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活着，都不容易

壬寅虎年，小县城的春节浸润在雨水之中，像是应景一般，家乡那些曾经面目模糊的人和事，前所未有地现出清晰轮廓，摇撼我心。

在外7年，一年一回，从大城市到小县城，加上今年又换了新家，陌生和困惑于我，比往年更强烈。

岁岁年年，人还是那些人，但这一个年，那些难以割舍的关系和情感集中向我涌来，与亲友彼此观照中那些微妙的变化和冲突，几次让我不知所措。

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告诉我：活着，都不容易。

朋友，你在哪里

见个朋友，不容易；找到能一起说话、一起玩的人不容易；找到能和你一起尽兴而归的人更难。

每逢过年回家，有两个朋友一定要见，每年我都主动约。

曾曾是我的高中同桌，我和她最先在她家见面；小林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和他在KTV见面。

见面不易，说的主要是小林。

见小林的前期准备是件麻烦事，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我和小林只在小学同班过一年，但他是我联系时间最久的朋友，分外珍惜。因为是异性朋友，又因为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且我认识，我不方便单独约他，就要把他女朋友也叫上，而我就要再叫上另外的同伴，以免自己变成电灯泡，最后就总是变成大杂烩，基本4个人以上，这几年，都是这样。

我想听他讲过去一年在乡镇基层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但在一群人中间，我问不到，讨论的只是一些公共话题，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见曾曾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她可以来广州找我，我可以去厦门找她，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去游乐场、旅游，我们可以聊很多私密的事。但和小林，不可以。成年之后，保持距离成了我维护这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事，而很多场景成了非恋人异性朋友之间隐形的禁忌，去哪里见面成了费脑的事，毕竟小县城就那么点大。

小学初中那会儿，不需要考虑这些，我俩相互串门、上门蹭饭还是很自然的事情。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俩都自觉地在外面组团搭伙见面，毕竟春节请异性朋友登门，父母四目之下，审视的目光也变得异样。

今年我和他在KTV见面，一起来唱歌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我的朋友曾曾，以及两位特殊朋友。我对KTV唯一的恐惧就是会错意，这种恐惧只会在比较熟的异性朋友身上出现，更容易在家乡发生。

我是看着古早偶像剧长大的，所以会唱得多是情情爱爱的歌，有些歌真是随便点的，但一唱真有被误解的风险，在那些直白抒情的歌词里，在熟悉的异性面前，少年时那点莫名的情愫和回忆会突然被勾出来，破坏如今本就小心维护的距离，制造尴尬。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和小林有一次安静深入的交流、听他的故事，但再约了两次，都没能成行。最后他回：“没事，再约时间”，这条消息往年他也发过，而我清楚，这句话意味着，要等到下一个春节—我意识到，有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面。

我依然珍惜并信任小林，但也在学习保持距离，适应新的友谊现实。

突然闯入的外人

成年人的社交终究不同于学生时代的关系往来，这是我从小林身上学到的，对这句话更深的体会，是通过小林和KTV聚会上的一位特殊朋友认识到的。

这位特殊的朋友叫阿君，我通过小林认识他，他俩的交情很深。小林不理解，我和阿君不算熟，为什么邀请他，他质疑我：交情不够，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一下子被问懵了。

我从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尝试着梳理，告诉他，我首先是在履行一个承诺，因为去年和前年，阿君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许诺“要请他吃饭”，这话并不是客套，但似乎只有我当真。

我意识到，有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面。

我想得很简单，年轻人正儿八经围桌动筷太无趣，唱K是比较自由的场合，可以唱、可以听、可以吃吃喝喝，愿意你就来，不愿意你就拒绝，不需要太多弯弯绕绕，但小林觉得我“动机不纯”，我没能说服他。

同样是去KTV，在广州，我和同事一起约并不费劲，怎么回了家，就变得这么复杂，我不理解。

那晚是一个让我困惑的聚会，女生在唱歌，男生在喝酒，少有交集，倒是应了一首《不醉不会》，一边不喝所以不醉，一边没兴趣唱不会。

我困惑地看着他们在冷天一瓶又一瓶灌啤酒下肚，然后轮流跑洗手间，一个男生喝完了才说其实“没人喜欢喝”，这更让我满脑子问号。我寻求理解，小林告诉我，男生玩的方式和女生不一样，他没有具体解释。

我发现，原来并不是见了面就可以玩在一起，成年之后，每个人的圈子似乎趋于固定，有它自己的规则。当晚，我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外人，但被挡在边界之外，或许这是场面尴尬、不能尽兴的根源。

原来光是春节，并不足以构成成年人相见的理由，定是交情或者充分的动机，才让我们聚到一起。学生时代，我们向外探索，拓宽社交边界，但成年人社会关系，边界分明确定，并不轻易接纳新人。

虽未能尽兴，但我没有不快，谈不上失落或者孤独。事后我兴奋地给曾曾发去一条消息：真实的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表情言语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形象，给了我很多“意料之外”。

我知道，这叫作“人情世故”，活在其中，有时人会很累，但思维的碰撞让我兴奋，我乐于领悟它，但也仍想做个“敞亮豁达的人”。

不去改变

回家之后，家乡长辈用他们的遭遇向我传授着生活的真谛：生活不易，人要现实和务实地向前看。茶余饭后，他们的经历围绕着“婚姻和家庭”展开。

大年初六，被催婚多年的堂哥去定亲了，主要是谈彩礼。女方要价43万元，还要50个大洋（价值约4万～5万元），男方为酒席费用和金银首饰买单。

这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堂哥的积蓄负担不起，因为他还背着房贷，就要靠长辈支援。我的父亲叔伯一辈都是从乡村进县城的第一代，家家户户多少都背着贷款，没什么闲钱，钱从哪里凑，就成了问题。

当天，这门亲事最终是谈下来了，女方同意彩礼先打20万元欠条，但有附加条件，如果女方哥哥的亲事也谈妥了，欠条只能打15万元，他们娶媳妇也急需用钱。这像是一桩买卖，而女孩子似乎吃了亏。

想到堂哥一家的负担，再想到被催找对象的自己和爱护着我的爸妈，听叔伯们很现实地议论着彩礼中“大洋”的单价是800元还是1200元，能怎么筹钱，夹缝中的我再次不知所措，只有一句空洞的感慨：“这么高的彩礼钱，对男方女方都是沉重的负担。”

我听着他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架里，现实地计量着解决眼下具体的问题，不去想这个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如何突破和改变，但又发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的是人。”—叔叔的这句话给了我安慰—人比钱重要。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在“天价卖女儿”的话语里，剥开了它“物化”“量化”的外壳，在里面找到了对人的尊重。

定亲之后，结婚是顺水推舟，而在外婆家，我管窥到了婚姻潜在的风险。

大年初四，姨丈和外公在农家院子里聊天，小姨和外婆在厨房说体己话。外婆拉下小姨的右肩，一块青紫色的瘀痕露了出来，我这才把小姨嘴角上的淤青和家暴联系起来，而我又知道了，外婆年轻时也被外公家暴，这两件事冲击着我—家暴竟离我这么近。

小姨眼圈泛红，压低声音说话。伤害是在过年前，她发现了姨丈出轨的痕迹。小姨认识那个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两个孩子，她曾给姨丈他们打过工，小姨给她打过电话质问，很快挂断，号码被拉黑。小姨找姨丈理论，但他对此否认辩解，言语冲突升级成肢体冲突，姨丈抓起小姨的头发往墙上撞，淤青就是这样烙下的。

平时看着温和大方的姨丈为什么对妻子疯狂动手？外婆和小姨只归结为“姨丈脾气太坏”，这显然不是答案。“他说平时在外面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嫌弃我在他回家了还一直唠叨找茬儿。”小姨转述了一点线索。

在家里人看来，姨丈是有出息的人，很会赚钱，他有很多套房子，还在厦门岛内买了房，两年前，小姨带着两个孩子在厦门上学，平时姨丈和要高考的大儿子留在县城，一家五口两地分居，孩子放假了才能较长时间团聚，小姨称自己是“全职保姆”，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

学生时代，我们向外探索，拓宽社交边界，但成年人社会关系，边界分明确定，并不轻易接纳新人。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外婆想找我爸来质问，而我该去警告我的姨丈吗？小姨说问了也没用，我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问了会引发更多家暴吗？家门一闭，我们这些亲人，远水怎么救近火？

姨丈动手那天，两个较小的孩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对眼前的疯狂没有意识，只有大儿子冲上去，攥住了父亲胸前的衣领，说：“小时候你就打妈妈，现在还敢打！”后来我知道了，多年前，小姨一个人喝掉了一瓶白酒，她被送去医院，两天才醒过来。

小姨选择了妥协，她说自己不会再指责姨丈，放任他去了，守着孩子，她的眼泪没有落下。

我家相册里有一张小姨的照片，她一个人穿着白色婚纱，戴着头纱，笑容洋溢着少女的活力，如今，那样的笑容我再没见过—嘴巴依然可以笑，但眼神不会骗人。

离开外婆家，驾驶座上的姨丈和来时一样，没有说一句话。

在我家停留的时候，小姨和姨丈各自照常和还不知情的爸妈聊天，送走他们的时候，父亲说起，姨丈那么会赚钱，小姨穿的衣服也更高档了，小姨笑了。

那一天，我毫不怀疑，人们的生活都有所掩饰。

一碗一世界

房子是婚姻和家庭的物质载体，但对很多家庭，它首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的堂姑一家，去年在县城买了二手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背上了30多万元房贷交了首付，月供就占去约2500元；又赶上大儿子去职高读书，学费一年要7000元；之后，堂姑丈的母亲查出了胃癌，光去福州手术就花了7万元，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现在还要定期在县城化疗，又是一大笔支出，还得分身照顾。夫妻俩都只是普通的零工，这每一笔账，都沉。

饭桌上，堂姑丈说起他被拖欠的一笔2000元工钱，这份活计只有口头承诺，维权很难。堂姑丈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又陷入了窘境，我没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只知道，没有劳务合同，光靠赌别人的信誉，揽一份差事，对他们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我仅有的建议，是告诉他“尽可能”签订协议，这样才有申请劳动仲裁的条件，但我也很清楚，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很多活计，他们是靠口头人情得来的，而协议无情，面子上过不去，并且—永远不要低估勤劳的做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的可能性而甘愿冒的险、承的情。

讨生活的强烈意志驱动下，他们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他们心有不安：如果我不做，总会有别人拿去做，那钱就是别人挣了。做工人的顽强、脆弱和心酸，都在其中。

这个春节我两次见到堂姑，她的脸上一片愁云，母亲也说，她的面色都黑了。倒是堂姑丈举着酒杯，说着加油打气的话。

生活是一个系统，它底色悲凉，而每个家庭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困境也从不单一孤立地存在，但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只要提着一口气，生活就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