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下的亚洲
作者: 雷墨
“亚洲存在吗?”
《经济学人》2008年的一篇文章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章自问自答地写道,“真的有‘亚洲’这么一个地方吗?如果你看看地图,当然有。但虽然它在那,定义却不同。”比如,与东亚、东南亚经济融合度高的大洋洲,事实上已被“纳入”亚洲版图;而诸多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西亚,很多国家都被划入到中东范畴。亚洲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需求”而定。
亚洲不仅存在,而且存在感越来越强,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但是如何定义亚洲,依然是个问题。如果只看地图,不可能搞懂何为亚洲。如果只听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人物的声音,亚洲几乎“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印太”。亚洲的定义成了“叙事”问题,这是理解变局下的亚洲微妙但关键的问题。时局剧变之下,应该对亚洲的角色有何期待,首先需要揭开“叙事”的表象,“还原”亚洲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英国经济学者比尔·艾默特,在其2009年出版的书中曾做过这样一个判断:亚洲正在经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具深度和广度的经济融合。他还认为,如果用广义的宗教信仰定义亚洲,那将是宽容而非某种教条。十多年来,亚洲经济融合一直在深化,这个地区也从未出现大规模动荡和对抗。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和安全两大主要问题上,亚洲不仅不是问题的主角,还是解决问题的参照和借鉴。
“叙事”之变
3月2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上演了一场微妙的“称呼之争”。当天下午在白宫举行的持续仅一刻钟的记者会上,拜登7次提到“印太”,全程没有提“亚太”或“亚洲”。李显龙则提了“亚太”7次,没有一次单独提及“印太”,而且还数次提到“亚洲”。亚洲或亚太早已广为人知,而“印太”则是美国正在刻意推销的“新品”。看似无关紧要的称呼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政治含义。
或许是意识到东南亚国家对“印太”的不热情,白宫在5月12日、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的新闻稿中,单独提及“印太”只有一次。不过,整个新闻稿通篇未使用“亚洲”或“亚太”这样的表述,仿佛这些已经成了拜登政策团队极力回避的敏感词。而且,拜登 5月20日至24日对亚洲的韩国和日本的访问,硬生生地营造出了“印太”概念大甩卖的效果。美国这种“造概念”的操弄,其影响不容忽视。
无论拜登政府如何裱糊印太概念的和平意愿,都无法遮盖其内核中包括军事维度在内的对抗色彩。
“称呼很关键”,美利坚大学政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敏锐地点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对亚洲称呼的变化,一直在反映国际趋势的变化。根据他的论述,“远东”带有明显的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亚洲”对应的是民族国家思潮;“亚太”体现了全球化大发展时期的经济合作思维;而“印太”背后的驱动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战略家们的意图。无论拜登政府如何裱糊印太概念的和平意愿,都无法遮盖其内核中包括军事维度在内的对抗色彩。
称呼之变的背后,是“叙事”逻辑的变化。换句话说,“亚洲故事”从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被讲成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而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国际地位的提升,始于经济上的崛起。在时间点上,与亚洲被“扩展”为亚太基本吻合。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运作方式,从部长级升级为元首级,正是在1993年美国作为东道主的西雅图会议上。自那以后,“亚太”就一直是国际政治中高频且主流的表述方式。
上述《经济学人》问及“亚洲是否存在”的文章发表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在国际经济上的地位更加凸显。文章的落脚点是:我们正在见证亚洲的“创建”,经济上的融合与相关制度建设是主要驱动力。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后来又改为“亚太再平衡”。尽管表述上依然是“亚太”,但在政策设计上已经带有明显的战略竞争色彩。从那时起,美国就在推动“亚洲故事”发生改变。
与APEC致力于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不同,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中的支柱之一、带有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事实上是企图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做有利于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切割和重塑。特朗普政府虽然退出了TPP,而且还把“亚太”改成了“印太”,但它却保留了战略竞争的内核。拜登政府没有重返TPP,但其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与特朗普的“复合体”,而且政策用力更猛。
“还原”亚洲
5月20日至24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剧情里满屏都是“印太”。不容忽视的是,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之后,“印太”在国际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还进入了不少国家的官方话语系统。不仅美国,亚洲的东盟、欧盟、法国、英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近年来都公布了带有“印太”字眼的官方文件或战略报告。不得不承认,这体现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优势。
但是,“亚洲故事”有其自身的内容和演进逻辑,话语上的表述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影响亚洲未来的关键因素。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亚洲经济上的融合,以及不断增强的内生发展动力。当初美国拥抱亚太概念,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那波浪潮已经在亚洲落地生根,塑造了目前亚洲的经济结构和运作模式。如今美国在话语和政策上,想把“亚洲故事”切换成竞争和对抗,正在被现实证明是一厢情愿。

数据不会说谎。今年2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经济融合2022》,从多个层面“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亚洲。这份报告的数据,是基于对亚洲开发银行成员中的4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岛国,但不包括美国、欧洲等域外成员)。根据这份报告,亚太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指数,在2006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6%。而且,即便是在新冠危机的冲击下,融合加深的趋势也没有逆转。
以贸易为例。亚太区域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57.7%增加到2020年的58.5%,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高。这个比例,仅次于欧盟的63.8%,远超北美地区的39.3%。在投资方面,2020年全球外来直接投资剧降34.7%,但亚太地区仅小幅下降1.3%。更加具有“亚洲”色彩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19年的内部投资额是1220亿美元,高于除欧盟以外的其他任何区域经济圈。
亚太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5.8%,增加到2020年的26.6%。不难看出,亚太经济的发展和融合,驱动力是在哪里。
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亚洲融合会看得更清晰。1990年,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北美,对外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比是24.8%,紧随其后的是欧盟(17.6%)。但在202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2.6%和10.7%。与之相比,亚太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5.8%,增加到2020年的26.6%。不难看出,亚太经济的发展和融合,驱动力是在哪里。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还显示,在价值链方面,尽管2020年亚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融合出现减弱,但是亚太区域内的价值链融合在新冠冲击下反而得到了强化。而且,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出现了质变。根据上述报告,2000年至2020年,中国对亚洲区域内价值链的贡献率,从29.4%增加到57.3%。而同期内,被美国印太战略寄予厚望的日本,从52.5%下降到24.7%。另一个极力拉拢的对象印度实现了倍增,但仅从4.3%增加至9.4%。
与中国在亚洲争夺经济影响力,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他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希望拉盟友与伙伴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达到弱化中国经济地位的目的。但是,包括盟友与伙伴在内的整个亚洲都在持续融合,而且这些“帮手”在亚洲经济中的影响力逐年降低,这样的“真实亚洲”,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行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
稳定之锚
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他强调,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总体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就了“亚洲奇迹”。“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们要继续把亚洲发展好、建设好,展现亚洲的韧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

“亚洲好世界才能好”,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GDP排名世界前十的国家,亚洲有四个(中国、日本、印度、韩国),GDP全球占比28.4%;欧洲有四个(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占比13.1%;美洲有两个(美国、加拿大),占比26.6%。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洲已确定无疑。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与美西方对抗的背景下,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之于世界的意义更显重大。
锚定融合,亚洲就能成为世界稳定之锚。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也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对于美国在亚洲挑起的战略竞争,中国有底气保持战略定力,亚洲也有理由看清,谁的政策路径更契合亚洲的趋势、更符合亚洲的利益。《经济学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你想了解亚洲对世界秩序变化的看法,想想李显龙说过的话。他说的话中,与拜登之间的称呼之争,已经说明了一切—亚洲需要的是求和平、谋发展的“亚太”,而不是搞竞争与对抗的“印太”。
锚定融合,亚洲就能成为世界稳定之锚。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也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
“如果数十年来最糟糕的中美关系都不能在亚洲推动脱钩,那什么可以?”《经济学人》上述文章,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中的“脱钩”前景,给出了悲观的结论。为何做不到?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经济的辐射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学者迈克尔·格林和麦艾文认为,在经济竞争上,华盛顿已经处于不利的境地。“美国已不可能再依靠其经济的体量、向心力或者活跃的私人投资,说服其他国家依照美国支持的规则和体系行事。”
印度学者迪帕克·纳亚尔曾在一篇关于亚洲崛起的文章中写道,1820年,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全球收入占比超过一半。“此后亚洲的衰落,归因于被纳入了殖民主义塑造、帝国主义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他认为,亚洲的崛起意味着世界经济权力平衡转移的开始,以及西方政治权力的部分削弱。“世界的未来,部分取决于亚洲如何利用机遇、应对挑战,部分取决于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困局节点如何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