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二世，带走一个时代

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2天前，依然履行立宪君主的职责，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确认了保守党新任党魁特拉斯为新一任英国首相。

在伊丽莎白二世任内的15名首相中，第一位首相丘吉尔生于1874年，最后一任首相特拉斯生于1975年，前后跨越了几乎一个世纪。可以说，英女王在位整整70年，见证了英国民选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变迁，目睹了二战战后英国国势的起起落落，是英国乃至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见证者。

登基之初，她的第一任首相丘吉尔头顶还有个“帝国首相”的光环；曾几何时，全球范围内有33种货币以她的半身像为标志；到了她称王70年时，依然有15个国家把英女王视为它们的国家元首；在她去世前，70岁以下的英国人还没经历过其他国王在位的日子。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规模已经超越丘吉尔在1965年的国葬规模：丘吉尔去世后，棺木给公众吊唁的时长有3天，而伊丽莎白二世比丘吉尔多1天；参与丘吉尔葬礼的外国政府领导人有16个，而英女王的葬礼则迎来了90个。英女王葬礼所动用的一万名警察和安保人员，规模空前，是二战后英国安保成本最高的公众活动。

失去世界霸主地位后，地处欧洲边缘的英国能吸引如此巨大的注意力，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功不可没。哀荣备至的葬礼背后，是世人与英女王代表的一个时代告别。

服务到生命终点

时间回到1947年，此时的伊丽莎白公主年方21，她的声音和影像首次通过影片向英国公众传达。在人生第一次视频演讲中，伊丽莎白这样说道：“我的一生，不论长短，都将致力于为你们服务。”5年后，这位被定为王储的长公主成为了英国的一国之君。

当彩色电影胶卷首次记录下这位英国君主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托着王权宝球、头顶王冠的时候，5年前的承诺也更显沉重。完成了古老的仪式，苗条的身躯背上传承了八个世纪的法器，相当于自己跟上帝定下了一种神圣的契约。特别是当肯特伯雷大主教把一枚传承自文艺复兴年代的“英格兰戒指”戴到伊丽莎白手上的时候，君主就象征着“嫁给了”英国。这一刻起，伊丽莎白二世剩下的人生道路就锁定了，她必须把君王职责扛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除了是英国国家元首之外，英女王还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因此英女王把君王职责视为高于普通职业的神圣契约，不存在普通职业中的“退休”问题，否则英国君主的身价也会随之贬值。而这也反衬出英国与世界上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不同。

与英国一海之隔的荷兰也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然而只有大概200年历史的奥兰治王朝，毕竟没有英国承自古代的君主传统，王室的历史包袱也轻。在20世纪，荷兰的连续三任君主—威廉明娜女王、尤里安娜女王和贝娅特丽克丝女王，都因为年事渐高而宣告逊位。

在近20年里，随着伊丽莎白二世的年纪越来越大，英国国内舆论引用其他欧洲王室的逊位事件，让英女王逊位的呼声也时有所闻。但在伊丽莎白二世生前为其撰写了最后一本传记的作者马修·丹尼森，于书中透露说，英女王在生前主动逊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女王患上老年痴呆症或者突然中风了”。

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把丈夫在56岁的年纪过早离世，归咎于其兄爱德华的“不负责任行为”，从此两个家庭的关系急转直下，也加深了英女王对逊位这个概念的反感。

除了伊丽莎白的伯伯爱德华八世之外，英国基本没有君主生前主动逊位的先例。所谓“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实际是因为同情纳粹，并且为了迎娶勾结纳粹的美国离异女人辛普森夫人，被迫在1936年放弃君主职责，把王位传给了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

在伊丽莎白看来，伯伯此举让原本没有准备成为国王、并且患有严重口吃病的父亲身心疲倦，特别是在二战时期更加面临巨大的压力。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把丈夫在56岁的年纪过早离世，归咎于其兄爱德华的“不负责任行为”，从此两个家庭的关系急转直下，也加深了英女王对逊位这个概念的反感。

曾为英女王担任侍女的帕米拉·希克斯向英国《Express》透露，伊丽莎白二世私底下曾认为荷兰王室的逊位行为非常“恶心”，是“对上帝不敬”的行为。

维持英国退场中的体面

英女王对“职责”这一概念的忠诚，除了受伯伯逊位影响之外，也有经历二战的那一代人的生活印记。

面对英国生死存亡关头，首相丘吉尔号召捍卫英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英国举国“守土有责”“各司其职”的观念在王室层面也得到体现。身为国王的乔治六世留守伦敦白金汉宫，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两个公主则被送往远离首都的温莎城堡。与口吃而且性格内向的国王相反，两位年轻的公主通过广播向全国妇女和儿童喊话，在战争中发挥鼓舞士气的作用。在战争后期，伊丽莎白加入辅助领土服务机构（ATS）担任副官。军中编号为230873的伊丽莎白学会了维修吉普车和驾驶货车，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穿上军装的王室女性，可算是一位二战老兵。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开篇名言“战争中，决心；失败中，不屈”，为战争时代的英国社会总结出一种平时少见的美德。上至英国国王和丘吉尔首相，下至平民百姓，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咬紧牙关”精神，帮助塑造了日后英国女王的形象。“咬紧牙关”精神体现为：这一代英国人不轻易流露哀伤和软弱，在境遇出现巨大变故时不会表现出惊慌和失去分寸，而是保持体面和尊严。

二战结束后，随着殖民地相继独立，英帝国开始走向衰亡瓦解，英女王希望英国在退出世界霸主地位的过程中，保持体面和平稳。而伊丽莎白二世自身也是英国在走下坡路的进程中，彰显体面、平稳的鲜活形象。从以硬实力为后盾、靠殖民体系维持的帝国，转化为松散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英联邦，英国推动与前殖民地的关系发生变化，英女王发挥了特殊作用。她在英联邦身上甚至比民选政客更加下功夫。毕竟，伊丽莎白二世作为立宪君主，不过问日常具体政治，其影响力在文化交流和体育竞技等软实力领域得到体现，而这些也是英国和前殖民地继续保持纽带关系的一种方式。

在正式加冕后，伊丽莎白二世和丈夫菲利普亲王踏上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程，并在南半球的这两个国家逗留了58天。作为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踏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土地的在任英国君主，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伉俪在抵达悉尼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0万市民（当时的悉尼总人口只有186.3万）现场围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的文献，用“女王让整个澳大利亚都停摆了”来形容当时的场面盛大。在70年在位时间里，伊丽莎白二世共16次访问澳大利亚、22次访问加拿大、10次访问新西兰，除了喀麦隆之外，基本上所有的英联邦国家她都踏足过。

在70年在位时间里，伊丽莎白二世共16次访问澳大利亚、22次访问加拿大、10次访问新西兰，除了喀麦隆之外，基本上所有的英联邦国家她都踏足过。

平心而论，好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常年欢迎英女王到访的英联邦国家，与其说是支持君主制，不如说是被英女王的个人魅力折服。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马用“深刻的自制能力和精美帽子下让人颇感宽慰的关爱意识”，来形容英女王身上散发的性格特质。在1999年澳大利亚举行的“是否改制为共和国”的公投中，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在英女王在位时期就谋求改制为共和国。当年共和派在公投中落败，除了因为在产生共和制元首的方式上出现分歧之外，如何让一个有党派倾向的民选国家元首好像英女王那样，不介入现实政治，避免导致社会撕裂，并且在危机时刻为大部分国民提供慰藉和心理按摩，也是一道难题。

在女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星期，澳大利亚的共和派活动家们一边发吊唁信，一边着手再次启动新一轮的共和制公投。目前分别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和新西兰总理的阿尔巴尼斯和阿德恩，在各自国内都属于温和左翼，自称是共和派，并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国家“在有生之年变成共和国”。

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党籍总理，应该不会把推进共和制视为当下任期的优先事务，而是留到成功连任后才慢慢着手。毕竟，人们对英女王的温存好感在短期内依然没散去。随着伊丽莎白二世那张优雅从容的面孔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褪去，要废除英国君主担任他们国家元首的地位，时间和势头都在共和派这一边。

大众传媒操盘手

英女王登基后，英国社会开始从战后物资紧缺的灰暗时期慢慢恢复元气，英国人从战时的求生开始转向求富足。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之初，丘吉尔欢呼“英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伊丽莎白时代”。在丘吉尔的理想中，这个“新的伊丽莎白时代”是战后和平条件下文化重新繁荣兴盛的年代，是英国国势重新往上攀升的年代。

不幸的是，丘吉尔是活在帝国时代的人，他在晚年的目光并没看准“新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前进方向何在。的确，英国文化在战后迎来了新的活力和展示平台，然而这些机遇和活力，借助的是从美国传来的新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电视、流行音乐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从美国进入古老的英伦岛国，并在这个保守的国度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后不久，英国王室便意识到电视广播这种大众传媒的巨大威力。在1957年圣诞节，女王首次对全国发表电视演讲，从此这个传统便延续下来，成为英国人圣诞假期的一个固有环节。

长期在报纸和电视乃至之后的互联网中高强度曝光，英女王被认为是当今出镜率最高的一位女性。借助现代通信手段，她的衣着打扮，她的一颦一笑和各种细节，都被捕捉下来，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在新冠疫情期间，英女王甚至还用上Zoom视频会议技术，全程录制她与英联邦各地的运动员和文化精英互动的聊天画面。直到英女王的生命倒数阶段，她手背上的黑色斑纹也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公众视野下的存在感依然强烈。

英国左翼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被发明的传统》中认为，一些世人认为非常古老而且悠久的传统，其实是经过新技术的包装得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引起了人们对背后这些权力机构的尊重，从而获得新的活力。在善用大众传媒方面，伊丽莎白二世时期的英国王室可以说是老手。即使是美国总统，也很难像英国王室一样，既呈现出这般奢华和吉庆的公众社会活动，又在过程中少制造政党间的裂痕。

在高清摄像机的镜头前，雍容华贵的英女王以字正腔圆的王室口音朗诵议会年度法案计划，没有实权的君主成为了实权政府施展政务的最佳发言人。

每一年英国女王主持国会开幕的仪式，古朴味道十足，同样在大众传媒的镜头下得到广泛传播。伊丽莎白二世头戴王冠，坐在金碧辉煌的马车中，在御林军的护送下进入国会大楼，在上议院议长接待下披上长袍，再在侍女、门童、枢密院成员和掌玺大臣等人的簇拥下，登上哥特风格的宝座发表开幕演讲。这个仪式貌似传统味道十足，仿佛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实际上是20世纪才加以发扬的公关表演杰作。

在18世纪君主立宪制开始出现雏形后，英国君主失去实权，对国会开幕仪式兴趣寥寥。在维多利亚时代，守寡的维多利亚女王疏于参与朝政事务，长期沉浸在丧夫的悲痛中，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参加国会开幕的次数只有1次。在电视直播技术出现后，英国王室发现这种一年一度的国会开幕式是彰显英女王作为英国议会制度不可或缺环节的契机。在高清摄像机的镜头前，雍容华贵的英女王以字正腔圆的王室口音朗诵议会年度法案计划，没有实权的君主成为了实权政府施展政务的最佳发言人。

与时代同行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奇认为，伊丽莎白二世生性保守，更愿意墨守成规。她之所以能够驾驭大众传媒，让王室这个一度神秘的古老机构在数次媒介更新换代后依然能刷出存在感，背后的一大推手是丈夫菲利普亲王。