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站在十字路口

作为亚洲第三大的经济体，印度的亚洲战略，很大程度上能影响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尤其当前美国正在不断推进“印太战略”，试图重塑地区安全架构，印度则成为了美西方竞相拉拢的“香饽饽”。亚洲的命运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印度的战略选择同样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纵观印度独立以来对亚洲的政策，其实也是一波三折，而印度在亚洲地区格局中的作用更是历经起伏跌宕。

曾历经转折疏远亚洲

在印度独立前，泛亚洲主义同样在印度思想界生根发芽，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泰戈尔。泰戈尔就主张建立亚洲共同体，建立亚洲民众的联合体。尼赫鲁本人深受泛亚洲主义的思想影响，不仅将印度看作是亚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印度注定是亚洲的领袖，印度要积极支持亚洲国家追求独立和去殖民化。

正因为如此，甚至在印度建国前的1947年3月，尼赫鲁就在新德里召开了亚洲关系会议，尝试推动和促进亚洲国家的团结，会议还建立了亚洲关系组织（ARO），推选尼赫鲁担任主席。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尼赫鲁很快就确立了要寻求中印携手共同推动亚洲崛起的诉求。

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首次亚非会议，是在尼赫鲁的首倡下才召开的，没有美欧国家参与的大会，更是印度寻求在亚非新兴独立国家中扮演领袖者的又一次尝试。同样是在尼赫鲁的努力下，中国能够得以受邀参加会议。

彼时，印度扮演着亚非国家的领袖角色，以此姿态介入到亚洲地区的诸多热点议题，不论是朝鲜战争，还是东南亚多国的独立战争，都有印度积极参与其中调解斡旋的身影，而尼赫鲁本人更是在第三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

印度能够扮演这一角色，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大英帝国留下的丰厚遗产。在大英帝国退出南亚次大陆的时候，印度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都在亚洲国家中是遥遥领先的。再加上印度外交不明确选边站，成为了美苏都竞相拉拢的对象。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印度“不堪一击”以及寻求美苏大规模军援的做法，导致印度作为第三世界和亚洲“领袖”声望的彻底破产，而印度“不结盟”外交的虚伪性被彻底暴露出来，印度的地位也一落千丈。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印度外交“去亚洲化”的色彩不断增强，越来越退回到满足于只扮演南部亚洲（南亚）霸主的角色，对整个亚洲的事务失去了热情。

到尼赫鲁女儿英迪拉·甘地上台后，特别是1971年《印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印度不仅非正式地加入苏联阵营，在亚洲着重发展同苏联阵营国家的关系，例如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等国。更加上印度经济政策选择了“进口替代”的管制经济，同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也逐渐削弱。

回归亚洲“向东看”

1991年的苏联解体，印度失去了战略及经济上的靠山，遭遇了外交上的最大困难。不仅在国际上备受孤立，而且数十年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于大部分亚洲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更是迅速追赶上并超过印度。1991年的印度经济危机，刺激并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开放政策和外交“向东看”的进程。

1994年印度总理拉奥在新加坡的演讲，标志着印度“向东看”政策的启动。但是，囿于印度对越南1979年入侵柬埔寨的支持，以及印度承认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的历史记忆，东南亚国家并不喜欢印度的到来。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向东看”政策也主要是聚焦在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都被印度视为“亲美”政权，更加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基于伊斯兰教的团结并考虑到巴基斯坦因素，不热衷于印度加入东盟的整个制度框架内。

纵观印度独立以来对亚洲的政策，其实也是一波三折，而印度在亚洲地区格局中的作用更是历经起伏跌宕。

不过，在新加坡和日本的力推下，加上印度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让东盟国家也看到印度的战略价值。经过20多年的曲折发展，印度最终得以深度地融入亚太的发展进程之中。1996年印度加入东盟地区论坛， 2002年开始建立东盟-印度领导人峰会机制，2005年加入东亚峰会，2010年启动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建设，2012年印度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如今，印度已经是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机制中的主要成员。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也由1992年的20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800多亿美元。东盟已经成为印度第四大贸易伙伴，占印度贸易总量的10%以上，而印度也跃升为东盟的第七大贸易伙伴。

与此同时，印度与亚洲国家“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拓展。2003年时任印度外长亚斯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称印度的“向东看”政策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印度“向东看”政策的第一阶段是以东盟国家为中心，主要集中于贸易和投资往来。第二阶段扩大了交往的范围，以东盟为中心，从澳大利亚延伸到了整个东亚，与此同时从贸易关系转向更广泛的经济、安全、战略关系。可以说，印度既扩大了自己“向东看”视野，也扩大了在整个东亚的存在。

对美国的战略不信任

2014年5月，印度莫迪总理上台，将印度与东亚的关系提升到更高战略高度。为此，将印度的“向东看”政策提升为“东进”政策，明确聚焦在3C上，即商业（Commerce）、联通（Connectivity）与文化（Culture）。一方面是印度加入RCEP的谈判，试图进一步推进在经济上与东亚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挖掘印度与东亚国家的文化联系，毕竟东南亚很多国家历史上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以拓展印度的软实力，与此同时，加强印度东北部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促进印度东北部的经济发展。

不过，印度“东进”政策的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就经济的影响力而言，印度在东南亚根本无法与中日美韩相比。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量近年来长期徘徊在700亿-800亿美元左右。相反，中国与东盟已经达到3500亿美元，日本与东盟2400亿美元，美国与东盟2000亿美元，甚至韩国与东盟都高达1350亿美元。

不仅如此，莫迪政府上台后，为了扭转同东南亚国家贸易巨额逆差的状况，大搞“自力更生”政策并加征各种关税，最终印度还退出了RCEP的签署，导致印度未来的经济融入更可能受到影响。印度占东盟国家进出口市场的比重在近年来不升反降，出口由3.7%下降到3.5%，而进口则由2.4%下降到2.1%。

伴随而来的是，印度日益担忧亚洲将出现中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局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印度担忧美国可能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步退出亚洲，而日本、俄罗斯又都无力有效单独地制衡中国。对印度而言，推动多极化亚洲，避免出现中国主导亚洲情势已经成为印度外交战略的重要考量。与印度这一战略诉求不谋而合的是，美国对亚洲的战略也由“亚太再平衡”转向到了“印太战略”。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最初接受是很谨慎的。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印度时，称“与印度的防务合作是美国这一战略（亚太再平衡）的关键”。当时，这对于印度战略界而言，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既是“战略机遇”，也是“战略麻烦”。印度期待美国在亚太的权力平衡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美之间也同时在加深协调，一度传出中美可能构建两国集团（G2），印度担忧被美国推到遏制中国的“前线”。

印度对美国的战略不信任一直延续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重启了“四国安全对话”，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正式开启。为了防止被美国的“印太战略”拉上“遏制中国”的战车，在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中，印度总理莫迪明确表示要坚持战略自主性，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其所蕴含的战略意涵是，印度不会寻求具有加入或者参与“遏制”中国的同盟。

印度这种实用主义的“多向结盟”战略，正是莫迪外交的“精髓”，很考验印度外交的智慧和艺术。

同样是为了缓解东盟十国对于美日印澳重起炉灶的担忧，印度特意在2018年邀请东盟10国领导人作为主宾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典，并向东盟承诺，印度继续坚持地区架构要以“东盟为中心”。

2018年6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莫迪在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中，“特意”对印度的“印太战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强调“印太是一个自然区域……印度并不把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战略，也不认为它是一个由有限成员组成的集团，也不是一个试图占主导地位的集团。印度绝不认为它是针对任何国家的”。

站在十字路口

国际局势变幻莫测。特朗普政府开启对华贸易战之后，印度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新冠疫情的暴发，以及中印边境对峙事件的发生，推动印度的战略调整。突出表现是和美国走得更近，甚至要同美国及其盟友在印太战略下打造战略“准同盟”。然而，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印美的战略分歧立刻显露无疑。印度不仅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内涉及俄乌事件的投票中投弃权票，而且趁机加倍购买俄罗斯石油，更是重启卢比-卢布支付体系，意在绕过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美国及其盟友竞相施压印度改变立场，要印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但是考虑到印度的战略价值，拜登政府不得不“原谅”印度不配合对俄制裁的“忤逆”之举。美国设定下的长远期望是，只要假以时日，印度能够彻底摆脱对莫斯科的武器依赖，最终完全站在美国阵营。而印度的做法则是，让美欧能继续保持其对印度战略最终转向的美好期待，同时也继续坚持保持同俄罗斯、中国的战略接触。印度这种实用主义的“多向结盟”战略，正是莫迪外交的“精髓”，很考验印度外交的智慧和艺术。

美国执意推行印太战略，正在使亚洲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印度能否和美国保持距离，在新的历史关键节点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