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鲐背老者的超越与忧愁
作者: 董可馨 王小豪
已92岁高龄的许倬云,丝毫没有松懈下来的意思。
他于今年4月完成了《万古江河》的续编;两年前,在疫情背景下,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同大陆学人进行了十次谈话,最近集结为新书出版。
其中,他所谈话题包罗万象。
他谈中国瘟疫史,着重于瘟疫对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影响,提示“瘟疫从来不只是一个医学或科学问题,一开始就有其社会性和政治性,瘟疫肆虐的地方,人口结构会被改变,政治秩序可能被推翻”。
谈美国问题,他批评特朗普时期的“政治瘟疫”——执政者牢牢抓住权力不放,对外四面树敌、对内任性胡为——远比病理性疫情更令人担心;
谈人工智能,他希望人不要把自己主动找课题的能力和权利都放弃了,要能提出有价值、有突破性的问题供人工智能分析、处理。
2022年4月13日,在美国匹兹堡,许倬云通过录制视频接受了南风窗的邀访。屏幕那头,他穿着格子衬衫,套上一个羽绒夹克,打理得干净,整个人精气神很足。
尽历社会变迁,见识过人间百态,他难得地拥有了一种当代人罕有的跨文化与穿越时代的视角。我们所聊的话题涉及了知识与行动、现代与传统、科技与社会等。
令人意外的是,在采访结束的第二天,许倬云主动提出要对问题进行补充回答。那个勾起他谈兴的问题,也许击中了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他的中国情愫和一生经历。
他一口气又谈了近半个钟头,回顾自己横贯几个政权时期的经历,讲到抗战时期最穷苦的日子,母亲要替“外交机构”做点心招待外宾、补贴家用;哥哥从餐厅里的菜板上刮了油,带了辣子和盐,拌饭给他和弟弟吃。谈至动情,眼中泪光闪烁明灭。
远隔重洋,我们虽未能亲见,但那一刻,深情穿透屏幕,令见者动容。
“中国事是我的事,我认真得很!”访谈中,他对此着重强调了两遍,一字一顿,音调提高,神情认真。
这位历经世间百态的老人,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中国,也把他的中国融入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这个中国,都将如他钟情的江河,奔流万世,生生不息。
家与国
变动,是许倬云一生的主题。
他的童年时期,恰逢日本入侵,国家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战火、饥饿、恐惧等切身经验,深入骨血。
他回忆战乱之中的离乱岁月:逃亡途中,看见日本人扫射难民;有些人逃难路上,体力衰竭就倒毙途中,旁人走过都没余力埋葬;伤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没有药,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
“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快乐不起来。”许太太说,八十岁以后,他时常回顾逃亡的经历,一讲就忍不住哭。
他的父亲做过海军军官,一生骄傲的,是缴过德国人的两条军舰和俄国人的一条军舰,也陪孙中山巡视过江防。他的父亲提出在象山港建立海军基地的建议,后来也被孙中山写进了《建国大纲》。孙中山写过一条横幅送给他父亲。
饶是这种家庭出身,在战乱时期,也过得很困苦。
物资总是匮乏。采访中,他说:“除了外宾以外,没有人吃饱的。”家里的情形是,钱不够用,他常常在夜里听母亲计算————明天可以有几个钱用?数来数去,就几张钞票、几枚硬币,叫人发愁:明天一天的菜钱怎么办?
他回忆战乱之中的离乱岁月:逃亡途中,看见日本人扫射难民;有些人逃难路上,体力衰竭就倒毙途中,旁人走过都没余力埋葬;伤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没有药,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
苦、穷、累、怕,都经历过,知道是什么滋味,那是“生命不知何处,安顿不知何处”,但他始终“有股气撑着”,否则要做亡国奴了。
在他那一代人之前,一个中国人,或许知道宗族、知道村子、知道朝廷,但哪晓得国家是什么、民族是什么。只是当某一天,飞机、大炮突然呼啸而来,敌人以国家的面目迫近,危及生存,自己的国家才变得具象,感情也自然依附上去。
“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位的。”对于那时有过战乱经历的许倬云来说,一个很容易接受的道理是:国家和个人的生死利益系于一体,没有国家,个人何以保全?
钱穆在逃亡途中著《国史大纲》;余光中于台湾满怀热忱抒乡愁;黄仁宇在美国写回忆录《黄河青山》;或许进路不同,但那代人共享了同一种情感底色,对国家的深厚感情自然得“不容怀疑”。
后来他到了台湾,同样眼见国民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的台湾社会也刚经历过苦难,一片残破。在一穷二白三不济的情形下,克服困难,慢慢整顿到可以过日子,再到可以做一些建设,乃至收获一点百姓的满意。
因这种困苦经历生发出的感情,他对后来大陆所走过的路表达了理解,在采访中说:“我知道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对于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活的,后人生在太平日子,生计和安全都不复成为问题,民族和国家在日常意识里便自然隐遁了。对儿子,他也自知“不能把自己所沉溺而他不了解的家国之思强加在他身上,每次面对他时,以他的处境为前提”。
但他的家国思考,没有停留在同理心式的豁达理解,走得很深。
人与群
关于人与群的关系,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比喻:
“人类是动物,是跟猴子一样的动物。很少有孤独的猴子,猴子是成群的。虽然猴群里面有被欺负的小猴子,但群猴在一起了,它的生存要靠猴群。聪明的猴子会利用小猴子,人基本就是动物,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进入人生后半程的许倬云,对于群体,仍保有深挚感情,但思考更为冷峻。
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许倬云的求学、教学、治学生涯,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度过,在那里,他广泛接触中外学人,交了不少各国朋友。其中,有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迫害的日本教授,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他们虽生在法西斯国家,但反对给世界招致灾难的国家主义。
与他们的交往,促成了许倬云思想的转变。50岁之后,他已反思到,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他依然反战,伤痛刻骨铭心,但他理解普通人的难。
时代会强人所难,群体也会迫人窒息,但人要始终记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采访中,他谈到的两句话,可看作人与群辩证关系的极好概括:
其一、“群体是生命之所在。”
其二、“你决定着群体给你的意义。”
我从群体中来,但我并非群体的附属物,非要有个健全的我,而后才能和群体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种意识渗透进许倬云的学术生命,立起了他关怀个体的原则。“写《万古江河》时,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只写老百姓。”
他走得很远,已经不拘束于一地一群,而是把自己置于广阔的天地人间,与万物生灵相联结。
许倬云曾为北岛的《青灯》写过一首诗,诗名就叫《读北岛〈青灯〉有感》,其中有诗句:
当满天光束纵横/投情梭,纺慧丝/编织大网,铺天盖地/将个人的遭遇,归于诗人青灯的回忆/将生民的悲剧,谱进不容成灰的青史/再撒上鲛人的泪滴/如万点露珠/遍缀网眼/珠珠明澈,回还映照/一见万,万藏一/无穷折射中/你我他/今昔与未来/不需分辨,都融入N维度的无限。
他的心境是:“拿自己作为起点,用佛家的因陀罗网——因陀罗网是无所不包的大网络——网络上每一个点都有一颗明珠,每颗明珠是完美的透光,完美的反照。所以,一颗珠子看见别颗珠子,从别颗珠子回头看见自己,珠珠相印,任何一颗珠子是反映全宇宙,你自己的心,如能去障去蔽,就能玲珑剔透,就能反映全世界的心。”
限制与超越
许倬云是双胞胎,孪生弟弟许翼云身体健全,而许倬云出生时手脚却是弯的,肌肉一直未能发达,需要借助拐杖和轮椅才能行动。
我从群体中来,但我并非群体的附属物,非要有个健全的我,而后才能和群体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样的他,不像一般的天真孩子,“七岁时,就有悲苦之想”。但他没有陷溺于弱者的自怨自怜,反而在旁观者位置,获得了常人不具备的视角。
他还年幼时,家人常放他在走廊晒太阳。他坐竹凳上,一晒就是两三个钟头,等家人想起来了,他才被搬进房。
动弹不得,他也不无聊,只觉“有意思得很”。他看蚂蚁怎么搬家;想蚂蚁为什么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为什么日影今天照在树上,跟昨天不一样。
1957年,他去芝加哥大学念博士,从台湾到美国,坐56天货船,和船员一起过日子,他甘之如饴。读小说、晒太阳、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荧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
他喜读武侠,对金庸前后的武侠小说,如数家珍,相当熟悉;他的学养来源很杂,戏称自己练的是“百花错拳”;他还爱好昆曲,曾为白先勇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撰写序文《大梦何尝醒》。
他似乎有一项独特的天赋,当身体、环境或时代对他形成挤压时,他能自建宇宙、四散触角、找出新路,绝不把自己从世界中孤立,即使是庸常生活,也能品尝出真味和趣味。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流露出孩子般的状态,讲着讲着,会突然不由自主地笑起来,眼睛眯得弯弯的,皱纹也跟着笑,慈祥、亲切、憨态可掬,像个老小孩。
“full alert。”认真起来,他又会以劝告后辈的口吻说:“我盼望每个人,脑子永远保持激动。要常常好奇、常常反思、常常警觉、常常回顾、常常检讨。这样,日子才有意义。”
肉体的桎梏、伤痛于他不是限制,他的头脑、他的生命经验、他的人格精神,熔铸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许倬云的人格魅力。
而这种人格,在人间并不孤独——他遇到了太太孙曼丽,他们彼此吸引、靠近、结合,心心相惜,携手一生。
在《十三邀》里,孙曼丽如此描述他们的相伴:“他追求完美,不认为他身体的不完美影响到他人的完美,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我们两个上街买菜,都牵着手走路。”
而太太对他也是如此的重要,2021年9月7日,他与混沌学园对话时说:“我没认识曼丽以前,我不晓得天下还有更完全的路,等到看见曼丽了,我看见星星亮起来,看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下,就觉得非她不可。这样一结合,就把两个天下满足了。”

普通人与大历史
许多老一辈读书人心中有天下。他们身上普遍汇集了三种特质:浓厚的家国情怀,大问题意识,以及启蒙济世的使命感。
学术与生命相互滋养,方能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鲁迅一生的骨头都是硬的;胡适一生致力于在中国提倡、普及德先生和赛先生;钱穆、吕思勉、范文澜耗费心血,以一己之力撰述中国通史;陈寅恪研究历史,关怀不在历史本身,而是与他本人的处境相映。
这种学人传统,延续到历史学家葛兆光这辈人身上。在接受《十三邀》访谈时,葛兆光也谈到这个问题。他更偏好研究大问题,书写大历史。而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或者出于反叛,或者出于兴趣,把目光放在了更细小、专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