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活着,都不容易
作者: 陆茗
壬寅虎年,小县城的春节浸润在雨水之中,像是应景一般,家乡那些曾经面目模糊的人和事,前所未有地现出清晰轮廓,摇撼我心。
在外7年,一年一回,从大城市到小县城,加上今年又换了新家,陌生和困惑于我,比往年更强烈。
岁岁年年,人还是那些人,但这一个年,那些难以割舍的关系和情感集中向我涌来,与亲友彼此观照中那些微妙的变化和冲突,几次让我不知所措。
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告诉我:活着,都不容易。
朋友,你在哪里
见个朋友,不容易;找到能一起说话、一起玩的人不容易;找到能和你一起尽兴而归的人更难。
每逢过年回家,有两个朋友一定要见,每年我都主动约。
曾曾是我的高中同桌,我和她最先在她家见面;小林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和他在KTV见面。
见面不易,说的主要是小林。
见小林的前期准备是件麻烦事,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我和小林只在小学同班过一年,但他是我联系时间最久的朋友,分外珍惜。因为是异性朋友,又因为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且我认识,我不方便单独约他,就要把他女朋友也叫上,而我就要再叫上另外的同伴,以免自己变成电灯泡,最后就总是变成大杂烩,基本4个人以上,这几年,都是这样。
我想听他讲过去一年在乡镇基层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但在一群人中间,我问不到,讨论的只是一些公共话题,一对一面对面交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见曾曾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她可以来广州找我,我可以去厦门找她,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去游乐场、旅游,我们可以聊很多私密的事。但和小林,不可以。成年之后,保持距离成了我维护这段关系里最重要的事,而很多场景成了非恋人异性朋友之间隐形的禁忌,去哪里见面成了费脑的事,毕竟小县城就那么点大。
小学初中那会儿,不需要考虑这些,我俩相互串门、上门蹭饭还是很自然的事情。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俩都自觉地在外面组团搭伙见面,毕竟春节请异性朋友登门,父母四目之下,审视的目光也变得异样。
今年我和他在KTV见面,一起来唱歌的还有他的女朋友、我的朋友曾曾,以及两位特殊朋友。我对KTV唯一的恐惧就是会错意,这种恐惧只会在比较熟的异性朋友身上出现,更容易在家乡发生。
我是看着古早偶像剧长大的,所以会唱得多是情情爱爱的歌,有些歌真是随便点的,但一唱真有被误解的风险,在那些直白抒情的歌词里,在熟悉的异性面前,少年时那点莫名的情愫和回忆会突然被勾出来,破坏如今本就小心维护的距离,制造尴尬。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和小林有一次安静深入的交流、听他的故事,但再约了两次,都没能成行。最后他回:“没事,再约时间”,这条消息往年他也发过,而我清楚,这句话意味着,要等到下一个春节—我意识到,有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面。
我依然珍惜并信任小林,但也在学习保持距离,适应新的友谊现实。
突然闯入的外人
成年人的社交终究不同于学生时代的关系往来,这是我从小林身上学到的,对这句话更深的体会,是通过小林和KTV聚会上的一位特殊朋友认识到的。
这位特殊的朋友叫阿君,我通过小林认识他,他俩的交情很深。小林不理解,我和阿君不算熟,为什么邀请他,他质疑我:交情不够,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一下子被问懵了。
我从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尝试着梳理,告诉他,我首先是在履行一个承诺,因为去年和前年,阿君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许诺“要请他吃饭”,这话并不是客套,但似乎只有我当真。
我意识到,有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也只有一面。
我想得很简单,年轻人正儿八经围桌动筷太无趣,唱K是比较自由的场合,可以唱、可以听、可以吃吃喝喝,愿意你就来,不愿意你就拒绝,不需要太多弯弯绕绕,但小林觉得我“动机不纯”,我没能说服他。
同样是去KTV,在广州,我和同事一起约并不费劲,怎么回了家,就变得这么复杂,我不理解。
那晚是一个让我困惑的聚会,女生在唱歌,男生在喝酒,少有交集,倒是应了一首《不醉不会》,一边不喝所以不醉,一边没兴趣唱不会。
我困惑地看着他们在冷天一瓶又一瓶灌啤酒下肚,然后轮流跑洗手间,一个男生喝完了才说其实“没人喜欢喝”,这更让我满脑子问号。我寻求理解,小林告诉我,男生玩的方式和女生不一样,他没有具体解释。
我发现,原来并不是见了面就可以玩在一起,成年之后,每个人的圈子似乎趋于固定,有它自己的规则。当晚,我像一个突然闯入的外人,但被挡在边界之外,或许这是场面尴尬、不能尽兴的根源。
原来光是春节,并不足以构成成年人相见的理由,定是交情或者充分的动机,才让我们聚到一起。学生时代,我们向外探索,拓宽社交边界,但成年人社会关系,边界分明确定,并不轻易接纳新人。
虽未能尽兴,但我没有不快,谈不上失落或者孤独。事后我兴奋地给曾曾发去一条消息:真实的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表情言语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形象,给了我很多“意料之外”。
我知道,这叫作“人情世故”,活在其中,有时人会很累,但思维的碰撞让我兴奋,我乐于领悟它,但也仍想做个“敞亮豁达的人”。
不去改变
回家之后,家乡长辈用他们的遭遇向我传授着生活的真谛:生活不易,人要现实和务实地向前看。茶余饭后,他们的经历围绕着“婚姻和家庭”展开。
大年初六,被催婚多年的堂哥去定亲了,主要是谈彩礼。女方要价43万元,还要50个大洋(价值约4万~5万元),男方为酒席费用和金银首饰买单。
这是一笔很高的费用,堂哥的积蓄负担不起,因为他还背着房贷,就要靠长辈支援。我的父亲叔伯一辈都是从乡村进县城的第一代,家家户户多少都背着贷款,没什么闲钱,钱从哪里凑,就成了问题。
当天,这门亲事最终是谈下来了,女方同意彩礼先打20万元欠条,但有附加条件,如果女方哥哥的亲事也谈妥了,欠条只能打15万元,他们娶媳妇也急需用钱。这像是一桩买卖,而女孩子似乎吃了亏。
想到堂哥一家的负担,再想到被催找对象的自己和爱护着我的爸妈,听叔伯们很现实地议论着彩礼中“大洋”的单价是800元还是1200元,能怎么筹钱,夹缝中的我再次不知所措,只有一句空洞的感慨:“这么高的彩礼钱,对男方女方都是沉重的负担。”
我听着他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框架里,现实地计量着解决眼下具体的问题,不去想这个框架应该是什么样,如何突破和改变,但又发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的是人。”—叔叔的这句话给了我安慰—人比钱重要。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在“天价卖女儿”的话语里,剥开了它“物化”“量化”的外壳,在里面找到了对人的尊重。
定亲之后,结婚是顺水推舟,而在外婆家,我管窥到了婚姻潜在的风险。
大年初四,姨丈和外公在农家院子里聊天,小姨和外婆在厨房说体己话。外婆拉下小姨的右肩,一块青紫色的瘀痕露了出来,我这才把小姨嘴角上的淤青和家暴联系起来,而我又知道了,外婆年轻时也被外公家暴,这两件事冲击着我—家暴竟离我这么近。
小姨眼圈泛红,压低声音说话。伤害是在过年前,她发现了姨丈出轨的痕迹。小姨认识那个女人,她没有结婚,但有两个孩子,她曾给姨丈他们打过工,小姨给她打过电话质问,很快挂断,号码被拉黑。小姨找姨丈理论,但他对此否认辩解,言语冲突升级成肢体冲突,姨丈抓起小姨的头发往墙上撞,淤青就是这样烙下的。
平时看着温和大方的姨丈为什么对妻子疯狂动手?外婆和小姨只归结为“姨丈脾气太坏”,这显然不是答案。“他说平时在外面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嫌弃我在他回家了还一直唠叨找茬儿。”小姨转述了一点线索。
在家里人看来,姨丈是有出息的人,很会赚钱,他有很多套房子,还在厦门岛内买了房,两年前,小姨带着两个孩子在厦门上学,平时姨丈和要高考的大儿子留在县城,一家五口两地分居,孩子放假了才能较长时间团聚,小姨称自己是“全职保姆”,为这个家牺牲了很多。
学生时代,我们向外探索,拓宽社交边界,但成年人社会关系,边界分明确定,并不轻易接纳新人。
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外婆想找我爸来质问,而我该去警告我的姨丈吗?小姨说问了也没用,我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问了会引发更多家暴吗?家门一闭,我们这些亲人,远水怎么救近火?
姨丈动手那天,两个较小的孩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对眼前的疯狂没有意识,只有大儿子冲上去,攥住了父亲胸前的衣领,说:“小时候你就打妈妈,现在还敢打!”后来我知道了,多年前,小姨一个人喝掉了一瓶白酒,她被送去医院,两天才醒过来。
小姨选择了妥协,她说自己不会再指责姨丈,放任他去了,守着孩子,她的眼泪没有落下。
我家相册里有一张小姨的照片,她一个人穿着白色婚纱,戴着头纱,笑容洋溢着少女的活力,如今,那样的笑容我再没见过—嘴巴依然可以笑,但眼神不会骗人。
离开外婆家,驾驶座上的姨丈和来时一样,没有说一句话。
在我家停留的时候,小姨和姨丈各自照常和还不知情的爸妈聊天,送走他们的时候,父亲说起,姨丈那么会赚钱,小姨穿的衣服也更高档了,小姨笑了。
那一天,我毫不怀疑,人们的生活都有所掩饰。
一碗一世界
房子是婚姻和家庭的物质载体,但对很多家庭,它首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的堂姑一家,去年在县城买了二手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背上了30多万元房贷交了首付,月供就占去约2500元;又赶上大儿子去职高读书,学费一年要7000元;之后,堂姑丈的母亲查出了胃癌,光去福州手术就花了7万元,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低,现在还要定期在县城化疗,又是一大笔支出,还得分身照顾。夫妻俩都只是普通的零工,这每一笔账,都沉。
饭桌上,堂姑丈说起他被拖欠的一笔2000元工钱,这份活计只有口头承诺,维权很难。堂姑丈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又陷入了窘境,我没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只知道,没有劳务合同,光靠赌别人的信誉,揽一份差事,对他们意味着多大的风险。
我仅有的建议,是告诉他“尽可能”签订协议,这样才有申请劳动仲裁的条件,但我也很清楚,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很多活计,他们是靠口头人情得来的,而协议无情,面子上过不去,并且—永远不要低估勤劳的做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的可能性而甘愿冒的险、承的情。

讨生活的强烈意志驱动下,他们把自己摆在很低的位置,他们心有不安:如果我不做,总会有别人拿去做,那钱就是别人挣了。做工人的顽强、脆弱和心酸,都在其中。
这个春节我两次见到堂姑,她的脸上一片愁云,母亲也说,她的面色都黑了。倒是堂姑丈举着酒杯,说着加油打气的话。
生活是一个系统,它底色悲凉,而每个家庭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困境也从不单一孤立地存在,但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只要提着一口气,生活就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