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重新启程
作者: 施晶晶
打开手机相册,徐长卿挑出7张照片,纪念他刚刚裸辞的、在民航的第一份工作。
第1张照片,是他已经注销的3张工作证件,那曾是他作为航空安全员上岗的凭证。
另外5张照片勾勒了一名标准民航空乘刻在肌肉里的工作记忆:
一次次天还没亮就整装待发赶早航班,日常拖着飞行箱等候在机坪道口赶早高峰,早已数不清次数的延误进场,一趟趟天快亮时伴着昏黄的灯光下夜班,还有他吃腻了的机组餐。
最后画面定格在他的在职时长:1860天—5年又34天。
徐长卿用这7张照片制成一个视频,来表达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感情,配乐的歌词唱道:其实我不洒脱只是装英雄,那么爱你怎可能一滴泪没有?
他用自己的声音录了2遍“走啦”作为画外音,第一遍听来洒脱,第二遍语带不舍。
6月10日,这是27岁的上海人徐长卿在海航Y8航的最后一天,他辞了职,为自己在这家航司的工作画上了句点。
疫情下,一批民航人和徐长卿一样,选择辞职、离开蓝天和民航,尤其是空姐、空少、空保(即航空安全员),这些原本光鲜体面欲争先的工作,如今却前所未有地有更多人从这座围城里出走。
出走,靠的不是勇气,是权衡、挣扎、取舍和规划,他们的故事也不止于:为何出走?更关乎:走了以后呢?
走了!走了!
徐长卿把3份证件执照交到人力部门手中,下一秒,他的民航人身份信息就要被注销。
“你确定吗?”对方问他。
问第一遍,他很肯定;问第二遍,他犹豫了;问第三遍,他沉默了。
这3份证件执照陪了他1860天,无论他飞到哪里,都要带着:那张安全员执照,他总是放在飞行箱的暗袋里;有了红色工牌,他得以进出航司大楼;每一次执飞,他都要刷那张空勤登机证。
注销,意味着他在这里5年的工作将不再有任何痕迹了。
“有没有可能我再坚持一下?”一个念头在他头脑里闪过,但下一秒,理智占了上风,他坚定了辞职的选择—“我确定。”
辞职,徐长卿想了很久,这个念头最早在2018年时闪现。
那时海航遇到了金融危机,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第一次意识到,对这份工作,除了一腔热情,别的他什么都没有。即便如此,他还是和海航一起坚持了下来。
但疫情剧烈冲击着民航,这里成了公认的“特困行业”,民航人的日子不好过。
空乘和飞行员的底薪很低,收入主要靠飞行小时费,民航局要求的每月飞行时长上限是110小时。
疫情前,徐长卿一个月能飞80~90个小时,到手的月收入稳过万,这比他在其他行业的很多同龄朋友都高。
但疫情期间,他一个月只能飞三四班、20多个小时,他的月收入腰斩到只剩五六千元;上海疫情封控的3个月里,他的月收入又降到了两千多。可2020年中,他才在上海换了房,背上了月供7000元的房贷。
两个声音拉扯着徐长卿:一个让他走,一个喊他留。
飞5年了,丢掉它实在可惜,这份工作,他已经熟能生巧,“哪怕给我一个徒弟,我都能带,就是闭着眼睛,我都能做完这一趟流程”。抛开这一切,他心有不甘。
他又是早几批招进公司的“元老”,好些一起执飞的乘务长,他看着晋升上来,彼此关系融洽、配合默契。离开舒适圈,他心有不舍。
比起当下收不抵支的现实,徐长卿在意的还有对自己的规划。
飞行是一碗青春饭,徐长卿没打算在天上飞到退休。疫情前,他借着飞航班的机会寻找开店创业的机会,用日夜飞行攒下的积蓄和朋友合资,想把新鲜吃食玩意儿搬到上海来。
但疫情打破了这个计划,他的积蓄被缩水的收入、房贷和生活费掏空了。
“你确定吗?”对方问他。问第一遍,他很肯定;问第二遍,他犹豫了;问第三遍,他沉默了。
徐长卿更意识到,疫情前自己的高收入起点或许遮蔽了行业的衰颓之势。
“10年里,很多行业工资都在慢慢地往上调,很多岗位能达到月入过万,但民航业的薪酬原地踏步,没有再上去。”他说。
当了12年空乘的现乘务长邹真真也认同了徐长卿的观感,她注意到自己的领导、国企里的中层,月工资也就2万多,“天花板就这么多”。
刚入行时,带她的“70后”老师告诉她,在其他行业月工资还是以“百”为单位的时候,她的老师已经跨入“几千”行列了,那时,成都的房价最高才每平方米1000多元。
在她看来,航司数量大爆发之后,空乘的红利期也过了,这个职业已经跌落神坛,变成一份要求高、又辛苦、且普通的服务行业。
细思量
对徐长卿,即便这份辛苦钱曾经挣得还算体面,但疫情结束遥遥无期,他等不起了。
封控期间,赋闲在家的2个月里,徐长卿过得窘迫。
物资最紧张的时候,家里只有一袋米,他托人买几包榨菜弄点鸡蛋就米饭吃,早上再把米饭加水煮成粥,后来又托人买了面,米面交替着吃。
和朋友聊天时,听到他们说收到公司送来的物资、接到慰问电话,徐长卿心里不是滋味,开始反思公司这两年的管理和员工关怀。
航班大量减少,工作和收入锐减的日子里,公司以增加绩效的名义,号召他们空乘参与地面工作。
徐长卿所在的航空安全员岗位上,公司让他们协助地面当保安;他有同事被派到行政岗位协助工作,做PPT、整理资料;他们还被要求背诵办公文件、讲话精神,休息时间打电话突击检查,检查不合格要扣工资。
徐长卿不理解,民航局规定飞行人员不得参与地面工作,为什么不让专业人干专业事?
他也看不出,参与行政事务、背诵官方文件对提升飞行业务能力有什么帮助,那些分外之事,为什么要和本就可怜的工资挂钩,甚至如果不参加、不合格就觉得你工作不积极,上升到思想作风有问题。
这让他心里不舒服、觉得不被尊重而寒心,他告诉南风窗:“我是喜欢飞行才进去的,但因为飞行之外的问题,导致我不喜欢干这个行业了。”
他想过跳槽,但因高成本打消了念头。他算过账,重新面试、培训,再试飞,前后大概需要20万元,至少要1年时间,他同样耗不起。
隔离在家的日子,徐长卿有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他意识到2年来,自己习以为常、被动忍受的事情有的“不对劲”“不正常”,他渴望得到理解和安抚:我们已经是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了,就不要再往脆弱的心上撒盐撒雪了。
曾有朋友问他:飞了这么多年去过哪些国家?当时,徐长卿有些尴尬地回答:“如果我说,我没有出过国门是不是会很丢人?”
从前,他总觉得蓝天无限辽阔,但真正飞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能飞的天空原来这么小。
他问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坑里面不动了吗?”
最后他决定:“我还是走吧。”
6月10日,上海解除封控后第10天,徐长卿拒绝挽留,办理了离职手续。
上交证件执照的时候,他获准带走证件的外壳,这是他仅有的两样实物念想,另一样是陪他漫天飞的飞行箱,他说把箱子放在了家中衣柜“一个很好的角落”。
走出办公楼,徐长卿如释重负,觉得“整个人都轻了好多”。他又想着,好多同事、领导临走之前是不是要再去见一面,却又担心影响他们工作。
更让徐长卿觉得遗憾的是,若是提前知道要离开,他一定会好好珍惜和享受在3月飞的最后一趟航班。关于那趟航班的记忆,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
徐长卿还是去看了看每次开航前会的地方,去了警具室,因为没有航班要飞,当时里头都没人,但平时,这里是他和同事彼此照面、打招呼的地方。
他走的这一天,这里没有人和他说“出发了”,也没有人听他说“我走了”。
徐长卿唯一有机会告别的是门口的光头保安,还没辞职的时候,大叔鼓励他继续干下去,担心疫情下他不好找工作;但听他说“辞职了”,这个大叔支持他“你走得对”。
“走了干啥去?”大叔问他。
“还没想好。”徐长卿答。
我怀念的
辞职出走,带不走的是工作执照,留得住的是回忆。
2021年9月,23岁的山东姑娘郑倩从柬埔寨的澜湄航空辞职,在这之前,她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因为航班大量停飞回国休假。
这些时刻让郑倩眼睛一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让他们离回家更近了一步”。
这是一个喜欢拍照、热衷记录的姑娘,离开之后,她也仔细梳理了在澜湄航空的痕迹。
培训期间,为适应全英文的外航工作环境,她在笔记本上,红蓝黑三色字迹写了厚厚满满一本英文笔记;第一次单独占号位、独立飞行那天,她专门拍了张纪念照,她尤其记得且感谢那位严格把关、抽查她100道题的教员;没回家在天上飞的除夕夜,她们机组都收到了两位台湾机长的过年红包。
严格来说,2019年入职的她,正式飞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但她和父母说了一百多次“落地啦”,收到了2封来自乘客的表扬信,还拿到了年度优秀员工。
2020年2月15日,郑倩还执飞了一次特殊任务。
当时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暴发了疫情,多国港口拒绝邮轮靠岸,船上乘客下不了船,在海上漂泊。困顿之时,柬埔寨开放了西哈努克港,澜湄航空公司负责从西港接送旅客前往中转机场,帮助千名旅客回家。
郑倩排上了航班,在前舱服务。
当时她只有口罩护目镜,没有防护服,面对游轮上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乘客,她比飞普通的国际航班更紧张,但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和同事还是上前去搀扶。
登机时,这些在海上游荡了2周的乘客,很多人都双手合十并弯腰对她们说“Thank You”;有的特意学了柬埔寨语中的谢谢,对她们说“噢棍噢棍”,有的甚至用更高级别、对长辈的敬语说“噢棍蹦”(谢谢您);有乘客眼泛泪花,激动地几乎要拥抱她们。
当飞机的滚轮最终落在金边的地面,他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下飞机时,又是一轮情真意切的致谢。
这些时刻让郑倩眼睛一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让他们离回家更近了一步”。
徐长卿的动情时刻源于一张纸条和一通电话。
一次跨年航班上,他旁边坐着个年轻女孩,下飞机前,女孩在他的座位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大家都辛苦了,每天飞来飞去的,祝你们全机组人员2栋2栋(2020)新年快乐,新年平安。
在民航语言习惯里,“0”念作“栋”,女孩用融入他们的方式献上了祝福。
“我们一直不被关注,突然有个人问候你会心头很暖。”徐长卿说,这张纸条他一直夹在本子里。
徐长卿还遇上一位下肢做了手术的乘客一蹦一跳地扶着上客梯车,他注意到了就下去背这位乘客上来。事后,公司接到了乘客的感谢电话。
徐长卿没有机会直接和对方沟通再言谢,但他很想让对方知道,这通感谢电话带给他的感动。
空乘和乘客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但唯有这些被看见、被认可的声音,让他们产生心与心的连接,在专业服务之外,多了一份基于善意的暖,让他们在日常机械重复工作中能上一上精神润滑油。
离开蓝天和民航之后,再登飞机,郑倩不再是空姐,而是乘客,但民航人的职业习惯形成的条件反射并没有很快消散。
要是前面有旅客堵着,她会不自觉地蹦出一句“先生您好,麻烦侧身让后边旅客过一下”,乘务员若是看到了会给她一个默契的眼神:“你也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