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鲐背老者的超越与忧愁

已92岁高龄的许倬云，丝毫没有松懈下来的意思。

他于今年4月完成了《万古江河》的续编；两年前，在疫情背景下，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同大陆学人进行了十次谈话，最近集结为新书出版。

其中，他所谈话题包罗万象。

他谈中国瘟疫史，着重于瘟疫对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影响，提示“瘟疫从来不只是一个医学或科学问题，一开始就有其社会性和政治性，瘟疫肆虐的地方，人口结构会被改变，政治秩序可能被推翻”。

谈美国问题，他批评特朗普时期的“政治瘟疫”——执政者牢牢抓住权力不放，对外四面树敌、对内任性胡为——远比病理性疫情更令人担心；

谈人工智能，他希望人不要把自己主动找课题的能力和权利都放弃了，要能提出有价值、有突破性的问题供人工智能分析、处理。

2022年4月13日，在美国匹兹堡，许倬云通过录制视频接受了南风窗的邀访。屏幕那头，他穿着格子衬衫，套上一个羽绒夹克，打理得干净，整个人精气神很足。

尽历社会变迁，见识过人间百态，他难得地拥有了一种当代人罕有的跨文化与穿越时代的视角。我们所聊的话题涉及了知识与行动、现代与传统、科技与社会等。

令人意外的是，在采访结束的第二天，许倬云主动提出要对问题进行补充回答。那个勾起他谈兴的问题，也许击中了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他的中国情愫和一生经历。

他一口气又谈了近半个钟头，回顾自己横贯几个政权时期的经历，讲到抗战时期最穷苦的日子，母亲要替“外交机构”做点心招待外宾、补贴家用；哥哥从餐厅里的菜板上刮了油，带了辣子和盐，拌饭给他和弟弟吃。谈至动情，眼中泪光闪烁明灭。

远隔重洋，我们虽未能亲见，但那一刻，深情穿透屏幕，令见者动容。

“中国事是我的事，我认真得很！”访谈中，他对此着重强调了两遍，一字一顿，音调提高，神情认真。

这位历经世间百态的老人，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中国，也把他的中国融入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这个中国，都将如他钟情的江河，奔流万世，生生不息。

家与国

变动，是许倬云一生的主题。

他的童年时期，恰逢日本入侵，国家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战火、饥饿、恐惧等切身经验，深入骨血。

他回忆战乱之中的离乱岁月：逃亡途中，看见日本人扫射难民；有些人逃难路上，体力衰竭就倒毙途中，旁人走过都没余力埋葬；伤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没有药，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

“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快乐不起来。”许太太说，八十岁以后，他时常回顾逃亡的经历，一讲就忍不住哭。

他的父亲做过海军军官，一生骄傲的，是缴过德国人的两条军舰和俄国人的一条军舰，也陪孙中山巡视过江防。他的父亲提出在象山港建立海军基地的建议，后来也被孙中山写进了《建国大纲》。孙中山写过一条横幅送给他父亲。

饶是这种家庭出身，在战乱时期，也过得很困苦。

物资总是匮乏。采访中，他说：“除了外宾以外，没有人吃饱的。”家里的情形是，钱不够用，他常常在夜里听母亲计算————明天可以有几个钱用？数来数去，就几张钞票、几枚硬币，叫人发愁：明天一天的菜钱怎么办？

他回忆战乱之中的离乱岁月：逃亡途中，看见日本人扫射难民；有些人逃难路上，体力衰竭就倒毙途中，旁人走过都没余力埋葬；伤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没有药，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

苦、穷、累、怕，都经历过，知道是什么滋味，那是“生命不知何处，安顿不知何处”，但他始终“有股气撑着”，否则要做亡国奴了。

在他那一代人之前，一个中国人，或许知道宗族、知道村子、知道朝廷，但哪晓得国家是什么、民族是什么。只是当某一天，飞机、大炮突然呼啸而来，敌人以国家的面目迫近，危及生存，自己的国家才变得具象，感情也自然依附上去。

“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位的。”对于那时有过战乱经历的许倬云来说，一个很容易接受的道理是：国家和个人的生死利益系于一体，没有国家，个人何以保全？

钱穆在逃亡途中著《国史大纲》；余光中于台湾满怀热忱抒乡愁；黄仁宇在美国写回忆录《黄河青山》；或许进路不同，但那代人共享了同一种情感底色，对国家的深厚感情自然得“不容怀疑”。

后来他到了台湾，同样眼见国民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的台湾社会也刚经历过苦难，一片残破。在一穷二白三不济的情形下，克服困难，慢慢整顿到可以过日子，再到可以做一些建设，乃至收获一点百姓的满意。

因这种困苦经历生发出的感情，他对后来大陆所走过的路表达了理解，在采访中说：“我知道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来的。”

对于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活的，后人生在太平日子，生计和安全都不复成为问题，民族和国家在日常意识里便自然隐遁了。对儿子，他也自知“不能把自己所沉溺而他不了解的家国之思强加在他身上，每次面对他时，以他的处境为前提”。

但他的家国思考，没有停留在同理心式的豁达理解，走得很深。

人与群

关于人与群的关系，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比喻：

“人类是动物，是跟猴子一样的动物。很少有孤独的猴子，猴子是成群的。虽然猴群里面有被欺负的小猴子，但群猴在一起了，它的生存要靠猴群。聪明的猴子会利用小猴子，人基本就是动物，我们要理解这一点。”

进入人生后半程的许倬云，对于群体，仍保有深挚感情，但思考更为冷峻。

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许倬云的求学、教学、治学生涯，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度过，在那里，他广泛接触中外学人，交了不少各国朋友。其中，有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迫害的日本教授，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他们虽生在法西斯国家，但反对给世界招致灾难的国家主义。

与他们的交往，促成了许倬云思想的转变。50岁之后，他已反思到，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他依然反战，伤痛刻骨铭心，但他理解普通人的难。

时代会强人所难，群体也会迫人窒息，但人要始终记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采访中，他谈到的两句话，可看作人与群辩证关系的极好概括：

其一、“群体是生命之所在。”

其二、“你决定着群体给你的意义。”

我从群体中来，但我并非群体的附属物，非要有个健全的我，而后才能和群体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种意识渗透进许倬云的学术生命，立起了他关怀个体的原则。“写《万古江河》时，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只写老百姓。”

他走得很远，已经不拘束于一地一群，而是把自己置于广阔的天地人间，与万物生灵相联结。

许倬云曾为北岛的《青灯》写过一首诗，诗名就叫《读北岛〈青灯〉有感》，其中有诗句：

当满天光束纵横/投情梭，纺慧丝/编织大网，铺天盖地/将个人的遭遇，归于诗人青灯的回忆/将生民的悲剧，谱进不容成灰的青史/再撒上鲛人的泪滴/如万点露珠/遍缀网眼/珠珠明澈，回还映照/一见万，万藏一/无穷折射中/你我他/今昔与未来/不需分辨，都融入N维度的无限。

他的心境是：“拿自己作为起点，用佛家的因陀罗网——因陀罗网是无所不包的大网络——网络上每一个点都有一颗明珠，每颗明珠是完美的透光，完美的反照。所以，一颗珠子看见别颗珠子，从别颗珠子回头看见自己，珠珠相印，任何一颗珠子是反映全宇宙，你自己的心，如能去障去蔽，就能玲珑剔透，就能反映全世界的心。”

限制与超越

许倬云是双胞胎，孪生弟弟许翼云身体健全，而许倬云出生时手脚却是弯的，肌肉一直未能发达，需要借助拐杖和轮椅才能行动。

我从群体中来，但我并非群体的附属物，非要有个健全的我，而后才能和群体建立健康的关系。

这样的他，不像一般的天真孩子，“七岁时，就有悲苦之想”。但他没有陷溺于弱者的自怨自怜，反而在旁观者位置，获得了常人不具备的视角。

他还年幼时，家人常放他在走廊晒太阳。他坐竹凳上，一晒就是两三个钟头，等家人想起来了，他才被搬进房。

动弹不得，他也不无聊，只觉“有意思得很”。他看蚂蚁怎么搬家；想蚂蚁为什么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为什么日影今天照在树上，跟昨天不一样。

1957年，他去芝加哥大学念博士，从台湾到美国，坐56天货船，和船员一起过日子，他甘之如饴。读小说、晒太阳、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荧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

他喜读武侠，对金庸前后的武侠小说，如数家珍，相当熟悉；他的学养来源很杂，戏称自己练的是“百花错拳”；他还爱好昆曲，曾为白先勇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撰写序文《大梦何尝醒》。

他似乎有一项独特的天赋，当身体、环境或时代对他形成挤压时，他能自建宇宙、四散触角、找出新路，绝不把自己从世界中孤立，即使是庸常生活，也能品尝出真味和趣味。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流露出孩子般的状态，讲着讲着，会突然不由自主地笑起来，眼睛眯得弯弯的，皱纹也跟着笑，慈祥、亲切、憨态可掬，像个老小孩。

“full alert。”认真起来，他又会以劝告后辈的口吻说：“我盼望每个人，脑子永远保持激动。要常常好奇、常常反思、常常警觉、常常回顾、常常检讨。这样，日子才有意义。”

肉体的桎梏、伤痛于他不是限制，他的头脑、他的生命经验、他的人格精神，熔铸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许倬云的人格魅力。

而这种人格，在人间并不孤独——他遇到了太太孙曼丽，他们彼此吸引、靠近、结合，心心相惜，携手一生。

在《十三邀》里，孙曼丽如此描述他们的相伴：“他追求完美，不认为他身体的不完美影响到他人的完美，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我们两个上街买菜，都牵着手走路。”

而太太对他也是如此的重要，2021年9月7日，他与混沌学园对话时说：“我没认识曼丽以前，我不晓得天下还有更完全的路，等到看见曼丽了，我看见星星亮起来，看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天下，就觉得非她不可。这样一结合，就把两个天下满足了。”

普通人与大历史

许多老一辈读书人心中有天下。他们身上普遍汇集了三种特质：浓厚的家国情怀，大问题意识，以及启蒙济世的使命感。

学术与生命相互滋养，方能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鲁迅一生的骨头都是硬的；胡适一生致力于在中国提倡、普及德先生和赛先生；钱穆、吕思勉、范文澜耗费心血，以一己之力撰述中国通史；陈寅恪研究历史，关怀不在历史本身，而是与他本人的处境相映。

这种学人传统，延续到历史学家葛兆光这辈人身上。在接受《十三邀》访谈时，葛兆光也谈到这个问题。他更偏好研究大问题，书写大历史。而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或者出于反叛，或者出于兴趣，把目光放在了更细小、专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