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下的亚洲

“亚洲存在吗？”

《经济学人》2008年的一篇文章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章自问自答地写道，“真的有‘亚洲’这么一个地方吗？如果你看看地图，当然有。但虽然它在那，定义却不同。”比如，与东亚、东南亚经济融合度高的大洋洲，事实上已被“纳入”亚洲版图；而诸多联系不那么紧密的西亚，很多国家都被划入到中东范畴。亚洲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需求”而定。

亚洲不仅存在，而且存在感越来越强，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但是如何定义亚洲，依然是个问题。如果只看地图，不可能搞懂何为亚洲。如果只听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人物的声音，亚洲几乎“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印太”。亚洲的定义成了“叙事”问题，这是理解变局下的亚洲微妙但关键的问题。时局剧变之下，应该对亚洲的角色有何期待，首先需要揭开“叙事”的表象，“还原”亚洲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英国经济学者比尔·艾默特，在其2009年出版的书中曾做过这样一个判断：亚洲正在经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具深度和广度的经济融合。他还认为，如果用广义的宗教信仰定义亚洲，那将是宽容而非某种教条。十多年来，亚洲经济融合一直在深化，这个地区也从未出现大规模动荡和对抗。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和安全两大主要问题上，亚洲不仅不是问题的主角，还是解决问题的参照和借鉴。

“叙事”之变

3月2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上演了一场微妙的“称呼之争”。当天下午在白宫举行的持续仅一刻钟的记者会上，拜登7次提到“印太”，全程没有提“亚太”或“亚洲”。李显龙则提了“亚太”7次，没有一次单独提及“印太”，而且还数次提到“亚洲”。亚洲或亚太早已广为人知，而“印太”则是美国正在刻意推销的“新品”。看似无关紧要的称呼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政治含义。

或许是意识到东南亚国家对“印太”的不热情，白宫在5月12日、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的新闻稿中，单独提及“印太”只有一次。不过，整个新闻稿通篇未使用“亚洲”或“亚太”这样的表述，仿佛这些已经成了拜登政策团队极力回避的敏感词。而且，拜登 5月20日至24日对亚洲的韩国和日本的访问，硬生生地营造出了“印太”概念大甩卖的效果。美国这种“造概念”的操弄，其影响不容忽视。

无论拜登政府如何裱糊印太概念的和平意愿，都无法遮盖其内核中包括军事维度在内的对抗色彩。

“称呼很关键”，美利坚大学政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敏锐地点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对亚洲称呼的变化，一直在反映国际趋势的变化。根据他的论述，“远东”带有明显的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亚洲”对应的是民族国家思潮；“亚太”体现了全球化大发展时期的经济合作思维；而“印太”背后的驱动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战略家们的意图。无论拜登政府如何裱糊印太概念的和平意愿，都无法遮盖其内核中包括军事维度在内的对抗色彩。

称呼之变的背后，是“叙事”逻辑的变化。换句话说，“亚洲故事”从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被讲成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而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国际地位的提升，始于经济上的崛起。在时间点上，与亚洲被“扩展”为亚太基本吻合。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运作方式，从部长级升级为元首级，正是在1993年美国作为东道主的西雅图会议上。自那以后，“亚太”就一直是国际政治中高频且主流的表述方式。

上述《经济学人》问及“亚洲是否存在”的文章发表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在国际经济上的地位更加凸显。文章的落脚点是：我们正在见证亚洲的“创建”，经济上的融合与相关制度建设是主要驱动力。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后来又改为“亚太再平衡”。尽管表述上依然是“亚太”，但在政策设计上已经带有明显的战略竞争色彩。从那时起，美国就在推动“亚洲故事”发生改变。

与APEC致力于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不同，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中的支柱之一、带有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事实上是企图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做有利于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切割和重塑。特朗普政府虽然退出了TPP，而且还把“亚太”改成了“印太”，但它却保留了战略竞争的内核。拜登政府没有重返TPP，但其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与特朗普的“复合体”，而且政策用力更猛。

“还原”亚洲

5月20日至24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剧情里满屏都是“印太”。不容忽视的是，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之后，“印太”在国际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还进入了不少国家的官方话语系统。不仅美国，亚洲的东盟、欧盟、法国、英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近年来都公布了带有“印太”字眼的官方文件或战略报告。不得不承认，这体现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优势。

但是，“亚洲故事”有其自身的内容和演进逻辑，话语上的表述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影响亚洲未来的关键因素。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亚洲经济上的融合，以及不断增强的内生发展动力。当初美国拥抱亚太概念，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那波浪潮已经在亚洲落地生根，塑造了目前亚洲的经济结构和运作模式。如今美国在话语和政策上，想把“亚洲故事”切换成竞争和对抗，正在被现实证明是一厢情愿。

数据不会说谎。今年2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经济融合2022》，从多个层面“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亚洲。这份报告的数据，是基于对亚洲开发银行成员中的4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岛国，但不包括美国、欧洲等域外成员）。根据这份报告，亚太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指数，在2006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6%。而且，即便是在新冠危机的冲击下，融合加深的趋势也没有逆转。

以贸易为例。亚太区域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57.7%增加到2020年的58.5%，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高。这个比例，仅次于欧盟的63.8%，远超北美地区的39.3%。在投资方面，2020年全球外来直接投资剧降34.7%，但亚太地区仅小幅下降1.3%。更加具有“亚洲”色彩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19年的内部投资额是1220亿美元，高于除欧盟以外的其他任何区域经济圈。

亚太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5.8%，增加到2020年的26.6%。不难看出，亚太经济的发展和融合，驱动力是在哪里。

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亚洲融合会看得更清晰。1990年，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北美，对外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比是24.8%，紧随其后的是欧盟（17.6%）。但在202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12.6%和10.7%。与之相比，亚太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5.8%，增加到2020年的26.6%。不难看出，亚太经济的发展和融合，驱动力是在哪里。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还显示，在价值链方面，尽管2020年亚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融合出现减弱，但是亚太区域内的价值链融合在新冠冲击下反而得到了强化。而且，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出现了质变。根据上述报告，2000年至2020年，中国对亚洲区域内价值链的贡献率，从29.4%增加到57.3%。而同期内，被美国印太战略寄予厚望的日本，从52.5%下降到24.7%。另一个极力拉拢的对象印度实现了倍增，但仅从4.3%增加至9.4%。

与中国在亚洲争夺经济影响力，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他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希望拉盟友与伙伴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达到弱化中国经济地位的目的。但是，包括盟友与伙伴在内的整个亚洲都在持续融合，而且这些“帮手”在亚洲经济中的影响力逐年降低，这样的“真实亚洲”，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行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

稳定之锚

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他强调，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总体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就了“亚洲奇迹”。“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们要继续把亚洲发展好、建设好，展现亚洲的韧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

“亚洲好世界才能好”，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GDP排名世界前十的国家，亚洲有四个（中国、日本、印度、韩国），GDP全球占比28.4%；欧洲有四个（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占比13.1%；美洲有两个（美国、加拿大），占比26.6%。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洲已确定无疑。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与美西方对抗的背景下，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之于世界的意义更显重大。

锚定融合，亚洲就能成为世界稳定之锚。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也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对于美国在亚洲挑起的战略竞争，中国有底气保持战略定力，亚洲也有理由看清，谁的政策路径更契合亚洲的趋势、更符合亚洲的利益。《经济学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你想了解亚洲对世界秩序变化的看法，想想李显龙说过的话。他说的话中，与拜登之间的称呼之争，已经说明了一切—亚洲需要的是求和平、谋发展的“亚太”，而不是搞竞争与对抗的“印太”。

锚定融合，亚洲就能成为世界稳定之锚。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也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

“如果数十年来最糟糕的中美关系都不能在亚洲推动脱钩，那什么可以？”《经济学人》上述文章，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中的“脱钩”前景，给出了悲观的结论。为何做不到？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经济的辐射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学者迈克尔·格林和麦艾文认为，在经济竞争上，华盛顿已经处于不利的境地。“美国已不可能再依靠其经济的体量、向心力或者活跃的私人投资，说服其他国家依照美国支持的规则和体系行事。”

印度学者迪帕克·纳亚尔曾在一篇关于亚洲崛起的文章中写道，1820年，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全球收入占比超过一半。“此后亚洲的衰落，归因于被纳入了殖民主义塑造、帝国主义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他认为，亚洲的崛起意味着世界经济权力平衡转移的开始，以及西方政治权力的部分削弱。“世界的未来，部分取决于亚洲如何利用机遇、应对挑战，部分取决于世界经济和政治上的困局节点如何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