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赶走了审美

小区草地上一排鸭脚木，又被砍得只剩下主干，没有叶子，连枝条也被砍光了。

夏天的早晨，吹着晨风和5岁的孩子一起往外走，孩子望着光溜溜的树干说了一句：“好丑啊。”

心中一震。

我也注意到了它们，但我一直在观察它们的位置遮挡了谁家的窗户。孩子眼中，没有功利现实，只有美与丑。

美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不需要认识这个对象，不需要了解它有什么用，以及与周围环境构成的利害关系，只需要凭借直觉去感知。

它不是逻辑的结果，不是思维的结果，不是一种科学判断。朱光潜先生认为，美就是意象。

意象不是外物本身，而是人对外物的心灵反应，是外物与心灵之间的瞬间契合。心灵是人类独有的，所以意象只有人类才能感知。

连5岁的孩子都能迅速地捕捉到美与丑，为什么在社会生活当中，美却总是稀缺呢？这一问不科学。科学认知、社会能力会随着年龄而增长，但心灵的能力却往往被那些增长了的东西所遮蔽。

美的对立面不是丑，而是遮蔽美的东西。

稻粱谋消解美

遮蔽美，指的是遮蔽人的审美能力。当一种外物出现在人的眼前的时候，遮蔽的力量把人引向认知、思维，而不是引向意象的生成。

我和孩子都很喜欢所有的生命，动物的、植物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鱼。

我们偶尔会去海洋动物世界，常常会去海鲜市场，看鱼。

我们还会在网上看一些赶海的视频。博主伸手在浑浊的水里、阴暗的石缝里到处摸，孩子会不由自主地把脸凑到电脑屏幕前面，一动不动地盯着。

抓起来一条斑马一样的石鲷，或是一条金色斑马似的三刀鱼，孩子会兴奋地赞叹：“好美呀！”

而博主则在解说“：大货”“一百多块钱一斤”“发财了”“煲汤特别鲜”。

那些漂亮的鱼被抓起来之后，被头朝下重重地扔到小桶里，到最后盘点“渔获”的时候，都已奄奄一息。孩子看了很不理解，他会问：为什么桶这么小，为什么桶里水这么少？

卖海鲜的和赶海的人们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生活。我想说的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用实用的眼光去看待外物，而不是用美的眼光，这是客观现实，有史以来便是如此，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当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也就会对美视而不见。“我们对于某种事物见的次数愈多，所见到的也就愈少。”农民们一直身处优美自然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感受过自然之美。

辛弃疾写道：“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便无梅。”柳宗元认为，“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他们用陶渊明、林逋、王羲之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不能获得一种超出常态的、超越实用的眼光，就不能发现各种外物的美。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不靳以其风日而为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态而为人赏，无能取者不知有尔”。外物之美，需要遇到有能力把握它的心灵才会朗然显现。

朱光潜论述得更加直接而辩证。“我们可以说，每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创造的。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情趣深浅成正比例，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诗人与常人的分别就在此。同是一个世界，对于诗人常呈现新鲜有趣的境界，对于凡人则永远是那么一个平凡乏味的混乱体。”

如果不能获得一种超出常态的、超越实用的眼光，就不能发现各种外物的美。正如王夫之所说，“天不靳以其风日而为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态而为人赏，无能取者不知有尔”。外物之美，需要遇到有能力把握它的心灵才会朗然显现。

按照他们几位的思想引申而去，一个社会，“诗人”越多，平均审美能力就越高。反之就会流于粗陋。

这里的“诗人”，指代一切本真、敏感的心灵，能够与外物之间进行直觉的、瞬间的契合而形成意象的人。

郑板桥以画竹闻名，他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艺术体验过程的论述：“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纸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第一阶段，眼中之竹，就是外物，是所有人可见的；第二阶段，胸中之竹，这是意象，只有有审美能力的心灵才能拥有；第三阶段，手中之竹，就是把意象加强、固化在纸上而成为艺术作品，这是艺术家的能力。

“诗人”与常人的分别，就是在第二阶段之前发生了分岔。诗人走向了胸中之竹，形成意象，感受到美；而常人走向了竹子的实用性，想到的是竹笋、篱笆、竹篮子。

引导人们走向实用的社会性因素，就是在日常里遮蔽美的因素，也就是美的对立面。

这个对立面不是丑，丑只是美的一种形态，如果我们给美打分，丑只是一种得分很低的美。美与丑一定是并存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丑，自然也就能够感知美。所以你读莫言小说，其中的生活、人物和场景，经常令人感觉十分丑陋，但这种丑陋被感知的过程，正是对美的直觉建构过程。

美的对立面，是遮蔽和遏制审美能力的因素。这种因素，王国维先生称之为“眩惑”。

清华大学教授叶朗在《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所谓“眩惑”，就是陷入实用利害关系的欲念之中。而美感，是超功利的。

我们前面所举的孩子与海鲜档主、视频博主看待鱼的不同角度，就是理解“眩惑”对美的遮蔽与消解的好例子。

禁锢遏制美

实用利害关系的欲念，也就是“眩惑”，并不值得批判。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这是人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一个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是艺术家，否则就没有饭可吃了。

社会审美水平高下，区别既在于“诗人心灵”的多寡，更在于常人靠近“诗人心灵”的程度。人们看见一个外物，既能辨识实用利害，又能捕捉到意象感受到美，这样的社会就含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审美气质。

前面已经说到，“诗人”心灵其实是一种从外物到意象的过程能力，它是直觉的，本真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这里的真理，不是本质、规律，不是“实事求是”的“是”，而是不加修饰的瞬间感受，就像孩子看到被砍秃的树、被抓住的鱼的那种反应。

社会审美水平高下，区别既在于“诗人心灵”的多寡，更在于常人靠近“诗人心灵”的程度。

什么东西会阻挡这种反应的呈现呢？“眩惑”，只是其中一种，是最普遍的、最自然的一种。也就是说，还有不普遍的、不自然的另一种。

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尽人皆知。所有夸赞皇帝衣服漂亮的人们，都被遮蔽了心灵能力，只有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心灵是本真的，是自然的，是完全属于审美的。

这种场景之下，被遮蔽的心灵能力，也同样可以解释为实用利害（不说假话会有麻烦），但显然并不是我们熟习的那种发乎人的功利性的普遍的欲念，而是来自强制力的禁锢。

审美能力既然是一种本真的心灵能力，那它就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不受干扰，至少要在某种审美空间里不受干扰。韩国总统尹锡悦宴请宋康昊等电影人，表达“给予支援，但不干涉”的原则，就是认可这一关系并在现实中兑现。

过去一段时间，电视剧《梦华录》很受欢迎，人们从中感受到宋朝社会的开放、繁荣、自由，更感受到了这个社会散发着的强烈审美气质。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市井社会，宋朝存在的“眩惑”肯定不会少于其它时代，为什么它的“眩惑”没有压倒审美？原因就在于它的自由开放。

日本历史学的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认为，宋以前的中国，是“贵族—半贵族”社会，宋以后的中国变成了平民社会。

宋朝通过科举制，消灭了贵族、士族，中央权力空前巩固，对权力易手不像前朝那样终日忧心，因此赋予社会以空前的自由，商业市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只要遵守基本规则都能获得宽容。皇帝治国理政能力不一，有宋仁宗那样的明君，也有宋徽宗那样的昏君，但是他们都有容人雅量，不像前面朝代那样绝对神圣不可侵犯。

宋徽宗出门看戏，台上演的就是批评他政策不好的剧情，说因为他的政策，“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而他“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秦桧走后门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状元，也有人编成一出戏公开演出，秦桧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人的本真表达不会被某种恐惧所压抑，对美丑的意见不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社会审美能力自然也就能够更大程度地遵循直觉。有宋一代，诗词达于极致，戏剧触手可及；花鸟画和书法臻于化境，连皇帝都是此中好手；更重要的是，民间百姓也对美有空前的感受能力以及趋向性。

这不只是宋朝的特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社会生活受到的禁制少，文艺就会繁荣，社会审美能力就会提高。

在中国，春秋战国，中央权力削弱，涌现了诸子百家。

魏晋时期，山林之中的放浪空间，造就了名士风流，书画方面，王羲之矫若惊龙，吴道子吴带当风。

初唐、中唐政治开明，李氏朝堂的异族血脉让他们对风俗持有开放态度，形成了盛唐风华。白居易写《长恨歌》讽刺唐玄宗，作为被讽刺对象的后代，唐宪宗读了，“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

在西方，古希腊民主自由，催生了一批先哲；罗马共和国的开放与自信，留下了灿烂雕塑；自由城市的崛起，孕育了文艺复兴。

反之，秦朝政法严苛，文艺上几无建树；欧洲中世纪宗教禁锢严厉，城市和社会的交流被摧毁，民间几无审美可言。

明朝，皇权转向严格的社会控制，朱元璋对贵族、官员、老百姓住房的规模与装饰，穿衣服的颜色和样式都做了无所不包的规定，每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外表就是什么样子，行为也必须是什么样子。他还规定，祖上是干什么的，后代就必须干什么，铁匠的后代就是铁匠，乐工的后代就是乐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表现在主流文化上，则是从朱元璋开始，科举采用八股文。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而且变本加厉，加入了残酷的文字狱。乾隆朝文字狱空前绝后，人们不敢随便读书写字，一不留心就会丢掉脑袋。借着编撰《四库全书》这一所谓文化盛事，乾隆搜罗民间书籍，但不合意，纵火焚之，并严谕民间不得私藏；皇帝还亲自组织人力，删改戏剧剧本，大部分剧目被禁演。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社会生活受到的禁制少，文艺就会繁荣，社会审美能力就会提高。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思想缺乏拓展空间，真性情在日常中无法表现，而且动辄得咎，后果严重，这就必然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人的本性被压抑，发乎本真的社会审美能力也就无从提振。相反，极其压抑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审美走向病态，“三寸金莲”这种摧残女性的极致丑恶的审美，就是其必然结果。

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京都学派学者都很崇尚宋朝，认为宋朝人的生活已经是中国的近代生活，离现代咫尺之遥。这种看法或待商榷，但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众先贤猛烈攻击的“国粹”“儒家道德”，大多是在明清造就，而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发现个人”的中国，与宋朝又多有相似。

道理和经验，中西都是相通的。欧洲17、18世纪君主专制时代，上层过分作威作福，人被衣帽鞋袜严密包裹，审美也走向病态。异曲同工，女性被物化，主流也以脚小为美。爱德华·傅克斯在《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一书中写道：“纤小的脚是美的，她的移动像跳舞，勉强能走路，根本不能迈出坚定有力的步子。”

美因禁锢而消灭。

腐恶扼杀美

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权力往往有一种在审美上“为民作主”的主动性，一种“致命的自负”。但事实上，审美是最发乎人的本性的心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是从属私域的活动—尽管它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审美的公共性，而这又导致权力的主导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