无形阻绝了我继续深挖的可能性。
“不着调”既是一种说话习惯,也是一种表达策略,他俩都十分擅长用这种“不着调”来消解严肃,再从中产生出新的严肃。
52岁的孟非,已经找到了一片自己能在其中游刃有余的天地。节目,挑自己感兴趣的上;生活,按自己舒适的节奏过。想说话时,有刘震云这样的“废话搭子”过嘴瘾,不想说话时,便退居于辽阔的精神世界,静静思考。
常有人劝他走出舒适圈,去挑战新的领域,他对此自有一番理直气壮的说辞:“我奋斗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钻进了舒适圈,为什么还要走出去?”
不过,闲适并不意味着松懈,作为“名嘴”,他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有着一套独特且坚固的见解。
孟非说道:“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能够给这个世界提供思想的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康德,屈指可数。再往下,就是能够提供故事的人,比如刘震云,可以把思想放进故事里边,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到了我这个层次,连故事都提供不了,那就只能等而下之,起码提供一种好的表述。”
在他看来,主持人的职责正在于提供一种新的语言规范。“如果做这一行张口闭嘴都是网络热词,什么破防、City Walk,和其他人说一模一样的话,那别人为什么要看你的主持?”
当话题逐渐转向“表达”,我们三人的谈话一改此前的“不着调”,变得严肃正经起来。
孟非不无担忧地表示,同质化的表达方式正在侵蚀主持这个行当,很多新入行者没有塑造表达方式的意识和能力,独立表达的缺失最终会造成见解的缺失。“当你真的对一个事情有看法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发现自己成了人群中的少数。成为少数,就意味着不安全。这时很多人会选择放弃自己的见解,融入人群之中,获得安全感。”
但是,好的见解应当是以说话为业之人最核心的竞争力,有时他会急切地提醒,但呼应者寥寥。
我附和道,当表达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的时候,独立的表达更需要勇气。刘震云立刻纠正我的说法,“重要的不是勇气,而是勇气的来源”。
在他看来,比起逞口舌之快的匹夫之勇,知晓自己的认识究竟有多少分量,知道自己坚持己见的底气在哪里,是更加重要的事情。“遇到观点纷争就上前斗一斗,不如把见解发表在合适的地方。”而作为小说家的他,便是把自己的观点沉入小说之中。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是特立独行的,而不必然是成功的。孔子、苏格拉底等哲人,未必被当时的民众接纳,但他们能够被历史接纳、被时间接纳、被生命接纳。”真正的创见最终都会落在生活的层面,超脱观点的分歧和争论,穿透人群、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藩篱。表达者应该具备更深远的目光。

孟非则很干脆地表示:“我都这把岁数了,我说的话别人要是碰巧喜欢那就太好了,如果不喜欢我也是不会改的。”对于表达,他已经有了通透的认识,如果自己的一些表达无处安放,那就不安放了,“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安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