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心的他们，“造人”有多难？
作者： 施晶晶
“它天天在我身体里头会动，感觉太好了。”田甜感受着腹中孩子的生命力一天比一天强烈，再有几天，这个虎宝宝就要出生了，初为人母的幸福感笼罩着她。
这个小生命来之不易，34岁的田甜盼了5年，是个试管婴儿。
一年前，久备不孕4年之后，田甜接受了辅助生殖，从她卵巢里取出的卵子和从丈夫体内取出的精子，先后两次在几根试管中结合成5个胚胎，最后，这唯一的胚胎成功在她的子宫里着床扎根、幼小又顽强地生长。
这份对“孕育生命”的欣喜，也是孟齐家求而未得的。
2021年4月，他被诊断为无精子症，是男性不育症中最严重的一类，这意味着他很难拥有血缘上的后代。经医学审查的数据显示，这一病症困扰着全球约1%的男性—眼下，孟齐家仍在寻找治疗机会。
另一位女士，学生时代被诊断为“始基子宫”（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这意味着她没有月经来潮，极难受孕。这让她对亲密关系心有不安，害怕因此找不到对象。
广东省生殖医院男科主任、广东省人类精子库主任、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专家张欣宗还记得，二孩政策放开、2016年前后，业内普遍感觉到，不孕不育的门诊量有了明显提升，“大概增加了20%左右”。
不孕不育是全球难题，过去，国内舆论关注和讨论尚显粗疏，但眼下，不孕不育生殖困境成为显性问题，困扰着求子家庭和育龄夫妻，也成为二孩、三孩政策下国家新生人口增长的一个阻碍。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沪豫川粤津等至少12省（市）开始大力发展辅助生殖技术，并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相关规划，回应了群体的生殖困境和诊疗需求。
不孕不育生殖困境得到重视、辅助生殖技术普及，是进步，但与之勾连的观念、技术、伦理，又构成多重现实，让“生育力”和“生殖健康”的话题更显复杂。
一个沉重的追问是：今天，“造人”更难了吗？
“没想到要孩子这么难”
2017年，田甜30岁，和丈夫结婚3年后，开始备孕，但验孕棒上始终没有期待中的两道杠。
夫妻俩去了医院检查，发现丈夫的精子畸形率略高，自己则是一侧输卵管不畅。“但也不会导致不孕，只是不是最优状态，一直没有个明确的原因。”田甜告诉南风窗记者。
田甜和丈夫遵医嘱继续在家试孕，也尝试中药调理，可3年过去仍没有喜讯。
2020年，33岁的田甜急了，距离她预设的35岁生育期限，只剩2年。
和田甜一样，深圳人孟齐家从没想过“不孕不育”会成为人生中的一道坎。
孟齐家已习惯称呼女友为“老婆”，两人原定于2021年5月领证结婚，但4月的一次检查后，婚事就此搁置。
当时，数月没有避孕却没有怀孕迹象，两人去了医院。
孟齐家没等报告结果出来就回家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有问题，去查也是无所谓的”，可刚到家，他就接到医院电话—送检的精液里没有发现精子。
等待的日子，田甜神经紧绷，她向南风窗记者描述了当时的状态：“在家躺着也不敢动，上厕所都害怕把它给冲出来。”
消息像雷一样击中了他：“突然告诉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且是最严重的无精子，对男性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当时就懵了。”
一连几天，他无心工作，趴在电脑前查资料、看前沿技术报告，结果残酷。“药物治疗（取到精子）的成功率只有5%～10%，做手术只有20%～30%。”过低的概率，之后又在上海几位知名医生那里得到了确认。
反复问诊之后，得知情况比想象中更严峻，未婚妻哭了一夜。孟齐家心有愧疚却无能为力，不知如何安慰，未婚妻把孩子看得比事业重要。
情感将两人牵在同一条红线，但不孕的现实困境仍是他们确立婚姻关系、组建家庭的障碍。
结婚，成了两人回避的话题，他更不敢多提“供精生育”的可能。孟齐家认为，这场婚姻的决定权在31岁的未婚妻手中，而他只能被动等待。
主动的，被动的
时间紧迫，田甜等不了了。为避开高龄生产的风险，她和丈夫决定做试管婴儿帮助受孕。
检查、促排、取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的流程以“月”为时间单位展开，医院，田甜一趟趟跑，焦虑，她一遍遍受。
第一次促排时，田甜取出了6颗卵子，但得知只有2个成功受精、只有一颗受精卵具备移植条件时，她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实验室外，她突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辛苦3、4个月花了三四万，别人家有10来次机会，我只有1次机会。”
但她迅速整理好情绪，因为流程还要继续。只用了2～3秒钟，受精卵推进了田甜的子宫，她记得当时的注意力全在肚子上，那种刺痛感像是在暗示她“成了”，但官宣成败的“开奖日”要等到第14天。
等待的日子，田甜神经紧绷，她向南风窗记者描述了当时的状态：“在家躺着也不敢动，上厕所都害怕把它给冲出来。”
尽管小心翼翼，但这个受精卵没能在她的子宫内膜上生根发芽。若顺利扎根的话，临床上人们称这个过程为“着床”。
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2个月后，田甜决心再试一次，因为在她看来，“这已经是最可能成功的选项了”。
第二次尝试，医生更换了方案，但田甜仍只得到了一个胚胎移植的机会。
等不及14天后医院“开奖”，她提前查了孕三项，显示出怀孕迹象，一连几天她睡不好，第7天凌晨3点，她忍不住爬起来测验确认—验孕试纸显出浅浅双杠。她赶紧戳醒一旁打呼酣睡的丈夫，告知喜讯，小夫妻欣喜若狂、抱成了团。
他们仍不安心，直到为他们做试管的医院确认了喜讯。“本以为我会号啕大哭，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但我没有哭，我做了那么多努力，我值得这个结果。”田甜自豪道。
如果把不孕症人群的求子行动看成一场赛跑，田甜和丈夫算是跑在前头的一对夫妻，她目睹着同一时期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因为经济、疾病等各种原因拉开进度差距，有的就落在了后边。
孟齐家就需要时间治疗，他吃了药，寄希望于手术打开睾丸，确认有无精子、有无做试管婴儿的条件，又或等待干细胞疗法尽早应用。
治疗的不确定性加深了他的困境，他说：“不知道结果、只是漫长地治疗，永远在等。”
他不知道未婚妻还愿意等多久，自己什么时候能有完整的家庭。在他认识的病友里，有人不受阻碍地照常结婚，有夫妻手术无望后接受了供精，孟齐家感动、羡慕，却不敢强求未婚妻，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尊重。
对孟齐家来说，另一个隐忧是，未婚妻已经31岁了，时间不多了。
“我们都有点身不由己。”孟齐家感慨道。
模糊的成因
当生殖困境激化婚姻家庭的矛盾，身处其中的男男女女探究生命的起源，才意识到：怀孕不是小事，也并非易事。
生物学也告诉我们：自然状态下，精子和卵子鹊桥相会，并不浪漫。
若单月尝试怀孕，一位健康且有生育能力的 30 岁女性的怀孕概率为20%，这是美国生殖医学院《年龄与生育能力》患者指南的解释。不过，“一年之内，（30岁以内、生育能力）正常人群怀孕的概率是85%”，张欣宗告诉南风窗记者。世卫组织对“不孕症”的定义，以“一年以上无避孕性交后未孕”作为参考时间。
在这一概率基础上，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还伴随着疾病风险。比如，输卵管阻塞、卵巢疾病、内分泌失调都是被WHO点过名的“拦路虎”。
导致不孕的病因诊断相对明确，但成因却很模糊。
孟齐家因“无精子症”卡在了孕育的起点。咨询医生时，孟齐家得到了三种可能性：青春期发育问题、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
尽管捐精和献血类似，但世俗观念仍然无法坦然地给二者画上等号。“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肯定不希望走（供精）这条路。”孟齐家说。
孟齐家没法把这些和自己的过往经历完全对应起来。只是做平台研发工作的他，加班熬夜、久坐、咖啡外卖，“我应该都占了”。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
统计学用“概率”来解释他的疑问。但也有个别观点认为，或许还有没被认识的更关键的致病因素。
“不孕症”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有待明确之前，更多数据持续发出预警。
一边是女性初育年龄推迟。国家统计局2018年披露，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提高到26.8岁，求二孩、三孩，高龄产妇也在强化着“年龄，是生育的敌人”的危机感。
另一边，精子质量在衰退。2016年，国内最大的精子库“中信湘雅”就披露，捐献者合格率已从2006年的45.9%下降至2015年的17.7%。当然，也有提醒称，仍需考虑地区差异。张欣宗就告诉南风窗记者，粤地的捐精合格率没有明显异常波动。整体和局部的数据差异，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
科学研究仍在推进，人类对生殖的迷思没有停止，掌控它、改善它的能力也在加强。
希望常在
通过“做试管婴儿”，田甜和丈夫共同孕育了新生命，实现了为人父母的心愿。
田甜当初之所以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了“试管婴儿”，主要是看重它更高的成功率。“成功率一般在50%～60%。”张欣宗告诉南风窗记者，但具体区分，“试管婴儿”分为3代技术，适用于不同人群，成功率随病因、年龄不同有较大差异。
担任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专家的张欣宗介绍，一代试管婴儿技术，针对女方因素为主的不孕患者，二代针对男方精子问题引起的不孕；三代技术针对遗传性疾病患者，帮助筛选健康的胚胎。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试管婴儿，目前的不孕症治疗方案，这是最后的手段。”张欣宗还提醒，在选择辅助生殖之前，临床上还有很多药物、其他手术治疗方案，且“不孕症”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生殖能力。
但现实中，在年龄危机和卵子精子不多的窗口期中，不孕症就诊者仍然无法避免“求快图省事”的生殖选择。
孟齐家也曾了解过“试管婴儿”解决他“无精子症”困境的可能性，但也是他们目前回避的一种。
和田甜夫妇不同的是，不得已时，孟齐家和爱人考虑过陌生人“双盲供精”的可能性，他还曾为此给未婚妻写过一份保障孩子权益的财产协议。
在广东省人类精子库，主任张欣宗告诉南风窗记者，以1毫升为标准计量单位，库里储藏着8万份精液，储存时间最长的样本有18年。精子们被冷冻在一个个液氮罐中，一边是待检HIV的存放区，一边是通过半年HIV复检的外供区。
精子库需严格遵循筛选、体检、精液采集、HIV血液复查等一系列规范，存储高质量的待供精子，作为不孕不育患者治疗手段。
用于辅助生殖时，更要遵循“捐精者-受捐者双盲”的使用规范，捐精志愿者不会知道自己的精子用给了谁，受捐者也不会了解到捐精者个人身份信息，保护双方隐私。“库里的精子是一批批给到生殖中心，用编号代替姓名。”张欣宗说。
“现在一年使用量大概是五六千份，库存很充足。”张欣宗介绍道，针对就诊者的“定制”需求，除了捐精者血型之外，身高、籍贯，甚至五官相似度，都可以进行“非照片式”的后台数据比对筛选。
但对孟齐家和未婚妻，阻碍不在于技术和资源，而是来自观念和伦理的心理障碍，他不能代她接受。
尽管捐精和献血类似，但世俗观念仍然无法坦然地给二者画上等号。“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肯定不希望走（供精）这条路。”孟齐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