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售房业主权益保障的困境及其治理——基于冲突转化理论的案例分析

何李王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理论教研室主任、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总体来看，预售房业主维权的典型特征是：在侵害行为尚未发生或无法证实时，业主群体为及时止损而提前发起行动。孤立地看，业主这种维权逻辑显得很“荒诞”。但如果放在房地产市场的具体运行场景来思考，业主的担忧和行为就不难理解：房产交易属于大宗交易，相当数量的业主倾其所有方能“住有所居”，这决定了他们对房屋质量的高度关注。然而，开发商亦有难言之隐，受政府“限价”和融资成本提高的双重影响，压缩房地产开发成本、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是应对同业竞争的不二选择。而地方各级政府作为土地财政的受益者，某种程度上对开发商的“擦边球”行为的规范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与此同时，还要守护其政治使命，为社会提供发展、秩序与福利等公共服务，回应维权群体的合理诉求。因此，矛盾之处就在于此：业主、开发商和地方各级政府三类主要行动者均有着自洽的处事逻辑。运用冲突转化理论进行观察，能够发现在四个层次上，预售房业主维权冲突的转化条件往往都有欠缺。不过，这也为冲突治理提供了思路。冲突转化的根本目标并不局限于化解冲突，而在于借助冲突这一契机实现正面的积极效果，具体可从以下方面采取行动。

一、纵向不同层次城市政府间确权。政府是不可或缺的行动者。对于房地产市场乱象，各级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然而，其在如何行动上又往往陷入“死结”。这一“死结”的根源在于城市内各级政府的职责同构。似乎每级政府都对房地产市场负有监管职责，但是一旦出了事情，基层政府却无权处置，往往把问题往上推；高层级政府却依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又将事项层层下压。可见，城市各级政府明确职权分工才是实现行动者转化的关键。针对房地产相关权益争端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建议由城市政府承担起主要职责。具体而言，可在市级层面成立一个专门处理业主维权及其衍生事务的常设议事协调机构，既能综合协调住建、市场监督、规划等部门，又能系统、及时地回应城市居民诉求。而市辖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则转而重点负责信息收集工作，不再直接承担纠纷的处理事宜。以上举措不但能提升城市冲突转化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基层减负。

二、要促进基层自治力量发展。目前，有的地方政府对业主维权往往持有一种提防的态度，担心影响城市秩序。但是，如果继续延续政府救济的方式，市场主体侵害业主权益的行为可能会愈演愈烈。当前，在各大中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高，部分地方政府的长期控制思维是重要原因之一。城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业主委员会发展，并给予指导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规范业主维权方式，改变其力量态势，从而实现方式转化和结构转化。

Z世代大学生多重矛盾性社会心态解析

黎娟娟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黎文华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7月刊

家庭作为个人社会化的第一场域，是个体学习处理社会关系的第一课堂。家庭规模的变化使大学生日益自我化。自1979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随后中国独生子女数量逐年上升，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有学者通过测算估计，1986—1990年出生的城镇孩子的独生子女比例达到70%左右，农村孩子的独生子女比例达到30%左右。由于Z世代大学生多为95后，可以推算，独生子女比例总体（包括城乡）远高于30%。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家庭对孩子的珍视程度不断提升，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使得孩子在家庭中日益处于中心地位。家庭结构的简化、家长角色的变化、教育环境的变化等社会化环境的变化，使得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偏重依赖性而忽视独立性，给独生子女的社会化带来一定的影响。Z世代大学生中有相当比例的独生子女，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更关注自己的需求，出现严重依赖父母长辈、缺乏合作精神等问题。

家庭抚养模式的变化使大学生人际交往场景单一化。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家庭流动性（如父母工作的变动导致抚育地点的变化，父母进城务工带来的留守家庭增多等）增加，打破了旧有的几代人同住大家庭共同抚养、单位大院共同照护式的抚养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的抚养模式开始流行。抚养模式的变化，使得抚育主体日益单一化，抚育场景更加局限于核心家庭和学校，加之在家庭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孩子接受的“社会化熏陶”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个人情感寄托的窄化，导致了其人际交往场景的单一化。

高校专业设置的文科化带来大学生的浪漫化。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大量文科专业开始设置，文科生的比例大幅增加，这也对大学生的心态产生影响。研究显示，专业教育对于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存在显著影响，理工科专业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为保守主义、建制主义和政治规避，而文科类专业教育的影响则集中体现为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感性驱动。文科类专业大学生的大量增加，增加了大学生的浪漫化，对于现实的认知出现不足，当面临现实问题时更容易出现各类矛盾心态。

碳中和：中国能走多快？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廖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素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公众号

从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来看，全球变暖趋势仍在加速持续。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过去五年（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1960—2019年，全球山地冰川整体处于消融退缩状态，长江源区小冬克玛底冰川呈加速消融趋势。到21世纪中叶全球实现CO2净零排放的呼声日益强烈。碳中和要求人为活动所必需的CO2排放，通过森林碳汇和其他人工技术或工程手段加以捕集利用或封存，使排放到大气中的CO2净增量为零。

展望未来碳排放格局，人口变化是一个重要变量，伴随人口数量增长的是粮食、能源、交通、供水、住宅、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需求的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间方案），美国人口将从2020年的3.3亿增加到21世纪末的4.4亿，但由于其先进高效的低碳体系，人口增加与碳排放将加速脱钩；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人口规模稳中趋降，2030年前会达到峰值，按照1.85的中等生育率假设预测，到21世纪末人口规模将减至10.6亿，与现在相比将减少接近4亿。但目前中国实际生育率只有1.05，未来基于人口数量增加的碳排放需求有快速下降的可能。因此，中国不是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挑战，且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创新引领效应，成为未来低碳化进程的动力。

相对而言，印度人口将从2020年的13.8亿增加到21世纪中叶的16.5亿，非洲人口将从2020年的13.4亿增加到21世纪末的42.8亿，人口将分别净增加2.7亿、29.4亿。即使未来印度和非洲人均碳排放水平保持不变，32.1亿左右新增人口所带来的碳排放量也会引发不可估量的气候变化风险。因此，世界上控制温室气体增量的重点是印度和非洲等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只有印度和非洲的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2℃温升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也正因如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低碳化进程中应当有所引领、有所贡献，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低碳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